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一人后杜聿明才明白，他被圍時，能拿到三成空投補給已不少了

一開始，沒人想到這事兒會跟一個“穿了解放軍軍裝的人”扯上關系。

1949年初，杜聿明和文強被俘以后，被安排到了“高俘團”——也就是集中關押戰犯的地方。

有一天，一個穿著華東野戰軍軍裝的人走進來，探望他們倆。

杜聿明盯著那人看了半天，沒說話。

文強坐在一邊，整個人都愣住了。

那人他們以前見過。

很快，兩人對視了一眼，心里明白了點什么。

那個困擾他們很久的問題——為什么陳官莊被圍的時候，空投物資總是少得可憐，終于有了點答案。

可這事，說出來也挺復雜的。

那時候是1948年冬天，淮海戰役進入最關鍵的一階段。

杜聿明帶著幾十萬部隊被困在陳官莊，靠的就是空投活命。

南京方面一再承諾，會全力保障空投。

可真正落到地上的，撐死也就三成。

剩下的，全飄了。

飄哪去了？沒人說得清。

文強那會兒負責接收空投物資，賬面上的數據他看得清清楚楚。

南京說投了十噸，他這兒最多收到三噸。

按理說，往下查就是了——可查來查去，查不到人。

于是他專門去找了杜聿明，說這事兒蹊蹺，懷疑是空投指揮出了問題。

杜聿明當時不信。

他說那人打過滇緬戰役，是跟他一塊兒抗過日的。“那時候這人就老實，沒出過岔子。”話說到這兒，也就沒再追究。

可誰也沒想到，戰敗被俘之后，再次見到這個人，已經換了軍裝。

不是國軍的了。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時候的空投，其實是國民黨后勤體系的一次大考。

蔣介石急了，動用了幾乎所有能調動的資源——空軍兩個運輸大隊、三個民間運輸公司、包括陳納德的那支“飛虎隊”改制后的公司，全數上陣。

場面很大，規模很足。

可到了前線，物資就像進了篩子，全漏了。

不是吹偏了，就是飄到了對面陣地。

還有一些根本沒找到人接。

飛行員怕高炮，根本不敢貼地飛，結果越飛越高，物資越投越遠。

前線苦啊，后方也亂。

南京的大校場機場亂得一塌糊涂，運輸車排著長隊進不去，物資調度靠吼，誰先搶到誰先裝。

指揮系統也混亂，原本應該由聯勤總部統一調度，結果趙桂森這個運輸署長忙不過來，臨時找了個叫陳可的分監司令來現場指揮。

可這個陳可，資料里幾乎找不到他的履歷——真有這么個人嗎？沒人能確認。

還有人說，真正負責空投的是程藩斌，一個中校，軍銜不高，但職位關鍵——聯勤總部運輸署空運勤務司副司長。

他主導過三次大規模空投：碾莊圩、雙堆集、陳官莊。

巧的是，三次都失敗了。

有人半開玩笑，說他是“空投死神”——哪兒空投哪兒完。

可也不能全怪他，那時候的空投本來就難做。

前線形勢瞬息萬變，天氣惡劣，敵人火力強，后方又混亂。

程藩斌手上的權力也有限，他能做的，其實不多。

說到底，問題出在整個體系。

文強的疑問不是沒有道理。

可當時的判斷，是不是也摻雜了些情緒？他和杜聿明后來把責任指向段仲宇，理由是他曾經短暫擔任過徐州第十一兵站分監。

可實際上，段仲宇在1948年10月就被調回南京，隨后又去了上海，跟徐州戰場的空投基本沒關系。

而且，根據他自己的履歷，他1944年才調入中國駐印軍，而杜聿明在滇緬的作戰主要是在1942年。

兩人也許見過，但并沒有長期共事。

說段仲宇“當年跟他一塊兒打過日本”，可能是記錯了。

那段時間，國民黨內部斗爭也很激烈。

像段仲宇這樣的人，雖然是黃埔出身、資歷也不算淺，可到了徐州卻被黃百韜排擠，干了一個月就走了。

這種人，根本沒有能力左右整個空投系統。

更現實的是，即便段仲宇真是“空投司令”，也不可能一個人決定空投的成敗。

空投涉及的單位太多了：空軍、運輸公司、聯勤總部、軍務局、國防部，還有蔣介石自己。

真要查責任，整個系統都得問一遍。

但當時沒人有這個耐心。

敗了，總得有人背鍋。

段仲宇的名字就這樣被提了出來。

沒有證據，只有印象。

而一旦認定，就再也改不過來了。

說起來，蔣介石最后還派了個小組去前線空投現場查看，由空軍副司令王叔銘、蔣的次子和程藩斌三人組成，親自飛到陳官莊上空，現場指揮空投。

可惜還是沒用，物資照樣飄，士兵照樣餓。

那會兒，杜聿明的部隊只帶了七天口糧，原計劃是撤到阜陽再補給。

可就是因為空投跟不上，計劃拖成了圍困，最后演變成全軍被俘。

空投沒救下前線官兵，反倒成了戰敗之后的借口。

戰后很多年，段仲宇的名字再沒出現在主流史料里。

也沒人再叫他“空投司令”了。

參考資料：

李蓬，《國共戰爭內幕》，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年。

金沖及主編，《蔣介石與近代中國》，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何應欽，《八年抗戰回憶錄》，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文強，《口述自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杜聿明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