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稅全球博弈升級，誰能真正逼蘋果低頭？

就在年前，蘋果選擇了又一次上訴。

據《衛報》2025 年 12 月底報道，蘋果公司已向英國法院提出上訴，尋求推翻一項涉及 15 億英鎊且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核心就在于「蘋果稅」。去年，倫敦國王學院學者代表約 3600 萬英國（iPhone 及 iPad）消費者向法庭提起集體訴訟，指控蘋果 App Store 的超額收費，要求退還 15 億英鎊，并于 10 月勝訴。

蘋果并沒有選擇和解，也沒有主動調整規則，而是繼續向法院提起上訴。對蘋果來說，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法律動作，更像是一種條件反射，只要觸及 App Store 的核心利益，就一定要把戰線拉長、把問題拖深。

英國顯然不是個例，過去幾年圍繞「蘋果稅」的博弈幾乎在全球展開。

在歐盟，《數字市場法》（DMA）逐步生效后，蘋果被迫整改，包括放開第三方支付、第三方 App 商店以及傭金計費方式修改等；在美國，Epic Game 訴蘋果壟斷案的判決以及司法部的反壟斷訴訟，都迫使蘋果放開外鏈，允許開發者引導用戶在 App Store 外進行付費；在日本，《特定智能手機軟件競爭促進法》也迫使 iPhone 開放第三方支付和應用分發渠道，降低抽成。此外，還有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地監管機構也在圍剿「蘋果稅」。

從表面看，蘋果似乎在不斷「讓步」：傭金下調了，外鏈能放了，第三方支付甚至分發也允許了。但換一個角度看，這些變化幾乎都發生在被監管或法院逼到墻角之后，而且每一次「讓步」都伴隨著更復雜的規則、更精細的收費設計，確保真正受到沖擊的只是形式，而不是「蘋果稅」本身。

在美國市場最初放開外鏈后，蘋果仍然要收取 27%的傭金，對于中小開發者綜合成本明顯高于以往。日本市場也是同理，蘋果「新規」出臺后，有開發者就抱怨脫離 App Store 后成本不降反增，中小開發者還是困于「蘋果稅」。

在輪番圍剿之下，蘋果真的退讓了嗎？中國能從這些博弈中學到什么？要知道，直到今天，中國開發者仍然面臨全球最高、也最沒有選擇空間的「蘋果稅」。

「頑抗」的蘋果稅：改變，但未必讓步

回頭看這場持續多年的「蘋果稅」之爭，會發現蘋果并不是一開始就遭遇全球圍剿。而最早真正把問題推到臺前的，是一家游戲引擎和分發平臺公司 Epic Games。

Epic 起訴蘋果時，外界一度以為這會是一場「平臺壟斷」的正面對決。但最終結果并沒有那么戲劇化，法院并未否定 App Store 的整體模式，卻明確要求蘋果不得再禁止開發者引導用戶使用外部支付渠道。

蘋果的第一反應，當然不是接受這個結果。除了上訴，蘋果在輿論層面也試圖把焦點從「生態高墻」「抽成過高」，轉移到「生態安全」，對外強調如果允許外部支付，用戶將面臨詐騙、隱私泄露和退款無門的風險。對內則開始研究，如何在「遵守判決」的同時，把損失控制到最低。

2024 年美國最高法院駁回蘋果上訴后，蘋果宣布允許美國開發者在 App 內放置外鏈，引導用戶到外部完成購買。但前提是，這類交易仍然要向蘋果支付 27% 的傭金。從數字上看，這似乎比原來的 30% 有所下降；但實際操作中，由于開發者還需要承擔外部支付渠道的手續費，這種「外鏈交易」對于中小開發者來說反而更貴。

更關鍵的是，后來曝光的法庭文件顯示，這套 27% 的方案，并非臨時決定，而是在判決前半年就已內部敲定。蘋果財務副總裁亞歷克斯·羅曼在庭審中宣稱相關決定是在「公告當天才做出的」，但法官隨后認定這一證詞與內部會議記錄不符，直指其作偽證，并將案件移交檢察官評估是否涉及刑事責任。

顯然，蘋果不敢不遵守判決，但仍然不斷嘗試將對判決的「遵守」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對抗，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一種「惡意合規」。而同樣的套路也出現出現在歐盟。

