2026剛開年，人民日報再次點名張藝謀，釋放2大信號，鞏俐沒說錯

中國電影走到120周年節點，張藝謀在《人民日報》署名發聲，把“扎根現實、培養新人”點名為未來方向。

在這篇署名文章里，他直接寫到：“真正有生命力的創作，得扎在現實土壤里，跟老百姓同呼吸共命運。”這句話被《人民日報》單獨拎出來做重點推薦，在120周年這個時間點出現，本身就是一種鮮明態度：拍給幾億觀眾看的電影，不能只在棚里“造夢”，必須和真實生活對上號。

這種想法并非寫在紙上的口號，而是他幾十年拍片方式的常態選擇。《秋菊打官司》開機前，他把劇組往陜西農村一扔，提前扎進去兩個月，和村民一起下地干活、做飯、閑聊，每天碰到的至少是“幾十個人、上百句”真實對話，拍的時候大段場景采用“偷拍式攝影”，連機位都盡量藏起來，讓上百名群眾完全按自己的節奏走動。

鏡頭里的秋菊，是一個為了“說法”死磕到底的普通農村婦女，衣服褪色、手上起繭，這些細節不是服化道堆出來的，而是借生活原樣照進來。電影上映后，當年拿下威尼斯金獅獎、豆瓣至今評分仍在8分以上，和這份“像真的一樣”的質感脫不開關系，也印證了他在文章里強調的“現實土壤”，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以數得出的準備時間、調研次數和拍攝方式。

類似的較真，在《堅如磐石》里又被他推到了更極端的程度。片中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廚房場景，為了讓觀眾相信這是“真有人常年住的地方”，道具組準備了二三十條抹布、幾十個舊碗反復挑選，連墻上磚縫的污漬都按照“用十幾年”的邏輯做舊。張藝謀在片場要求，很明確的一句：讓人一眼覺得“不像拍電影”，這一條標準對上，鏡頭才算過。影片里抬尸袋的鏡頭，他堅持用真人躺進去實拍，而不是找道具假人湊合，連演了幾千個角色的陳道明都說，這是自己幾十年影視生涯中“第一次體驗到這種程度的較真”。

到《第二十條》，他又把嚴肅的法治題材拍成帶笑點的故事。影片上映后，春節檔期內單日票房多次突破1億元，累計票房最終超過20億，很多觀眾出來說的第一感受不是“說教”，而是“好笑、好哭，又能懂點法律事”。張藝謀在創作時壓著“說教感”的比例，不讓情緒沾上哪怕一分居高臨下，搞成課堂講義，而是把一個個典型案例拆進家庭、學校、社區這些具體場景，用一連串接地氣的細節，換取觀眾對“公平正義”四個字的切身感受。

他對“真實感”的堅持，并不只是一兩部作品的偶然發揮，而是貫穿數十年的工作規律。早年拍《紅高粱》《活著》時，劇本往往會被他拉著主創一起改上十幾輪，每一稿都會加上新紀錄的修改頁數，有時候一場戲的對白從二十多句刪到十句以內，只留下最有信息量的部分。他習慣在拍攝期間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一天看上百條素材，對比不同機位、不同焦段下的表演細微差別，寧可多拍上十幾條，也不愿讓情緒“差一格”。

他在電影學院讀書時就被同學形容為“工作狂”，那個時候拍一條練習片，可能只有三天機位、幾百米膠片，他也要把分鏡頭畫滿幾十頁，把有限的資源掰成幾十個段落嘗試不同調度。幾十年后，在數字時代有了幾乎“無上限”的素材容量，他反而更嚴格減法，要求每個鏡頭都說得出“為什么存在”，這種審片方式在團隊內部成了共識，年輕人經常被他問倒，只能回去再改。

張藝謀身上的“使命感”，鞏俐很早就說過一句評價：“他不是簡單的導演，是一個有使命感的藝術家。”這句話出現在兩人合作《歸來》之后的一次采訪里，當時她提到，從《紅高粱》到《秋菊打官司》《活著》再到《歸來》，跨度接近30年，合起來的總票房、獲獎數量數不過來，但真正讓他放不下的是“拍得對不對得起這個時代”。如今回頭看，《人民日報》在中國電影120周年節點讓他寫署名文章，也算是對那句“使命感”最直接的注腳。

