浠水蔡紹洛密碼：晚清咸豐大錢背后的銅骨書生

1、很多人家的老宅里，都能翻出幾枚銅錢。我家也有，主要是清代的，從順治到宣統的都有，大部分都規規矩矩，大小一致，邊齒清晰。只有咸豐年的，顯得格外突兀。錢很大，也很亂，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面額不一，銅質粗糙，重量驚人，小時候我經常把它們拿在手上把玩，總覺得不太真實，更像是后來人胡亂鑄的仿品。

父親卻說，這是祖上傳下來的，不會假。

那為什么偏偏咸豐的銅錢長那么奇怪呢？因為它們誕生在一個快要撐不住的時代，太平天國起義席卷半壁江山，國庫嚴重空虛，咸豐皇帝登基不到一年，就發現一個殘酷的現實，十個月的收入，還不夠五個月的支出，朝廷只能鑄大錢救命。

咸豐當百大錢

后來我才知道，在這場清代最激進的大錢實驗背后，除了戶部尚書、大學士、大理寺卿，還有一個來自湖北黃岡浠水的讀書人，他叫蔡紹洛。

他不是主角，卻很關鍵。

2、

蔡紹洛，字季瞻，號端夫，又號蓮橋，嘉慶癸亥年（1803年）出生于湖北黃州府蘄水縣，也就是今天的浠水。

清代的浠水，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出人，但不出聲。它不像徽州、蘇州那樣文名鼎盛，也不像湖廣大府那樣財力雄厚，更多產的是一種中等士人，家世尚可，書香不斷，仕途穩健，卻很少站到時代中心。

蔡紹洛的家世，正是如此。從族譜看，他的祖上并非驟然發跡，一世祖從江西豐城遷徙到浠水，誥授朝奉大夫，元明時代家族均有能人，七世祖更是曾任京官，敕授郎官，十世、十二世又出知府、進士。這是一個慢慢爬上來的家族，不寒微，不豪奢，恰恰是清代社會中最具韌性的那一類書香世家。

蔡紹洛的 家 族譜 系

雖然家底不錯，但蔡紹洛本人，走的是古代讀書人最標準的路徑，縣學廩生，鄉試中舉，會試入榜，殿試三甲。真正讓他脫穎而出的，是道光二年的朝考，他位列第三十六名，皇帝欽點他為即用知縣。

清代新科進士想當實授知縣，一般都要候補排隊，吏部層層考核，這個等待周期不固定，短則三五年，長則八九年。而“即用知縣”意味皇帝給他開了一條綠色通道，可以跳過諸多繁瑣的流程，吏部必須盡快安排他上崗。

這種特例在清代進士中，比例并不高。它意味著，考官集體認可他的實力，朝廷也覺得他能干事。

為何大家一致看好蔡紹洛呢？答案，就在他的朱卷里。

3、

朱卷是明清科舉制度中專用的試卷名目，指由謄錄官用朱筆謄抄考生墨卷形成的副本，是考生最真實的檔案。然而蔡紹洛的朱卷，如今已散佚大半，市面上很多收錄清代進士會試朱卷的文獻，他的內容大都不完整，比如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就缺少科份頁和文章。

好在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我從西安一位老先生處，見到了一本泛黃且有些破損的蔡紹洛壬午恩科朱卷，一共有十幾頁，里面的文章，保存得較為完整，多位考官的評語依然清晰可見。我復印了一份，逐字逐句地看完他的文章，又仔細釋義，反復研讀。

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看完一份會試八股文，以前我總覺得這類文章很古板，流于形式，但蔡紹洛的八股文，并不板滯，文采斐然，氣勢充沛，閃現真知灼見，讓人忍不住拍案叫好。

他第一篇文章圍繞“子曰：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來展開， 強調真學者應時刻保持敬畏、勤勉、不敢自滿的精神狀態。中間這句“其心猶有所自足也，其志猶有所自寬也，其精神猶有所自暇而自逸也，若是者，吾直以為未嘗學”，放在現在也很有警示意義：有些人內心自我滿足，志向自我寬慰，精神只顧著貪圖安逸、放縱懈怠，這樣的人，我認為根本不配談學問。

結尾的“不及之程有限，如不及之程無限也。失之咎易補，恐失之咎難補也”很有意思，這是一個高度克制的世界觀，不急于躍進，不迷信速成，不怕慢，最怕失序。

蔡紹洛的朱卷首題文章

另一篇文章他透過《詩經》中的“鳶飛魚躍”，構建了從即物、觀氣落到明理的認知路徑，將詩歌意象升華為哲學思辨的載體，彰顯了清代學者“以經證道”的學術特色。“即物觀氣，氣無停機。即氣觀理，理無晦跡。”這種由具體到抽象的思維進路非常妙，既吸收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功夫，又多了份當下領悟的靈動。

