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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懷念馮師俊杰
李強(黎羌)
今日清晨,我在網上無意驚聞:山西師大戲研所原所長,博士生導師馮俊杰教授逝世的信息。這是近年來繼原所原所長黃竹三先生駕鶴西行,給戲劇學界后生們心中又一次巨大打擊。回想當年在汾河岸畔的山西師大戲研所傳說有“三虎”入晉,(即東北虎,華南虎,西北虎)共振三晉戲劇戲曲之往事,如今二虎已漸行漸遠,想起不勝感慨與傷痛悲壯不已。特在手機昏暗的屏幕上寫了一首《悼馮師》詩詞以寄真摯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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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馮師》
夜深悄然傳文噩訊
天空突暗殞落巨星
馬年元月元日元旦
晉地汾水仙鶴西行
大地凝重低沉嗚咽
高山肅然垂淚致敬
遙視齊魯梁山儒士
云游關東白山黑水
修煉成才入關治學
表里河山鶴立雞群
為人師表堪稱楷模
一代宗師功蓋蒼穹
黃馮合編六十種曲
共筑中華戲曲偉庭
造冊三晉傳世諸寶
同心扶晉文物揚名
洪荒坎坷顧盼人生
最憶世紀初遇貴人
引度天山入關華北
如虎添翼旱逢甘霖
馮師育人君子坦蕩
桃李天下慧澤眾生
德才兼備功成名就
乘驥遠行天地永恒
大千世界日升月落
叩拜祭祀先師永恩
另記得在2012年夏于馮師七十華誕在五臺山慶壽時,曾敬撰一篇《識實務者為俊杰——中國戲曲文物考古學家馮俊杰先生》一文。其內容有1,從鐵嘴到鐵筆,2,從大賦到大著,3。從嚴師到名師,4,從大作到大獎,大致記錄了馮先生極富傳奇的學術人生,至今其文字歷歷在目,竟成永訣之念。
時隔十數年,如今回想起與良師益友相處的日日夜夜,回顧起馮師點點滴滴生活片斷,仍然活現浮動在眼前。作為馮先生的同行畏友,不覺翻閱起馮教授留存的圖文序言,自然涌動心底書寫上述詩文以示哀悼記誦。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導李強(黎羌)教授,于2026年1月4月凌晨書于于西安古城雁夏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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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時務者為俊杰—中國戲曲考古學家馮俊杰
李強(黎羌)
我雖然有機會進入高校讀書,但是在畢業后選擇的是民族文學、藝術編輯工作,在人生繞了一大圈之后,出于對書齋的向往,才想著供職于高校。故從遙遠的天山腳下來到中原地區、黃河之濱的山西師范大學。
那是在1997年的夏天,我借去貴州省貴陽市開會之際,突發奇想,出黔嶺、順長江、逆黃河而上,孤身來到“堯都”臨汾。在黃竹三先生的引薦下有幸拜識了該校戲曲文物研究所新任馮俊杰教授。因為我們都來自北方,又都從事古代文學藝術,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有人戲言,我這只“西北虎”有緣分能在此地,遇到名氣更大的“華南虎”黃竹三教授、“東北虎”馮俊杰教授,算是我人生的造化和運氣。
沒來臨汾小城之前,怎么也不會想到這里是“藏龍臥虎”之地,蟄伏著與全國名校名所等量齊觀的戲劇戲曲學研究機構:“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也無法相信在這個小小研究所中有著以馮俊杰教授為代表的有真才實學、務實與奉獻精神的一批教學、科研人才。
我慶幸前后經歷十年春秋,加盟于這支隊伍,有目共睹與此所同行推出許多重量級的學術理論成果,并推動校方不斷發展與壯大,最終申報成功“戲劇戲曲學”博士學位單位。
作為此部門的掌門人馮俊杰教授自然功不可沒。他是上述一系列教育文化事件的設計者與親歷者。當我捧讀馮先生一部部厚重的學術專著;特別是新近獲得山西省第五次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著作類一等獎的《山西神廟劇場考》時,更是由衷地敬佩這位在教學與科研崗位上堅守了半個多世紀的高校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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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鐵嘴”到“鐵筆”
我從小就景仰在“三尺講臺”上的大顯身手的名師之“鐵嘴”,以及能驚天地、泣鬼神的著名學者之“鐵筆”。沒想到我所拜識的馮俊杰教授則天然渾融,兩者兼而有之。
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從遙遠的新疆長途跋涉,剛下火車,到山西師范大學報到的路上。戲曲文物研究所辦公室主任曹飛就眉飛色舞地向我介紹:
您這可來對了。我們的馮所長是遠近聞名的鐵嘴,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同學們最愛聽他講課。不管多難、多枯燥的課程,一經馮老師的嘴,就變得那樣生動有趣,令人難忘。
來山西臨汾之后,果然不止一次地聽人講述“馮鐵嘴”的故事。說他生就一張聲如洪鐘、氣如長風的好嗓門;一付滔滔不絕、妙語連篇的好口才。學生們都反映愛聽他的課,認為馮先生見多識廣、學問高深。多么艱澀難懂的課程,只要經他之口,都會被講得深入淺出,風趣動人。聽說他在上課時,得意之時,往往會拋開書本,旁征博引、侃侃而談。聽者如沐春風,滿意極了!