歐盟《數字市場法案》（DMA）的核心目標非常直接：作為「守門人」的平臺，不得通過規則限制競爭，不得阻止開發者和用戶使用第三方支付或其他分發渠道。

面對壓力，蘋果在 2024 年宣布「遵循 DMA」，但一邊推出了一套全新的、更加復雜的傭金計費，一邊還在對第三方支付和側載設置阻礙。名義上，歐盟區的蘋果稅從 30% 降到了 17%，部分開發者甚至只需支付 10%，但開發者實際要交的傭金種類更多了。

歐盟的調查結果還顯示，蘋果在過程中設置了大量障礙，比如不允許在應用提供價格信息、跳轉外鏈彈出系統警告等方式，使用第三方支付也要向蘋果支付的「核心技術費」。與此同時，蘋果官方從報道到新聞稿也一再強調《數字市場法》對歐盟用戶的負面影響。

到了日本，蘋果的策略已經顯得更加成熟，甚至可以說更「精細」。日本通過《特定智能手機軟件競爭促進法》后，明確要求蘋果開放第三方應用商店和支付方式。表面上看，蘋果這一次給出了更積極的回應，傭金比例下調了，支付路徑變多了，選擇似乎前所未有地豐富。

但真正的變化，藏在細則里。在新的日本規則下，開發者可以選擇應用內支付、網頁支付，甚至在 App Store 之外分發應用，但每一種路徑都對應著不同的費用結構：

應用內支付要交 21% 的傭金，小型開發者是 10%，但還要額外支付 5% 的 IAP 處理費；網頁支付要交 15%；而一旦選擇側載或第三方商店，還需要支付 5% 的「核心技術費」，并向蘋果提交完整的每月交易報告。

算到最后，許多日本中小開發團隊發現一個尷尬的現實：法律給了選擇權，但蘋果重新定義了「選擇的成本」。游戲制作人 Ukyo 就直言，對中小企業來說，脫離 App Store 幾乎沒有什么好處。團隊測算結果也表明，5%的核心技術費，加上使用外部支付產生的交易費用，客戶支持成本、初始開發成本以及維護/運營費用可能會不降反增。

從美國到歐盟，再到日本，蘋果的路線已經非常清晰。面對罰款，蘋果選擇能訴盡訴，能拖盡拖；面對立法必須「讓步」，但與此同時制定了一套足以讓新法目標落空的具體規則。而這，也正是各國監管真正警惕的地方。

博弈升級，蘋果吃硬不吃軟

蘋果宣布在日本市場對 iPhone 開放第三方應用商店和外部支付渠道后，12 月 18 日，Epic Games 創始人兼 CEOTim Sweeney 在 X（原 Twitter）上對蘋果的「合規表演」表示了批評。游戲制作人 Ukyo 也指出了日本中小開發者目前最明智的做法，或許是等待日本通過法院判例以及公平貿易委員會的執法行動來完善法律，彌補現有漏洞。

事實上，當蘋果一次次用更復雜的規則、更精細的收費結構，去「消解」監管和判決的初衷后，監管也逐漸意識到一個現實問題：比起蘋果的「合規行為」，更應該關注新規的「實質效果」。

在美國，Epic 案中法院要求不得阻止開發者引導用戶使用外部支付，蘋果形式上照做，卻通過高達 27% 的外鏈傭金、顯眼的安全警示、冗長的跳轉流程，把「可以引導」變成了幾乎沒人愿意用。法官 Yvonne Gonzalez Rogers 指出，「蘋果試圖保留一條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收入來源，明目張膽地無視本法庭的禁令。」

為此，加州地方法院在 2025 年 4 月進一步裁定，勒令蘋果必須在 21 天內放開第三方支付，不得阻止開發者引導使用第三方支付，且必須 0 抽成。于是到了 5 月，《堡壘之夜》重新上架美區 Appe Store，Spotify 等一眾應用在 iOS 陸續支持跳轉官網訂閱，才真正走出 App Store 的支付閉環。

《數字市場法》生效后，歐盟也迅速把監管重心放在執行結果上，開發者是否能順暢引導用戶、第三方支付是否真的可用、側載和第三方商店是否被附加了不必要的障礙。在實行 3 個月后，歐盟就率先針對蘋果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蘋果新規的不合規，并以阻礙開發者引導用戶選擇替代支付渠道為由，對蘋果處以 5 億歐元罰款，在整改前還面臨每日最高 5000 萬歐元的追加處罰。