最精彩的是他論道與萬物的關系，道既超越形質，“非倚形而立”，又內在于萬物，“形未嘗非其形”，這種見解既繼承了程朱理學的精華，又打破了他們把理氣分開說的局限，能把應試文章寫到這個境界，可見蔡紹洛不是死讀書的迂腐文人，而是真懂圣賢學問的思想家。

蔡紹洛朱卷的第二篇文章

而最打動朝廷的，我認為應該是第三篇文章，他根據子貢“見其禮而知其政”的命題，引用《尚書》《易經》及諸子文獻，系統論證了“禮制是政治的根本”，主張通過觀察禮制的演變推知政治興衰，體現儒家“為政以德”“禮治為先”的治國理念。

這篇文章中，他的很多觀點都非常超前，比如對制度演化的認識，他認為政治禮法不是哪位圣人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在歷史長河中摸石頭過河，逐步完善；他還提出“器物存精神，遺跡續教化”，文物不是死物件，而是活著的歷史，至今仍在傳遞古人智慧，他這種極富洞察力的見解在那個動亂的年代，極為難得。

蔡紹洛朱卷上的第三篇文章

官至太子太保的湯金釗贊他“精銳警煉，直逼天崇”，禮部尚書李宗昉說他“天根月窟，操躍功深”，大學士汪廷珍夸他“真實透辟，卓然成家”，清中后期種臣、書法家英和說得更直白：“思窮理奧，學贍經廚。”

這些評價，都沒有夸辭藻，也沒有贊套路，只肯定他的思路與功力。

蔡紹洛朱卷上 考官的點評

從他的文章中，我們既能讀出他的才能、思維，還能看出他的自律。“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勤勝怠，視勤如怠”，“合兩念為一念”……這是一個極端自省型士人，他關心制度，關心秩序，關心看起來瑣碎但能影響事物整體走向的東西。

這些特點，在他后來做官時，反復出現。

4、

蔡紹洛的仕途第一站，是曾經在疫情期間對口援助黃岡的山東。他在棲霞、陽谷兩地都待過，這兩處過去都不算富庶之地，但都有一個共同難點，就是民多事雜，案牘繁重。

《蘄水縣志》里評價他“斷獄如神，吏民畏服。”

“畏服”二字，在清代評價里分量極重，人們不是怕刑罰，而是對他敬重信服。

光緒年間的《棲霞縣志》，收錄了他在棲霞當知縣時撰寫的《節孝牟張氏墓表》、《貞烈欒常氏墓表》和《重修文廟碑記》，字里行間，處處透露著他求真務實的影子。

《節孝牟張氏墓表》和《貞烈欒常氏墓表》，他一改過去寫節孝烈女的筆法，穿透禮教表象，重構事實真相，行文并不沉迷于渲染殉節的戲劇性，反而屢次批評該類文章“筆墨雷同”“抄襲故事”。他的話很直：“讀之者，于其人則起敬，于其文則厭觀。”他不想當一個制造道德模板的官員，更想如實記錄一個真實選擇的人，用當下流行話來說，要有“活人感”。

蔡紹洛撰寫的 《貞烈欒常氏墓表》

《重修文廟碑記》里，他寫道“余年少入官，猶未能富民，而四教之未嘗素拊循其人，遽興大工，煩費之懼民力之不支也。”他擔心如果工程不成功，必定會感覺到羞愧，如果勉強完成，又可能因勞民傷財而害了百姓，所以非常憂慮。但修文廟是前任早已經規劃好的事，于是他想辦法籌集施工經費，老百姓非常支持，最終募集到四千二百九十千文錢，未動用國庫一分，并如期完成工程建設。對此，他感嘆“是以吏無能否，民無富貧，其所為義，民雖貧又少而易為功。倘其所為非義，民雖富且多而愈不可為也。興事者可以深省矣哉！”

蔡紹洛撰寫的 《重修文廟碑記》

這種務實的作風，使蔡紹洛在棲霞積累了一個不顯眼、但很扎實的名聲，也讓他贏得了老百姓的愛戴。至今，山東棲霞當地還有流傳他的各種事跡，其中廣為人知的是他和棲霞清代數學家、考據家牟庭相交的故事。

牟庭原名廷相，字陌人，十九歲為貢生，山東學使趙鹿泉稱他是“山左第一秀才”，蔡紹洛初任棲霞知縣時二十來歲，換做是其他同齡人，可能首先拜訪的是官員豪紳，或者是名伎花魁，但他第一站果斷選擇了牟庭。