有一次在酒席上,聽馮先生閑聊得知:他經常被山西各地高校請去講課,有時因為時間緊,需將課程壓縮。一周的課需一兩天結束,一般的老師苦不堪言。可是對于歷練已久的馮先生卻不在話下。他能一口氣講它七八個小時,甚至十來個鐘點也毫無倦意。聽過他的課的學生這樣描述:
“不在現場的人體會不到,我們一見馮老師講課就來勁兒。你看馮先生一邊悠悠哉哉地吸著香煙,一邊滔滔不絕吐著妙語錦言。聽他的課真夠過癮,真是難得的精神享受!”
關于馮俊杰先生的來山西師大的教師經歷,沒有多少文字資料可查。只是聽與他共事的老師們說過,他的碩士研究生學歷是山西大學學位授予的。后來在翻閱《山西師范大學校史.文學院院史》時,讀到的一段文字,可進一步證實:
“經山西省教育委員會批準,1979年8月,中文系在全校率先招收古代文學和古代漢語研究生,實現了研究生教育零的突破。古代文學的導師是閻憲康,首屆研究生是馮俊杰、秦德行、李秉忠;古代漢語的導師是倪以還,首屆研究生是柴建國、蘇寶榮、張仁立。”
在該“院史”中,還附有他們幾人邀請山西大學名師姚奠中、戚桂宴教授擔任此次“研究生與答辯委員會成員合影”。另外根據山西師大“文學院大事記”中記載:“1982年7月。馮俊杰、張仁立、秦德行、李秉忠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從此可知, 馮先生確實是山西師大與外校聯合培養的首批文學學位研究生,以及首批有研究生學歷的師大教師。
在此之前,我們有機會跟著馮先生出外考察戲曲文物。在路上,當我們問道他在東北的工作經歷時,零星獲知:他從小生活在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一個鐵路職工家庭,后來相繼去了中蘇邊境的海拉爾、滿洲里,在那里開始他的中學教師生涯。然后上大學,到了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
記得為了給山西師大戲研所師生撰著的《六十種曲評注》聯系一家出版社,他有帶領幾位年輕老師衣錦還鄉去了東北長春、海拉爾、滿洲里市,受到當地的學生“粉絲”們的狂熱歡迎。同時還有人主動幫助他們辦理出國手續,跨境去俄羅斯遠東貝加爾湖城鎮游覽觀光。
我生不逢時,沒有考上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碩士研究生,也沒福氣在馮先生門下當博士生,沒有機會傾聽“馮鐵嘴”精彩的講演課程。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可通過閱讀他一系列學術論著,來體味其深邃的思維、凝練的語句、博大的學問。
記得我初來山西師大,他送我一本由他主編的在臺灣出版發行的《太行神廟與賽社演劇考》。從他對三晉神廟戲臺調查文字與真知灼見感知,馮先生的扎實學問,感慨到山西是一片神奇的學術新大陸。
我從馮俊杰先生的理論與實踐之中,領悟到對人類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無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都需要進行一些實地調查。我曾在隨他到山西各地田野作業過程中有所領受;并在他為我《神州大考察— 激情燃燒的人生之旅》一書作“序”中感知,為此我在“后記”中感恩戴德如實記錄:
“我非常欽佩馮俊杰先生的田野考察方法與吃苦耐勞精神。因為他原本來自于大東北,對大自然與社會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又因為多次去海外交流學習,深諳民間文化與戲曲藝術的實地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與方法。他先后承擔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經常帶著所里師生不辭勞苦地奔波考察于山西與周圍鄰省荒山野林、廟宇戲臺、城鄉村鎮、民間集會之間。從中搜集、整理到大量瀕臨失傳的寶貴歷史文化信息資料。
