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新青年·新思考丨“面向新質生產力的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思考”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其為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的國家發展指明方向。2026年是我國“十五五”發展的開局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企業是創新活動的策源地，是因地制宜開展資源要素配置與重組的核心主體，是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關鍵力量。面向新質生產力，如何認識與解碼“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有效激活“企業家精神”，成為打通科技創新向先進生產力轉化、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錨點。

本期，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國內著名高校的十位優秀青年學者共話主題，包括（按姓氏首字母排序）：陳衍泰、杜運周、葛淳棉、焦豪、劉洋、戎珂、孫忠娟、吳志巖、臧樹偉、張娜娜。他們長期關注經濟管理與企業創新等領域的理論研究與管理實踐，專注領域深耕并積累了深厚的造詣。其中的多位學者已成為我國相關研究領域的中堅骨干，積極踐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相關工作，持續為“管理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與“講好中國故事”做貢獻。希望通過本期學者的觀點分享，我們能與廣大讀者開展廣泛深入交流，為“發展新質生產力背景下發揮并有效落實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提供思考洞見與行動啟示。

——梅亮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陳衍泰

浙江工商大學副校長、國家級領軍人才、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

打造AI時代的創新生態系統協同推動企業作為創新主體

在人工智能時代，確立企業為創新主體地位，是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這需要“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同向發力，通過深化“放管服”改革，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良好營商環境。

要發揚新時代企業家精神，激勵企業牽頭研發投入，勇闖科技創新“無人區”。政府應引導企業共同參與人工智能時代新基建投入，夯實數字底座。同時，必須培育寬容的容錯文化，建立健全創新試錯容錯機制，讓企業家卸下包袱、大膽創新。

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需著力培養一批既懂前沿科技又具戰略眼光的創新型企業家。大學是開始，市場是主戰場。唯有如此，企業方能真正成為創新要素集成者、科技成果轉化者，在全球科技革命浪潮中勇立潮頭，引領產業升級。

杜運周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管理研究方法專業委員會主任

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撰文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十五五”時期國家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戰略的關鍵抓手。筆者認為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完善與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制度體系，在宏觀制度、中觀產業政策和微觀現代企業制度上協同優化制度建設，破除制約各類經營主體活力的體制機制障礙，鼓勵中央、地方和企業協同發力，積極探索創新性實施路徑。關鍵是激發各類經營主體創新活力、投資活力和發展活力，形成面向消費者需求創造更優價值與企業家價值共同實現的良性循環。

葛淳棉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

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激發新質生產力源頭活水

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其形成與發展離不開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實質性提升。不同于依賴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的傳統發展模式，新質生產力要求企業在技術路線選擇、原始創新組織和成果轉化中發揮更為突出的主導作用。但在實踐中，企業仍面臨“有投入、弱主導”的結構性約束：一方面，企業研發活動以應用開發和跟隨式創新為主，原始創新投入不足，在關鍵核心技術和底層共性技術研發中的深度參與有限；另一方面，在創新資源配置和科研組織機制中，企業在問題定義和方向牽引上的話語權仍然偏弱。

面向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求，有必要推動企業從“創新參與者”向“需求提出者”和“創新組織者”轉變，以真實產業問題牽引技術突破和制度創新。這不僅需要通過穩定預期、容錯激勵和多元化投入機制，增強企業開展中長期、高風險研發的能力；還需要完善以企業為核心的人才使用與激勵機制，強化企業對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集聚、培育和長期支持能力；同時，需健全產學研協同機制，形成“企業出題、科研解題、共同破題”的創新格局，使企業更早、更深地嵌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環節，為新質生產力持續涌現夯實制度根基。

焦豪

北京師范大學京師特聘教授，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

面向新質生產力的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演化邏輯：高端化、智能化、生態化和綠色化

面向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企業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的核心載體，其創新主體地位亟需在轉型升級中得到強化。從實踐邏輯上看，企業高端化、智能化、生態化與綠色化構成了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路徑與變革方向。首先，高端化體現為從要素驅動向技術和知識驅動轉變。企業通過加大原創性研發投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推動產品和服務向中高端躍遷，從而在面向新質生產力的轉型中承擔技術源頭和價值創造的主體角色。其次，智能化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集中體現。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工業互聯網賦能決策機制，企業能夠實現生產效率和創新效率的同步提升，進而增強其在培育新質生產力中的主導能力。再次，生態化強調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生態而非局限于單一主體內部。聯結高校、科研機構和上下游企業，形成以企業為核心的協同創新網絡，從制度和組織層面鞏固企業在創新體系中的樞紐地位。最后，綠色化回應新質生產力對可持續性的內在要求。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和低碳轉型，將環境約束轉化為創新動力，使企業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實現長期競爭優勢。

劉洋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

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

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十五五”時期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總動員令。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突破性技術為牽引推動產業創新，核心在于營造更有利于突破性創新生成與擴散的全球開放創新生態。這一生態的制度基礎在于：以“包容審慎”的監管機制守住底線，以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提升創新要素配置效率，以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夯實源頭供給與持續迭代能力。面向“十五五”，需以超常規舉措激活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推動形成“科技創新為動力、市場需求為牽引、應用場景拓展為抓手”的企業創新生態系統；并以生態邏輯統籌產業創新體系建設，梯隊培育多元創新主體，強化人才、技術、知識、數據與資本等要素集聚，深化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四鏈融合”，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鏈接全球資源，最終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型產業創新生態。