二人坐定之后，無所不談，直到天色漸晚，牟庭點上蠟燭照明，蔡紹洛突然一個彈指，彈滅燭火，隨即對牟庭說：“請牟先生吟經書一句。”牟庭脫口而出“有澹臺滅明者——”

這是一次極其隱蔽的試探，比的是在突然被打斷秩序時，你能不能穩穩站在經學脈絡里。牟庭答的澹臺滅明是孔子的學生，這個回答絕對是滿分。蔡紹洛聽后，當場服了氣。

雖然那時蔡紹洛年少得志，但他并不心浮氣躁，而是沉著冷靜，見微知著，從一句話里便窺見了牟庭的學問非同一般。并且他毫無官架子，行動能力也很強，直接就拜牟庭為師。

搞學問，他不來虛的。后來他經常找牟庭請教，二人成為至交。

蔡紹洛在棲霞先后當了幾年知縣后，又被調了陽谷擔任十幾年知縣，朝廷見他在基層鍛煉得不錯，于是在道光年末對他進行了提拔。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卷25記載，46歲的蔡紹洛“現任吏部稽勛司員外郎”，清代時期這個職務是吏部稽勛清吏司副長官，官階從五品，主要負責稽核滿漢文職京官俸祿。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里 蔡紹洛任 吏部稽勛司員外郎的記載

蔡紹洛在該崗位表現突出，考核優秀，朝廷將他扶正，“升吏部稽勛司郎中”，這個官階是正五品。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局勢驟變。

5、

道光三十年后，太平軍起，天下震蕩。朝廷決定，給他新的任務。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38記載，咸豐元年，他被記名以御史用。隨后不久便任山東道監察御史，正式進入了清代監察體系的核心，負責彈劾官員，上奏民情。

蔡紹洛這一步，并非偶然。他不是那種只會寫奏折的科道官，而是一個完整走過地方治理鏈條的人。

《清實錄》記載蔡紹洛等人被 記名以御史用

上任后，他迅速進入狀態，第一批奏疏，不是空談國事，而是幾件非常要緊的事。

一是湖北偽示案， 《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62記載， 當時太平軍從廣西起義后進攻湖南，湖北區域有不法之徒偽造官府文書散布謠言，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有些人認為有太平軍進入了湖北，搞得人心惶惶。蔡紹洛分析，廣西離湖北比較遠，太平軍應該沒那么快到湖北搞事情，那些假告示應該是地方不懷好意的人士借機生事、蠱惑人心， 朝廷認可了他的看法， 特命嚴辦，但同時強調不能制造恐慌，“不可稍涉張皇，致居民紛紛驚擾遷徙。”

二是團練用人，他在上疏中推薦地方的能人隨軍剿匪，同時保舉 一些在籍的士紳帶頭組織團練。他當時推薦的人是湖北麻城縣知縣姚國振，他認為其人果敢有為，勇于緝捕，這不是書生意見，而是一個做過縣官的人，對現實的判斷。他沒看錯人，這個姚國振文武雙全，團練能力很強，曾經在松滋擔任知縣，深得民心，后調任麻城。《崇陽縣志》卷六記載他“虛衷好士，能受善言”，最終在“咸豐初，拒賊死難”，清廷對他也很認可，《清實錄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261記載：“追予湖北黑沙洲陣亡知縣姚國振于奉天原籍建立專祠”。

咸豐二年，太平軍攻占岳陽后，竄擾湖北武昌、漢陽一帶，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份蔡紹洛奏報顯示，他緊急請求朝廷調兵增援湖北。他強調 “ 湖北一省，上通巴蜀，下連江淮，中趨河洛”，是南北交通樞紐，“天下機要之區”，并精準判斷了武昌防守脆弱，“守兵不足、煤米缺少”，援軍可能“中途阻隔”。

蔡紹洛奏報逆匪竄擾湖北應請調兵速援

他說中了。咸豐三年（1853年）初，武昌失守。太平軍進入武昌后的二十多天，隊伍迅速擴編至五十萬人，直接威脅到清朝的腹地。

真正的風暴，來了！

6、

太平軍來勢洶洶，清廷這個時候卻是彈盡糧絕的狀態，缺錢，嚴重缺錢！最終一場破局爭議的貨幣實驗拉開了序幕。

如果站在今天回看，咸豐大錢非常失敗，但對咸豐三年的清廷來說，問題根本不是成不成功，而是撐不撐得過眼前。

故宮收藏的咸豐皇帝吉服像

那時候，西方列強入侵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賴以鑄錢之用的滇銅因太平軍阻斷無法運抵北京，而連年的戰爭又導致軍費失控，餉銀翻倍。再加上地方拖欠、挪用、虧空，清政府已經是大廈將傾。在這種特殊時期，任何溫和的方案，都等于沒有方案。