學養深厚的馮俊杰先生,知人善任,極富開拓與務實精神,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記得我新來乍到時,他就慧眼獨具、高瞻遠矚地任我興趣所致,新開設一門“中外戲劇比較”專業方向課,并幫助申請拿下一項校級科研項目。果然,此門課程后來一路綠燈,又編書、又獲獎、又形成碩士研究生教材,并為爭取山西師大拿到“戲劇戲曲學”博士點增添了一點磚瓦。”
我在此書中,還如實地記載有一次令我終生難忘的野外考察的考察經歷:“那是深秋去太行山腹地,去晉東南平順縣實會鄉的一次田野考察。白天經歷了發現古廟大量碑刻、戲臺題記,路上有幸看到在湖中成雙結對嬉戲游弋的野鴛鴦,遂在溪水中捕捉一只只活蹦亂跳鮮活的螃蟹魚蝦,并在一處叫‘海陸空’的山村小店吃了一通山珍海味。隨后我們興沖沖地準備翻山越嶺,趕夜路回縣城,但是遭遇到不期而至的秋雨襲擊。
經多年考察磨損失修的面包車,一次次地陷落在坑洼不平的荒野山路上。隨行的戲研所的師生一次次被逼迫下去推車,司機也被動地一次次爬入車底修車,可最后一切努力都趨于失敗。大半夜再無響聲,濺滿污泥的面包車,獨自兀立在山風呼嘯、山洪咆哮的山崖危路上。司機滿臉欠意地勸年事已高、體力較弱的師生去鄰近的山村去安歇。
可待第二天清晨,從夢中驚醒的我匆忙趕到停車之處,令人感動的一幕是,馮俊杰先生身先垂范,根本就沒有挪身,而是陪同司機熬過一個驚心動魄的長夜。直到天亮時分,他才披一身寒霜,合衣斜倚座椅而酣睡在車座上。”
正是受此一幕幕的田野考察工作場景所感染,我來山西之后,更加勤奮、仔細地將其人其事都如實地實錄于文學考察筆記之中。也正是與馮俊杰教授時斷時續地親密接觸過程中,我才感悟到他從“鐵嘴”過渡到“鐵筆”長期歷練的奧秘。
2.從“大賦”到“大著”
我剛來山西師大戲研所工作之時,就聽說馮俊杰教授“學高身范”,曾是研究先秦文學、屈原楚辭、漢代大賦的著名專家。在我參與他與黃竹三教授主編的《六十種曲評注》中《運甓記評注》之時,因為自己的古典文學與文獻學底子差,感到有些為難,不知如何下筆。
是馮先生耐心疏導,鼓起我的勇氣與信心:“不會就學習實踐嘛,從游泳中學游泳;在戰爭中學習戰爭。”
在我貿然接到《運甓記》評注任務,從頭做起,進一步請教馮先生時,則聽他真切的勸解:“作學問不能偷懶,要從詩經、楚辭、漢賦作起。否則就會漂浮,沒有根基可言。”為此我暗下決心,“臨陣磨槍”,認真按他開的書目,學起先秦“ 諸子百家和 ”“四書五經”來,逐漸感悟,果然有所進步。
在此期間,我曾查詢馮俊杰先生的學術論文與著作,了解其國學底子,發現記于他名下的學術成果可真不少。諸如《漢大賦的藝術本質》、《〈七發〉與漢賦的正式形成》、《賦體的形式特征》、《孔子的人學思想簡論》、《屈原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文化哲學與屈原的文學突破》、《世人眼中的屈原與文化》等一批優秀著述。
其中《漢大賦的藝術本質》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年鑒〈1984〉》錄入與綜合提要介紹;《屈原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古代傳統》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全文轉載,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1992中國文學年鑒》予以評述。在1990年,馮俊杰教授著《漢大賦的藝術本質》還榮獲山西首屆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