這種“使命感”不止體現在作品，還體現在他對行業“后浪”的態度上。在那篇署名文章末尾，他寫得很直白：“中國電影的未來，不靠我們這些老導演，得靠年輕的導演、演員，還有那些幕后的編導攝美錄服化道們。”這并非客套。他的長期合作團隊里，30歲出頭的主創比例遠高于一般商業片劇組，燈光、攝影副手里大量是“90后”，很多人從助理開始跟組，一部戲磨下來，手上能實操的場次從個位數漲到幾十場。

大型演出領域也是如此。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2022年冬奧會開閉幕式之間，跨度整整14年，參與這兩個項目的團隊成員超過幾千人，其中不少人在第二次參與時已經從普通執行上升到總監級別。張藝謀在完成“雙奧”任務后，還去湖南大學開設“大型演出活動”方向的博士生課程，持續幾年帶學生深入實操項目，讓課堂不只停留在書本概念，而是直接參與數萬人現場演出的籌備、執行和復盤。

現在國內大型演出、文旅項目里，頻繁能看到“曾參與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冬奧會開幕式團隊核心成員”這樣的簡歷說明，背后實際上是幾十個小組、上百人從當年的執行隊伍成長起來，再分散到不同城市、不同領域繼續做項目。第十五屆全運會的開閉幕式，就有一大批曾在“雙奧”項目中被鍛煉出的年輕人挑大梁，從總導演助理、美術總監到燈光、音響負責，很多人接手項目時都不過三十多歲。

為了給影視創作提供更穩定的基礎設施，張藝謀近些年還參與建設陜西影像基地，項目整體投資規模在數十億元量級，規劃面積達上千畝，集攝影棚、后期制作、培訓基地于一體。對很多非一線城市出身的年輕電影人來說，這樣的基地意味著不用全部往北京、上海擠，在西部同樣能找到專業設備和系統訓練的機會。產業層面的“鋪路”，和他在片場“手把手教”的方式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更長鏈條的扶持系統。

他也主動為青年導演項目站臺，比如參與“青蔥計劃”等扶持項目的評審和指導，在公開場合多次強調“第一部電影的安全感”有多重要。擔任新導演處女作的監制時，他往往會深度介入劇本打磨階段，要求把前期準備時間拉長到一年甚至更久，讓新人可以在沒有拍攝壓力的情況下反復推敲邏輯、人物動機和節奏設計。相比起他自己年輕時一部片子只有幾個月籌備的窘境，這種“補前期”的做法本身就替后輩多擋了一層風險。

外界習慣用“國師”來形容張藝謀，原因之一是他頻頻擔綱國家級大型活動的總導演，另一個原因則是他作品里始終帶著鮮明的“時代紋理”。從《紅高粱》里的土地氣息，到《活著》對普通人命運的長線觀察，再到《滿江紅》《堅如磐石》里對當代社會情緒的捕捉，他幾乎每隔幾年就會交出一部話題度和票房兼具的作品。有數據統計，他執導或參與的重要影片里，總票房累計已經跨過百億級門檻，而在全球影壇拿下的A級電影節獎項和提名更是數十項。

但在他自己看來，這些亮眼數字遠不如“觀眾認不認”重要。《十三邀》2018年那期對談里，他提到自己最怕的是“和觀眾脫節”，用的是一個很窄的時間刻度：如果三五年不拍，創作就會明顯慢半拍。當時他已經年過六十，卻仍然保持著幾乎每一兩年推出一部新片、隔幾年策劃一次大型演出的節奏，這種高頻率工作對于任何一個創作者而言，都是壓力巨大、體力消耗極高的狀態。

從創作視角看，《人民日報》在中國電影120周年這一年邀請他寫署名文章，不只是褒獎過去的成績，更像是在用一個“活樣本”告訴同行：把鏡頭伸進現實生活、把資源向年輕人傾斜，是可以被驗證、被統計、被復制的路徑。作品有口碑、行業有后繼，才是讓票房數字持續增長、觀影人次穩住甚至擴大的根基。

對觀眾來說，也許更值得思考的是：在今天這個內容極度擁擠、流量輪換速度極快的環境里，你更愿意為怎樣的電影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