而蔡紹洛，就在那時，被推到了臺前。

需要說清楚一點，蔡紹洛并不是咸豐大錢的總設計師，但是絕對是最關鍵的推手之一。

當時，為了解決銅錢短缺，朝廷到處收繳銅器，藏匿者還會被定罪。許多地方征銅行為簡單粗暴，不分官民，不分用途，鍋釜香爐一概沒收，結果造成民怨四起，亂象叢生。

這個時候，蔡紹洛做了一件極為關鍵、卻常被忽略的事，他試圖為這套激進制度，加上秩序邊界。同治年間 《刑部通行條例六卷》卷二記載， 他在奏折中，建議征銅要明確區分官員和百姓，官員、官署三斤以上銅器，必須限期繳納，民間百姓一斤以上，按價收購。

《刑部通行條例六卷》里蔡紹洛關于征銅的建議

這是一個典型的儒家官員思路，制度再苛刻，也要有倫理次序。他不是要洗白大錢政策，而是在一個已經失控的局面里，試圖讓它不要更快地失控。

接著，他和眾多官員一起“條陳錢法，請改鑄大錢，以充度支”，并建議大錢與發行紙幣相結合。核心邏輯是，以少量銅料換取高額面值。

光緒《順天府志》記載蔡紹洛等人請鑄大錢

咸豐帝批準了奏議。朝廷初始鑄造當十大錢，同年陸續增鑄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等面值，部分錢局還試鑄了當五、當二十、當四十等特殊面值。

咸豐大錢面額很多，當百以上者叫咸豐元寶，當五十以下者叫咸豐重寶，鍛造的材質很雜，包括黃銅、青銅、鐵、鉛等，以至于鑄造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減重現象，與此同時，由于鑄造大錢成本低而利潤豐厚，一些盜鑄私鑄的情況泛濫成災，大錢不斷貶值，民眾開始抵制，罵聲載道，不少人認為大錢是導致通貨混亂的根源。

蔡紹洛并非不知道會有這種后果。很多人把咸豐大錢理解為發行貨幣，這是現代視角的誤讀。在蔡紹洛眼里，那根本不是貨幣改革，而是一場資源搶救行動。

在那個節點上，身處風暴之中的他早已看透，留在局中，可能背罵名，但退出局中，代價更重。如果所有人都退縮，那當時的制度很可能會以更野蠻的方式推進。作為一個銅骨書生，一個典型的士人，他能做的，只能是撥開眾多已經存在的問題，尋找次優解，把破碎的秩序縫縫補補。

咸豐四年，大錢的鑄造進入高峰期，就在同一時間，他被調任直隸天津府知府。

7、

從御史到知府，這一步，在很多人看來，有點像平調，甚至是外放。但如果你仔細研究當時的歷史，你就知道，那時候直隸天津府知府是一個極其關鍵的位置。

同治年間《續天津府志》記載蔡紹洛于咸豐四年任天津知府

當時的漕運因黃河決口與太平軍封鎖而陷入困境，朝廷不得不推行海運，將南方漕糧通過海路運至天津，再轉輸北京。因此，天津成為了北方漕運、鹽運、軍需的重要樞紐，也是銀、錢、貨物流轉最復雜的節點之一。

把一個深度介入財政制度的御史，放到重要的天津，說明朝廷認可蔡紹洛的能力，知道他是一個能在一線扛事的人。

上任天津后，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的海運，涉及協調、調度、安全、倉儲等，風險高，責任重。不僅要應對自然災害、海盜襲擊，還要確保準時交付首都。

所以，如果說咸豐大錢是一次冒險，那蔡紹洛在天津要做的，就是盡量把冒險的半徑縮小，不能出一點點差錯。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不過，對于務實的他來說，壓力就是動力，他帶領手下的人，擼起袖子加油干，各項工作有條不紊。特別是對騷擾海運的賊寇，他采取剿殺與安撫并用的策略，恩威并施，效果很好。《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卷187記載：“以辦理天津海運出力，知府蔡紹洛等升敘有差”，也就是說，跟著他干海運的大小官員分別都獲得了不同等級嘉獎，蔡紹洛本人則得到了提拔。