有一次學術會議上,聽馮俊杰先生聲稱,“秦漢時期多出說客與辯才,若常讀此時縱橫家的范文,自然會浸染談鋒與筆力。”其實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深得其真諦的馮俊杰先生何嘗不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因為他的勤奮努力和過人之處,先后出任中國屈原學會理事、中國詩經學會理事、山西省古典文學學會副秘書長、山西省孔子學會副秘書長。后來又晉升為山西省古典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山西古典文學學會副會長。
我首先領教的是馮俊杰編著的《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這是他作為首席專家,第一次完成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他在此書“前言”中睿智寫道:
神廟碑刻最引人注目的內容,首先是那些簡明而又生動的劇場史料。大量碑刻表明,我國神廟劇場起步于北宋,普及于金元,明中葉以后著手改革,發展到清代更趨完善。并且從一個重要側面概要,顯示了中國戲曲上千年的演進歷程。
他同時還指出:“碑刻戲曲史料另一重要內容,是一些零散無序的祀神演劇信息。其中包括獻戲、罰戲、議戲、劇種選擇、戲劇審美和戲班子的活動等多方面,甚至還有清初的‘花雅之爭’。
只需一點爬梳剔抉的功夫,細加整理,這些資料便可構成一部概要的神廟演劇史。從中同樣可以反映出中國戲曲發展的曲折歷程。”在《山西戲曲碑刻輯考》一書中馮先生進一步闡述:
“祭祀傳統的強大惰性,使中國地方戲遭遇到和當初金元雜劇院本一樣多的挫折與磨難,而祭祀傳統繁榮偶爾變通。特別是新興劇種那攝魂奪魄的藝術魅力、引力,又使它遲早都會登進無論多么神圣的殿堂。碑刻可以為證:在歧視中誕生,在擠壓中掙扎,最后從困境沖殺出來,并且走向輝煌,這就是中國的戲劇史。——關于創修戲樓和祀神演劇之事,多是些只言片語,散落在這些重修祠廟的碑刻中。然而一旦經檢選并綜合起來,就會顯示出極為可貴的戲曲史料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學者鄧紹基對此項學術成果非常贊賞。他在為《山西戲曲碑刻輯考》撰寫的“序”中,高度評價馮先生與他領導的山西師大戲研所,認為書中“關于古代劇場的名目,舊時文獻有諸多說法,乃至使人眼花繚亂,這部《山西戲曲碑刻輯考》中確認古代神廟里的舞亭、舞樓、樂亭、樂樓和歌舞樓等,均為戲臺之稱。同時提出了一種關于神廟劇場演變的明確看法。”另外他還指出:
“書中這樣的系統見解都是經過充分研究后得出的。是在綜合分散的碑刻記載和實地考察,再結合有關文獻得出的系統結論,誠為可貴之創獲。至于對諸多碑刻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的有關論述,也多有真知灼見,足資學界參考。我想,按照那一百通碑文的內容,這部《碑刻輯考》實際上,又還是神廟文化的重要記錄,編者們的考述,實又關及神廟文化的研究。所以,這部《碑刻輯考》的作用和影響當不是單一的。它涉及宗教學、民俗學和建筑學諸多方面。無庸說,此書出版,嘉惠學人,將會受到學界的注意和重視。”
當然,可列入馮俊杰先生“大賦”與“大著”的成果,還有在全國權威雜志上發表的幾篇優秀學術論文。諸如在《文藝研究》陸續發表的《金〈昌寧公廟碑〉及其所言“樂舞戲”考略》、《略論明清時期的神廟山門舞樓》等。
再有,馮先生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鄭光祖集〉校注》,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戲劇與考古》等,又將學術著述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檔次,其中有一系列有價值有真知灼見的學術論文時刻啟迪著學人前行的道路。
