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入伍當(dāng)兵兩年，寄130元家添二八自行車

1978年年底，一張來自部隊的匯款單把整個村子炸懵了。

金額整整130塊！

別嫌少，那時候一個壯勞力在生產(chǎn)隊干死干活一天，工分折合下來也就幾毛錢。

這筆錢，相當(dāng)于全家老小把脖子扎起來不吃不喝，苦干兩年才能攢下。

村里的大爺大媽私下都在嘀咕：這當(dāng)兵的娃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啥“沒本買賣”？

甚至有人覺得這錢燙手不敢拿。

但誰能想到，這筆在當(dāng)時能買下半條命的巨款，竟然是一個入伍兩年的新兵蛋子，從每個月僅有的幾塊錢津貼里，一分一分從牙縫里硬生生摳出來的。

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打工人，為了買套房，連泡面調(diào)料包都得分兩頓吃。

要把時鐘撥回到1976年的冬天，那是一個冷到骨頭縫里的年份。

上面怎么變咱們不談，但在那一畝三分地的農(nóng)村，老百姓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緊巴。

對于一個普通農(nóng)家來說，那時候家里缺的不是那口吃的，而是能動的勞力。

父親一個人扛著全家的天，母親腰早不行了，再加上快八十的奶奶和剛會跑的弟妹，這個家就像一輛快散架的獨輪車，隨時都能翻溝里。

那會兒農(nóng)村交通全靠兩條腿，誰家要是有輛自行車，那地位跟現(xiàn)在開路虎差不多。

入伍體檢那天，父親為了送兒子去公社，不得不賠著笑臉去隔壁村借了一輛除了鈴鐺不響哪都響的舊車。

因為怕車胎爆了，車主那臉色難看的，跟割了他肉似的。

看著父親因為借車受的那份窩囊氣，坐在后座的年輕人心里像是被誰捅了一刀。

也就是在那一刻，一個死理兒在他心里扎了根：不管多難，一定要給家里搞輛屬于自己的自行車。

在這個連空氣都透著窮酸氣的年代，尊嚴是比糧食還貴的奢侈品。

這想法在當(dāng)時聽著簡直就是說夢話。

1977年這娃正式穿上了軍裝，現(xiàn)實立馬給了他一巴掌：義務(wù)兵第一年的津貼是每月6塊，第二年漲到7塊。

這點錢，買牙膏、買肥皂、買信封郵票都得算計著用，剩下的錢往往連包最差的煙都買不起。

但在那個充滿理想主義的軍營里，這小伙子活成了一個“怪胎”。

戰(zhàn)友們周末去服務(wù)社買點花生米、汽水改善伙食，他不去；大家趕時髦買新筆記本寫日記，他去撿人家扔的廢紙反面寫。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個苦行僧。

夏天訓(xùn)練出汗多，他連肥皂都舍不得多抹，衣服基本靠清水搓。

你說這是人過的日子嗎？

可就是憑著這股子狠勁，第一年，他在那個連根針都金貴的年代攢下了60塊；第二年，他又奇跡般地攢下了70塊。

整整兩年，他在部隊學(xué)會了打槍、投彈、踢正步，但更學(xué)會了一項絕活——為了一個目標，在這個物質(zhì)世界里把“摳門”練到了化境。

有人可能要問了，為啥非得是自行車？

又為啥非得是“飛鴿”？

這里面的門道可深了。

在70年代的中國，自行車它不僅僅是個代步工具，它是家庭生產(chǎn)力的核武器，地位絕對不亞于今天的皮卡車。

而天津自行車廠生產(chǎn)的“飛鴿”，那是自行車里的“重型坦克”。

它鋼口硬、車架沉，那大杠結(jié)實得能拉得動一頭豬。

在農(nóng)村那種坑坑洼洼像月球表面的土路上，它是唯一能像牛馬一樣干重活的機械。

當(dāng)時一輛飛鴿車的官方牌價大概是150塊到180塊左右，黑市上炒得更高，但憑著軍人的身份和各地的差價，130塊是一條極其精準的“及格線”。

這不僅僅是兩個輪子加一個車把，它是把父親從幾百斤的擔(dān)子里解救出來的救命稻草，是弟弟妹妹去縣城上學(xué)的腿，是這個家庭往好日子奔的輪子。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金融煉金術(shù)”，把肉體凡胎的欲望，煉成了鋼鐵做的生產(chǎn)力。

1978年底，當(dāng)那封夾著匯款單的信寄回家時，實際上是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后勤空投”。

父親拿到錢的手都在抖，轉(zhuǎn)頭就去供銷社“搶”回了一輛嶄新的飛鴿自行車。

這輛車一進門，全家的生活半徑瞬間變了：父親去公社辦事的時間縮短了大半，去集市能多拉一倍的紅薯和土豆，生病的奶奶去衛(wèi)生院再也不用那輛破平板車推了。

這輛車就像一個不知疲倦的鋼鐵戰(zhàn)士，正式加入了這個家庭的戶口本。

如今回頭看，這130塊錢的事兒，越琢磨越有味道。

1976年到1978年，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前夜，農(nóng)村的繩子還沒松綁，物資還是得憑票供應(yīng)。

在那樣一個吃飯都成問題的年代，一個農(nóng)村兵通過近乎自虐的自律，完成了對家庭經(jīng)濟狀況的一次“暴力輸血”。

這種操作，在當(dāng)年的部隊里其實并不少見。

那一代穿軍裝的，大多是泥腿子出身，他們把津貼看成是家里的救命錢，把個人享受壓到了塵埃里。

哪怕是到了后來，那輛飛鴿自行車用了十幾年，鏈條都松得掛不住了，車漆也斑駁得像老年斑，最后被摩托車、電動車擠到了墻角吃灰。

但它對于那個家庭的意義，早就超過了那堆廢鐵。

它見證了一個農(nóng)家子弟是怎么長大的，也見證了那個國家是怎么一步步從泥地里爬出來的。

對于那個當(dāng)兵的年輕人來說，那兩年的津貼沒有變成煙屁股和糖紙，而是變成了一段關(guān)于責(zé)任、隱忍和死磕的鋼鐵記憶。

說到底，這哪是買車啊，這是那個年代的男人，用最笨的辦法，去愛他的家。

這種骨氣，比什么都珍貴。

那輛車最后還是當(dāng)廢鐵賣了，三塊五毛錢，父親拿著錢，在門口坐了一下午。

參考資料：

天津自行車廠廠志編纂委員會，《天津自行車廠志》，天津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