戎珂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教授、所長

商業生態方法論培育新質生產力

商業生態是新質生產力形成與躍遷的關鍵組織形態和運行載體。全球創新實踐表明，無論是硅谷在多輪技術浪潮中持續孕育顛覆性企業，還是深圳在電子制造與智能硬件領域實現快速崛起，其深層動力都源于具備自我生長與持續演化能力的商業生態。新質生產力不再主要依賴單點技術突破，而是通過生態內部多主體的協同互動，對技術、數據、資本、人才與應用場景進行持續重組與高效配置。圍繞這一邏輯，我在專著 《持續共贏：商業生態構建方法論》中系統提出了商業生態的培育路徑：以清晰且具牽引力的愿景（Vision）凝聚共識，以可落地的解決方案（Solution）界定價值創造邏輯，以多元互補、差序格局的伙伴體系（Partners）拓展創新邊界，以穩定而可預期的信任機制（Trust）降低協作成本，并通過高效的運營能力（Operation）保障生態的持續進化。在數智時代，能否構建并有效運營商業生態，已成為 Big Tech企業 以及區域經濟競爭的“標配能力”。以生態化方式培育新質生產力，不僅能夠持續催生新商業模式，也為邁向數字文明奠定了堅實基礎。

孫忠娟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務處處長，琢玉書院執行院長，中國ESG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企業創新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三重戰略維度

企業作為構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主體，通過創新驅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組合方式的系統性躍升。面向新發展階段，企業創新需聚焦以下戰略維度：一是數智化賦能，即通過數字技術與智能技術的深度融合，推動數據要素與傳統生產要素的協同聯動，加速技術創新在企業組織內部的滲透與應用，為技術突破和效率提升提供基礎支撐；二是全球規則內嵌，即通過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與產業規則建構，將自主創新成果嵌入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實現從技術優勢向規則主導權與價值分配權的轉化；三是可持續發展導向，即將環境、社會與治理目標系統性融入企業創新決策，引導創新活動從短期效率導向轉向長期、包容、可持續的價值創造范式。上述三重維度相互關聯、協同演進，共同構成企業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戰略體系。

吳志巖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戰略管理學教授

激發“她”力量：釋放女性科學家的新質生產力價值

發展新質生產力，企業是關鍵創新主體，“誰在創新”至關重要。當前，我國女性在理工科教育與科研入門方面進步顯著，但在企業研發一線、關鍵技術攻關與科技創業中仍代表性不足。這不僅造成人才浪費，更限制了創新視角與解題路徑的多樣性。培育女性科學家，需從“補位”思維轉向“增效”思維：核心是通過制度設計釋放其創新動能，減少結構性流失。問題不在入口，而在晉升臺階的遞減。關鍵在于：一是在重大項目牽頭、團隊主導、重要成果署名等關鍵節點，為優秀女性提供清晰機會與支持，助其跨越職業“臨界點”；二是改革科研評價與晉升機制，承認科研生涯的多樣節奏，為因生育、照護形成的“非線性階段”提供彈性空間與復歸通道。這不僅是公平議題，更是提升企業創新能力與國家新質生產力水平的戰略源泉。

臧樹偉

青島大學商學院教授、副院長

大國博弈下企業需要新質生產力加速“換道超車”

新質生產力作為引領企業創新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量，正成為大國博弈下企業“換道超車”的重要突破口。隨著科技制裁與貿易摩擦的日益加劇，企業發展新質生產力，一要聚焦技術突破，以前沿性、顛覆性原創技術為引擎，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自主可控，奠定“換道”的基石。二要聚焦價值創新，將產品研發與市場拓展深度融合，在真實應用場景中創造新需求、打造新業態，完成價值的“超車”驗證。三要聚焦組織革新，以敏捷包容的內部治理與開放協同的生態網絡為支撐，激發人才與數據的核心要素活力，為新質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競爭力提供深層支撐。四要聚焦政策適配，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精準對接行業發展的“燃眉之急”，將政策勢能轉化為攻堅克難的動能優勢，形成適配先進生產力的全新生產關系，為“換道超車”提供不竭的系統性支撐。

張娜娜

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案例中心主任

數智時代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雙重命題：機遇賦能與治理破局

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在智能時代，企業作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力軍，既面臨著人工智能帶來的歷史性機遇，也需應對其伴隨的治理挑戰。一方面，人工智能正深刻重構企業組織形態、決策機制與價值創造模式，通過賦能運營效率提升、促進決策科學化、推動能力遷移升級，持續鞏固和增強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引發了新型風險管理與倫理治理問題，如算法偏見、數據隱私保護、人機責任界定等，增加了企業管理的復雜度，可能對其創新主體地位形成潛在制約。這要求企業必須加快構建與智能時代相適應的治理體系與倫理準則，以制度創新保障技術創新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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