在歐盟的多次處罰和整改要求下，蘋果盡管一邊在上訴中表示歐委會的決定超出了法案的要求，但還是一邊重新修訂了 App Store 條款，將延用全套蘋果服務的「蘋果稅」抽成從 30%降至 20%。但采用分級收費制（主要針對采用第三方支付甚至應用商店）的新規仍然被蘋果設計得復雜難懂，就連獲得蘋果設計獎的 Flighty 開發者 Ryan Jones 都放棄了理解新規，果粉如 John Gruber 也無法否認。

可以預見的是，歐盟與蘋果的博弈升級還在繼續。相比之下，英國的集體訴訟也代表的是另一種層面的博弈升級，它繞開了「平臺規則合理與否」「技術實現復雜度」這些容易被消解的爭論，直接從結果出發提問：

在缺乏選擇的前提下，消費者是否為蘋果稅買了單？

英國法院在去年 10 月的裁決就表明了觀點，判決蘋果應該支付英國消費者過去十年（2015-2024）在 iPhone、iPad 上因為「蘋果稅」多支付的 15 億英鎊。一旦這個決定最終執行，蘋果面對的就不再只是整改成本，而是整個市場層面的賠償風險，同時也會影響全球各地針對「蘋果稅」的訴訟，包括 2025 年 10 月國內消費者針對「蘋果稅」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提起的反壟斷投訴。

而從美國、歐洲到日本，會發現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共識正在形成——不能指望蘋果主動讓步，也不能指望一次判決或一部法律一勞永逸。蘋果會不斷測試規則邊界，用技術實現、條款設計和費用結構，把監管壓力轉化為可計算的成本，監管如果停留在合規行為層面，也很容易通過新的規則設計一次次「架空」。

iPhone 中國用戶，不該交全球最高「蘋果稅」

盡管過去幾年「蘋果稅」的高墻不斷松動，但中國用戶和開發者仍然面臨全球最高比例的「蘋果稅」。據 Sensor Tower 數據，僅 2023 年「蘋果稅」全球收入就達到約 1608 億元人民幣，中國用戶和開發者就「貢獻」了約 482 億元，不管是訂閱流媒體會員，還是抖音、B 站的打賞充電，都在無形之間交了一筆「蘋果稅」。

482 億元什么概念？相當于多買了 535.6 萬臺售價 8999 元的 iPhone 17 Pro，是阿里巴巴最新一季凈利潤（206.1 億元）的兩倍還多，接近 2025 年中國電影總票房（518.億元）。這還只是中國市場一年的「蘋果稅」，而據蘋果公布的官方報告，2024 年中國市場更是以 5390 億美元的規模成為 App Store 生態最大的區域市場。

但貢獻了 App Store 全球最大規模的中國市場，不該交著全球最高比例的「蘋果稅」。如果蘋果稅出現實質性下調，最直接的受益者并不只是開發者，而是數以億計的 iPhone 用戶——訂閱可以更便宜，數字內容可以更透明，競爭也可以更充分。這也是為什么，圍繞蘋果降稅的民間呼聲始終不低。

問題在于，指望蘋果主動讓利，幾乎不現實。從美國、歐盟、日本到英國的經驗已經反復證明：蘋果不會在核心利益上輕易讓步。即便面對法規，它也會盡可能用技術細節和條款設計對沖沖擊，把變化控制在可計算的范圍內。

這恰恰也給國內市場提供了清晰的參照。有效的博弈，從來不是一句「降到多少」，而是多管齊下：通過立法明確哪些行為不可再被容忍；通過行政執法，把處罰與整改效果綁定，而不是一次性了結；通過公司主體訴訟和消費者維權，把問題從平臺規則拉回到市場結果。同時，監管的關注點也需要從行為的合規，轉向實質的結果。

歸根結底，「蘋果稅」不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也不可能一刀切解決。蘋果不太可能輕易低頭，監管也需要持續投入耐心和決心。但只有當博弈真正開始圍繞實質效果展開，當規則不再容易被架空，中國 iPhone 用戶，才有機會擺脫全球最高蘋果稅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