《清實錄》記載知府蔡紹洛等海運工作受到嘉獎

光緒年間的《蘄水縣志》卷十記載，“大吏上其勞，奉旨以道員即補”，皇帝又一次欽點，讓他跳過常規候補程序，優先上任道臺一職，這個官職一般是正四品，相當于現在的廳級。

光緒年間《蘄水縣志》蔡紹洛的人物小傳

遺憾的是，不久他“卒于官”，倒在了工作崗位上。如果沒有去世的話，他應該會走得更遠，取得更大的成就。

8、

從縣令、御史到知府、道臺，蔡紹洛仕途穩健，政績斐然，其吏干之才屢見于清代諸多文獻之中。很多人可能都忘了，他實際上也是一個很有才的文人。

年輕時，他撰寫過兩卷《帝鑒圖詩》集，我查到該書在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有藏，我曾試圖借閱未果，不知道書中的具體內容。但從書名來看，蔡紹洛的志向非同尋常，明代張居正等人曾編寫過一本《帝鑒圖說》，該書是萬歷皇帝的帝王啟蒙教科書。

道光二十六年，他還著過《思無邪齋詠史詩》一卷，“思無邪”出自《詩經·魯頌》，后世文人常以“思無邪”強調思想純正，表達心性修養，如曾在浠水寫下諸多詩篇的蘇軾就有《思無邪齋銘》，蔡紹洛大概受此影響。聽說該書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我找到了其中兩頁，內有他寫的《蕭何入關先收圖籍》和《張良借箸》。這兩首詩，通過歌頌蕭何、張良的文治之功”表達對治國方略的思考，以及對經世致用、功成身退理想人格的向往。

蔡紹洛撰寫的《思無邪齋詠史詩》

這是目前他流傳的兩本著作，雖然具體的內容我暫時未能完整閱讀，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是跟制度、政事相關。

他還寫過不少詩，很多都是紀游山水詩。有山、有海、有登臨，還有各種欣喜和感悟。 嶗山縣縣志辦公室出版、 藍水撰寫的《嶗山古今談》記載，他曾在嶗山寫道：“忽動游思嗟莫撓，壯情肯讓昔人豪。已攜蠟屐尋三島，又踏芒鞋到二嶗。地險誰愁投足隘，天低才覺置身高。平生不少登臨處，飽看名山第一遭。”

這首詩帶著一股不可遏制的豪興，即便身為官吏，仍不 輸古人探奇 覽 勝 之志。面對險峻山路，他毫不畏縮，“地險誰愁投足隘？”，自信、灑脫、迎難而上。最后一句尤為動人，他走過不少名山大川，卻坦言嶗山是第一遭真正讓他心滿意足的，這不僅是對嶗山奇絕風光的禮贊，更透露出了一種人生閱歷沉淀后的頓悟。

他在嶗山頓悟到了什么？另外一首《上清宮》的詩里或許就有答案：“上清宮下下清連，紺宇凌霄更近仙。修竹萬竿青入海，老松一路碧參天。山中雞犬皆離世，水底蛟龍欲問禪。夜半鐘聲驚客夢，不知身枕白云眠。”

《嶗山古今談》記載蔡紹洛作的《太清宮》詩

這首詩從登山之動進入觀境之靜，遠離喧囂，他在不知不覺間融入山水，枕云而眠。鐘聲驚夢，才恍然棲居云端。這一刻，官員的威嚴，政務的操勞全然褪去，只剩下一個把秩序看得極重的人，在親眼看見秩序失效之后，在天地間安放著疲憊的靈魂。

他沒有顯赫的身后名，不在權臣譜系，不在清流神話，也不在改革者行列。

他留下的，是一條并不耀眼，卻極其真實的軌跡，讀書、做官、做事。他的一生，恰恰說明了一件事，清代制度的崩壞，并不是因為沒人盡力，而是因為，再盡力，也托不住時代的重量。

今天再看那枚咸豐大錢，你可以把它當成一次失敗的財政實驗，或者一個王朝病急亂投醫的注腳，它笨重、粗糙、失序，像一枚被時代催生出來，又迅速被拋棄的異物。

但如果你走近蔡紹洛，讀懂他的人生，視角或許會發生變化。

那不只是制度的荒唐，也不只是權力的誤判， 而是在一個已然行至懸崖邊緣的國度里，一代讀書人竭盡心力，試圖讓這座將傾的帝國大廈，崩塌得慢些，再慢些。

這不是什么英雄敘事，也談不上成功經驗。但這就是真實的歷史，不是所有失敗都源于愚蠢，也不是所有混亂都來自惡意。

咸豐大錢最終貶值、失效、退出流通，清王朝也走向了終結。

他們終究失敗了。但他們，始終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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