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一張來自部隊的匯款單把整個村子炸懵了。
金額整整130塊!
別嫌少,那時候一個壯勞力在生產(chǎn)隊干死干活一天,工分折合下來也就幾毛錢。
這筆錢,相當(dāng)于全家老小把脖子扎起來不吃不喝,苦干兩年才能攢下。
村里的大爺大媽私下都在嘀咕:這當(dāng)兵的娃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啥“沒本買賣”?
甚至有人覺得這錢燙手不敢拿。
但誰能想到,這筆在當(dāng)時能買下半條命的巨款,竟然是一個入伍兩年的新兵蛋子,從每個月僅有的幾塊錢津貼里,一分一分從牙縫里硬生生摳出來的。
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打工人,為了買套房,連泡面調(diào)料包都得分兩頓吃。
要把時鐘撥回到1976年的冬天,那是一個冷到骨頭縫里的年份。
上面怎么變咱們不談,但在那一畝三分地的農(nóng)村,老百姓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緊巴。
對于一個普通農(nóng)家來說,那時候家里缺的不是那口吃的,而是能動的勞力。
父親一個人扛著全家的天,母親腰早不行了,再加上快八十的奶奶和剛會跑的弟妹,這個家就像一輛快散架的獨輪車,隨時都能翻溝里。
那會兒農(nóng)村交通全靠兩條腿,誰家要是有輛自行車,那地位跟現(xiàn)在開路虎差不多。
入伍體檢那天,父親為了送兒子去公社,不得不賠著笑臉去隔壁村借了一輛除了鈴鐺不響哪都響的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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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怕車胎爆了,車主那臉色難看的,跟割了他肉似的。
看著父親因為借車受的那份窩囊氣,坐在后座的年輕人心里像是被誰捅了一刀。
也就是在那一刻,一個死理兒在他心里扎了根:不管多難,一定要給家里搞輛屬于自己的自行車。
在這個連空氣都透著窮酸氣的年代,尊嚴是比糧食還貴的奢侈品。
這想法在當(dāng)時聽著簡直就是說夢話。
1977年這娃正式穿上了軍裝,現(xiàn)實立馬給了他一巴掌:義務(wù)兵第一年的津貼是每月6塊,第二年漲到7塊。
這點錢,買牙膏、買肥皂、買信封郵票都得算計著用,剩下的錢往往連包最差的煙都買不起。
但在那個充滿理想主義的軍營里,這小伙子活成了一個“怪胎”。
戰(zhàn)友們周末去服務(wù)社買點花生米、汽水改善伙食,他不去;大家趕時髦買新筆記本寫日記,他去撿人家扔的廢紙反面寫。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個苦行僧。
夏天訓(xùn)練出汗多,他連肥皂都舍不得多抹,衣服基本靠清水搓。
你說這是人過的日子嗎?
可就是憑著這股子狠勁,第一年,他在那個連根針都金貴的年代攢下了60塊;第二年,他又奇跡般地攢下了70塊。
整整兩年,他在部隊學(xué)會了打槍、投彈、踢正步,但更學(xué)會了一項絕活——為了一個目標,在這個物質(zhì)世界里把“摳門”練到了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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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要問了,為啥非得是自行車?
又為啥非得是“飛鴿”?
這里面的門道可深了。
在70年代的中國,自行車它不僅僅是個代步工具,它是家庭生產(chǎn)力的核武器,地位絕對不亞于今天的皮卡車。
而天津自行車廠生產(chǎn)的“飛鴿”,那是自行車里的“重型坦克”。
它鋼口硬、車架沉,那大杠結(jié)實得能拉得動一頭豬。
在農(nóng)村那種坑坑洼洼像月球表面的土路上,它是唯一能像牛馬一樣干重活的機械。
當(dāng)時一輛飛鴿車的官方牌價大概是150塊到180塊左右,黑市上炒得更高,但憑著軍人的身份和各地的差價,130塊是一條極其精準的“及格線”。
這不僅僅是兩個輪子加一個車把,它是把父親從幾百斤的擔(dān)子里解救出來的救命稻草,是弟弟妹妹去縣城上學(xué)的腿,是這個家庭往好日子奔的輪子。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金融煉金術(shù)”,把肉體凡胎的欲望,煉成了鋼鐵做的生產(chǎn)力。
1978年底,當(dāng)那封夾著匯款單的信寄回家時,實際上是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后勤空投”。
父親拿到錢的手都在抖,轉(zhuǎn)頭就去供銷社“搶”回了一輛嶄新的飛鴿自行車。
這輛車一進門,全家的生活半徑瞬間變了:父親去公社辦事的時間縮短了大半,去集市能多拉一倍的紅薯和土豆,生病的奶奶去衛(wèi)生院再也不用那輛破平板車推了。
這輛車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鋼鐵戰(zhàn)士,正式加入了這個家庭的戶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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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頭看,這130塊錢的事兒,越琢磨越有味道。
1976年到1978年,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前夜,農(nóng)村的繩子還沒松綁,物資還是得憑票供應(yīng)。
在那樣一個吃飯都成問題的年代,一個農(nóng)村兵通過近乎自虐的自律,完成了對家庭經(jīng)濟狀況的一次“暴力輸血”。
這種操作,在當(dāng)年的部隊里其實并不少見。
那一代穿軍裝的,大多是泥腿子出身,他們把津貼看成是家里的救命錢,把個人享受壓到了塵埃里。
哪怕是到了后來,那輛飛鴿自行車用了十幾年,鏈條都松得掛不住了,車漆也斑駁得像老年斑,最后被摩托車、電動車擠到了墻角吃灰。
但它對于那個家庭的意義,早就超過了那堆廢鐵。
它見證了一個農(nóng)家子弟是怎么長大的,也見證了那個國家是怎么一步步從泥地里爬出來的。
對于那個當(dāng)兵的年輕人來說,那兩年的津貼沒有變成煙屁股和糖紙,而是變成了一段關(guān)于責(zé)任、隱忍和死磕的鋼鐵記憶。
說到底,這哪是買車啊,這是那個年代的男人,用最笨的辦法,去愛他的家。
這種骨氣,比什么都珍貴。
那輛車最后還是當(dāng)廢鐵賣了,三塊五毛錢,父親拿著錢,在門口坐了一下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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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行車廠廠志編纂委員會,《天津自行車廠志》,天津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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