3.從“嚴師”到“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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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教育事業的老師,過去常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育學生確實是一個細致復雜的系統工程,有責任、有能力、有歷史使命感的大學教師,對此“ 師德”高度重視。故此,人們常稱道教育名師是“嚴父”或“命官”。
在山西師大許多學生耳目中,馮俊杰教授就是一位不留情面的“嚴師”。對于我而言,馮先生從表面看亦可稱之為“嚴兄、厲師”,實為平易近人的“良師、益友”。
我來山西師大戲研所的十年中,因為所持專業不同,下鄉考察機會不多,撰寫神廟戲臺方面的論文可算“軟肋”,充其量也只試寫了兩三篇二姨,前者是《山西高平谷口骷髏廟濟瀆廟考述》,開始送審,滿懷期望,不料馮先生批注:“此文文字出處不詳,口吻不對,不能想當然推論,建議重寫。”
但是,我為2008年召開的“東方戲劇與劇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山西佛教寺院與戲臺的學術價值論》一文,卻得到他的迅速肯定。稍事修改加工,即堂而皇之刊登在馮俊杰教授任主編的《中華戲曲》雜志上。
馮先生在長期的戲曲文物田野考察中,根據清代光緒年間《山西通志》記載:“天寧寺,在縣西北五里卦山,為山中勝景。貞觀二年(786年)建。”
據有關文獻記載,還有他在《山西神廟劇場考》一書中,對交城縣境內建在寺院山門的東側的此座佛教戲臺建筑考察結果,遂作如下生動、細致的描述:
“盡管戲臺不在天寧寺的中軸線上,但其營建的初衷是給諸佛、菩薩唱戲,創建于咸豐二年以前,是可以肯定的。圣母廟建成以后,也用此臺酬神演劇,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戲臺卷棚頂三間,六檁五椽,移柱造,建在東高西低的山坡上,和左右各一間卷棚頂的耳房,共享一座臺基。而略微凸出,形成不很明顯的三面觀臺口,表演區敞朗寬大。耳房作為專門的化妝間,正面原來應有可以拆卸的軟門。三座建筑一大二小、中高側低,左右組合。—在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浴佛日”廟會,戲臺前山坡上可容納上千名觀眾,遠近戲班爭著前來獻藝。 ”
這里昭然若揭的是一幅山西古今民間佛教文化娛樂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佛教寺院營建戲臺其目的完全是“給諸菩薩唱戲 ”。所舉辦的祭祀活動主要是在“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浴佛日’廟會”,并兼顧著其他民俗活動的“酬神演劇”行為。
經馮先生認定,這就是“外來宗教戲劇文化落戶黃土高原而形成的潛在力量。”
馮俊杰教授在位與退休后,倍受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全體師生的愛戴,該所王志峰副教授對馮先生的治學方略更是贊賞不已。她在《戲曲研究》“當代學人”欄目中,充滿尊奉之情,撰寫的一篇人物記,如此評述:
“馮先生對文本的研究,不限于嚴謹的考證、點校、評注,更有對作品思想內容、藝術成就的深切關懷。扎實的考證點校中,時見思想的靈光閃閃,且擲地有聲。
馮先生對傳統文化,及滋生于其養分中的傳統戲劇文化的點滴體認,已近融通。馮先生所做的普查式的調查研究,不是簡單的機械重復,而是帶著非常明確、科學的態度對待每一個調查對象。因為在他看來,每一個調查對象都有可能預示著一次新發現。
他曾說:“考古發現作為歷史文化進程的重要物證,可以補充戲曲史料,甚至因而重寫戲曲史著作。出乎意料的發現,總能昭示出戲曲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或缺憾,具有補證與開拓新領域的無可替代的價值”。
通過此篇文章的字里行間,我們多少可看到馮先生從“嚴師”過渡到“名師”的必經之路。正因為馮先生有著高度的歷史使命感與突出的教學成就,根據“山西師大文學院大事記”中我們讀到這么一組“獲獎信息”:“曾憲梓教育基金委員會授予張明健、馮俊杰,1997年高等師范院校教師獎三等獎”。
另外在此之前,山西省教育廳還授予他“山西省優秀教師獎”。《山西師大戲研所大事記》中亦載:“是年,馮俊杰教授獲曾憲梓教育基金委員會1997年高等師范院校教師獎三等獎。”
自1970年代末,原全國人大常委、香港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首次捐資其母校建教學樓,不久又決定,每年都拿出一定數目善款支持內地公益事業。所捐款數字也隨著“金利來”經營收入的不斷增長而增加,迄今已捐贈公益事業逾8億元。
由此可見“曾憲梓教育基金委員會”授予的“高等師范院校教師獎”,當年是中國教育界級別很高的獎項。從中亦見馮俊杰先生為高校教育與科研作出的辛勤努力。
4.從“大作”到“大獎”
無數歷史事實證明,一位教師的真正學術價值在于“傳道授業解惑”。要看他教出多少位能繼承師業,有教學與科研有成就的學生;一位學者的成功之處在于他撰寫出多少部有學術價值,為后人所贊賞與引用,能夠傳世的學術專著,并且能獲取多少高層次的獎項。當之無愧,馮俊杰先生無論在教學,還是科研方面都堪稱其楷模。
回顧馮俊杰教授的學術成果,多為長期從事田野調查與文獻考據的心血結晶。如此才能在“強者如林”的山西省,乃至全國高校社科學術界創造一個個奇跡。
他先后榮獲省首屆優秀論文二等獎,獲取三項國家級科研項目,又連獲兩屆省部級優秀學術專著一等獎;并與黃竹三先生主編名著,聯袂摘取“國家圖書大獎”,先后取得一系列驕人的科研成就。
1992年10月,馮俊杰教授校注《鄭光祖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是當年國內外內容最豐富、資料最齊全、觀點最權威的元雜劇家鄭光祖研究專著。后來以馮先生為首,眾弟子加盟編撰的《山西戲曲碑刻輯考》,榮獲2004年“山西省第四次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著作類獎一等獎。
他的扛鼎巨著《山西神廟劇場考》,又榮獲2007年“山西省第五次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著作類獎一等獎。這些無疑均為馮先生“情系三晉、眾望所歸”的優秀學術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在榮獲中國圖書獎《六十種曲評注》(共25輯)系列專著之中,馮俊杰先生除了與黃竹三教授共同承擔主編,還在此套學術叢書首輯中,他所貢獻的一部非常見功力的《 <琵琶記> 評注》。
這是一部非常厚重、多達266頁文獻稽考的專著,可與馮先生的權威論著《鄭光祖集》相媲美。在此書總評《南戲之祖:〈琵琶記〉的里程碑價值》之中,他充滿感情地表述:
“《琵琶記》“南戲之祖”的美稱,也是對杰出的藝術成就的禮贊。何良俊曾說,本劇在明代前期就已經被認為是戲文中的“絕唱”了。《琵琶記》在藝術上高壓群流,是南戲成熟時期最高成就的代表。這一里程碑價值是無可懷疑的。”
馮先生在此文中還高度評價:“《琵琶記》的影響極其深遠。明清至近代戲曲在創作原則上,人物塑造和劇本體制上,已經選宮配調、用律、諧韻、填詞、說白、科諢、關目配置和表現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它的經驗。連湯顯祖、徐渭、孔尚任、洪升等大家,也都著意師法之,一般作家更無論了。”
馮先生在其學術力作《山西神廟劇場考》一書中,繼承自己一貫的激情與理智思考,他在此書“結語”富有遠見地評述:“山西,乃至中國神廟戲臺,在年復一年的酬神獻藝儀式中,寄托著無數善良的底層民眾的生活愿望。聯系著多種多樣的宗教習俗和戲曲民俗,展示出中國戲曲的所有特征,上演了全部熱情奔放的中國戲劇。”
他還睿智評述:“山西神廟劇場的發展歷程,可以視為中國神廟劇場史的完整縮影,獨樹一幟。具有不可替代的認識價值、審美價值和研究價值。”
馮先生充滿自信如是說:“山西這些戲臺是古人留給我們的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特別是那些為數不多因而非常珍貴的金元和明代戲臺,不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研究價值。而且也因為它那翼角翬飛、雄奇壯美的古樸風貌,而激發人們的觀光熱情。”
對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關懷備至,并應聘擔任《六十種曲評注》“顧問”的著名學者蔣星煜先生,他在為《山西神廟劇場考》一書撰寫的“序”中,高度評價此書:
“馮俊杰繼《戲劇與考古》之后,如今又完成了《山西神廟劇場考》,兩書的部分內容似乎有些相似。但后者所研究、考證的已經不是點,而是整個的面,篇幅遠遠超過了《戲劇與考古》。尤其是此書十分注意數據,而且用了大量圖片。因此許多論點有根有據,經得起反復推敲。
馮俊杰從山西洪洞縣廣勝寺明應王水神廟壁畫分析,認為其意義非凡。因為是第一次用繪畫形式展示了一個包括七名演員、三名樂隊的戲班;第一次具體展示元雜劇末、旦、凈、雜四大行當的男女同臺演出的情況;第一次展示元代神廟劇場的舞臺美術,包括裝置、服飾、化妝等等,都很有說服力。”
蔣星煜先生還認為《山西神廟劇場考》一書,值得特別贊譽的是有“許多第一次”,即如今竭力倡導的“填補空白”的三大學術創新之處:
“第一次把寺廟所奉祀的神靈加以綜合分類,然后歸納為民俗神系、政統神系、道教神系和佛教神系。其所屬之神亦隨之為民俗神廟、政統神廟、道教神廟和佛教神廟,再分別論述其劇場之概況。
“第一次同時從宗教、建筑、戲劇三個方面對神廟進行研究、考察。—— 他還發現榆次縣城隍廟明代本有歇山樓閣式樂樓,亦是劇場。而清代在樂樓下方又建一座戲樓,從而‘形成上下兩臺口’,這樣的劇場當時‘在全國也僅此一例’。對于這許多神廟戲劇演出的情況,自然是考證的主要內容,——這對中國戲劇史是一大貢獻。
“第一次在全省范圍內作拉網式的調查研究,能夠對供奉同一神靈的神廟劇場進行聯系和對比,以及田野考古。所以還發現了未見諸記載而被人遺忘的一處極有研究價值的古代神廟劇場—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高平市王報村二郎廟舞樓。作為《山西神廟劇場考》這一學術專著項目鑒定組成員之一,我有幸先睹原稿,為戲劇界這一豐收而喜悅、興奮。”
蔣星煜先生總結的三個“第一次“,無疑是對馮俊杰教授的褒獎,也是對黃竹三、馮俊杰所長開創的中國戲曲文物研究與探索之路的高度肯定。
另外讓人感慨不已的是,馮先生雖然已經功德圓滿、榮退在家。本該舒舒服服、頤享天年。但是他仍然不甘寂寞,“老驥伏櫪、筆耕不輟”。
2006年馮俊杰教授再創奇跡,又申報成功《山西祠廟碑刻的文化內涵與文學價值》課題,經全國社科規劃辦審批獲準立項。一位來自黑龍江省教育界的山東籍教師,卻無怨無悔地將自己的大半生交付于既陌生又熟悉的山西這片熱土,實在令人感佩不已。
回顧往事,無論是經他之手的《山西戲曲碑刻整理與研究》,還是《山西神廟劇場研究》均以“山西”打頭,均以“研究”提升。此種學術設計與科研實施,充分顯示了他對“中國戲曲藝術”的尊重與敬畏,以及對獻身的“三晉大地”厚重文化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在人生的歷史長河中,人們感懷最深的莫過于時間的飛快流逝,另外則是陪伴而行一起共事的老師、同學、同事和朋友的親情。
我感懷的是在中壯年時期,有幸加盟三晉大地的科研、教學大軍。慶幸在此地結識了高風亮節的馮俊杰先生。“表里山河”與“人杰地靈”的山西確實是我人生的一塊福地。
此文收錄于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編《馮俊杰教授從教五十周年暨戲曲研究座談會論文集》(2012年)《黎羌著《歲月如歌》,山西春秋電子音像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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