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參加同事的婚禮，對伴娘一見鐘情，她紅臉：你真直白

1989年十月十五日，秋高氣爽，天空藍得像被水洗過。我跟著同事們去紡織廠食堂參加趙大偉的婚禮，誰也沒想到，這場普通的婚宴，會改變我往后的人生軌跡——我在這里，第一次見到了王秀茹。

食堂里擺了二十幾桌酒席，紅布鋪在八仙桌上，搪瓷盤里裝滿花生瓜子，空氣里混著油煙味和喜糖的甜膩氣。大柳樹的葉子黃了大半，風一吹嘩啦啦響，襯得院里的熱鬧更足了。趙大偉是廠里出了名的老實人，穿著借來的西裝，胸前別著大紅花，笑得合不攏嘴。能看著他娶上媳婦，我們都替他高興。

我穿了件深藍色新夾克，那是攢了三個月工資買的，袖口有點緊，卻讓我覺得格外體面。二十四歲的我，早被家里催著相親，可廠里適齡的女工要么已婚，要么年紀太小，母親上個月托人介紹的棉紡廠姑娘，又嫌我話少沒成。“浩子，這邊坐！”車間主任老馬招呼我，“給你留了好位置，能看見新娘伴娘出來。”

我道了謝坐下，心里并沒太當回事，低頭剝著花生。直到婚禮進行到一半，周圍突然響起一陣“哇”的驚嘆聲，我下意識抬頭，手里的花生“啪嗒”掉在桌上。新娘穿著紅色套裝走在前面，身后跟著個穿淺粉色連衣裙的姑娘，微微低著頭，臉頰泛著淺淺的紅暈。淡粉的裙子襯得她皮膚白得像剛下的雪，馬尾辮束得整齊，露出光潔的額頭和脖頸，抬眼看向賓客時，那雙眼睛亮晶晶的，像盛著兩汪清泉。

“那是新娘的表妹，叫王秀茹，在二中當老師。”老馬湊過來小聲說，語氣里帶著撮合的意味，“漂亮吧？聽說還沒對象呢。”我喉嚨發干，只能用力點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敬酒環節，她們一桌桌走過來。離得近了，我能聞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像茉莉花又不全是，清清爽爽的。她端著酒瓶斟酒，手指纖長，指甲修剪得干干凈凈。輪到我時，她輕聲開口：“同志，給您倒酒。”

我慌慌張張站起來，竟不小心碰倒了椅子，“哐當”一聲引來滿桌哄笑。臉瞬間漲得通紅，我結結巴巴地道歉：“對、對不起。”她抬眼望我，眼睛彎了彎，像是在笑又忍住了，聲音輕得像羽毛拂過耳畔：“沒事。”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清楚，我完了，徹底栽在這個姑娘手里了。

剩下的宴席，我的目光就沒離開過她。看她溫柔地給老人倒酒，看她低頭聽賓客說話時的淺笑，看她偶爾抬手把碎發別到耳后，每一個動作都撓得我心頭發癢。心跳得像廠里那臺老舊的紡紗機，哐當哐當停不下來。

宴席散了，賓客漸漸散去，她卻留在原地幫忙收拾桌子，把剩菜歸攏到一起。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徑直走過去：“我幫你吧。”她抬眼看我，點了點頭：“謝謝。”

我們默契地沉默著收拾，我憋了半天終于找到話題：“你是二中老師？教什么的？”“語文。”她手里的動作沒停，“你是大偉哥的同事？”“嗯，一個車間的，我叫李浩。”“王秀茹。”我在心里把這個名字默念了三遍，秀茹，秀外慧中，茹古涵今，雖然當時說不清后四個字的意思，卻覺得這名字跟她再配不過。

收拾完要還餐具，我趕緊說：“我騎自行車來的，幫你送過去吧。”她猶豫了一下點頭同意。我們把幾大摞碗碟綁在車后座，推著車慢慢走。秋日午后的陽光暖洋洋的，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我又問起她當老師的事，她眼睛亮起來：“第二年教了，我很喜歡教書，孩子們都很單純。”

我突然想起妹妹也在二中，趕緊說：“我妹李娟也在二中，高二三班的。”“李娟？”她更驚喜了，“她作文寫得特別好，上次比賽還拿了獎呢！”就這么一句，我們徹底打開了話匣子，從學校聊到工廠，從學生聊到同事，走到她家樓下時，我才驚覺竟說了快二十分鐘——這對平時跟女同志說話超不過三句就臉紅的我來說，簡直是奇跡。

“我到了，今天謝謝你。”她站在四層紅磚樓下說。我鼓足畢生勇氣：“那個……下周日人民公園有菊花展，你想去看嗎？”她愣了一下，臉紅得從臉頰蔓延到耳根，像傍晚的晚霞，小聲說：“你真直白。”我正手足無措，她卻嘴角上揚：“周日下午兩點，公園門口見。”說完轉身跑進了樓道。我在原地站到她家三樓的燈亮起，才推著車離開，一路上忍不住笑出聲，把路過的大爺都嚇了一跳。

那一周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七天。上班心不在焉，差點被機器絞了手指；下班后就對著日歷發呆，數著離周日還有多久。母親看出我的異常，問我是不是有好事，我嘴硬說沒有，嘴角卻忍不住上揚。周六晚上，我翻箱倒柜找衣服，選了件半新的白襯衫燙了三遍，又去理發店剪了頭發，師傅問是不是相親，我點頭又搖頭，自己都分不清這份心情。

周日中午我早早到了公園門口，手里攥著兩瓶橘子汽水來回踱步。一點五十，我看見她從公交車上下來，淺黃色毛衣配藍色褲子，馬尾辮在陽光下泛著柔光。“等很久了？”她走近問。“沒有，剛到。”我把汽水遞過去，指尖不經意碰到她的手，像觸電般縮回來，她也紅了臉，低頭小口喝著汽水。

公園里菊花正盛，黃的、白的、紫的擺成各種造型，大多是家庭出游的游客，還有幾對年輕情侶保持著禮貌的距離并肩走著。我們順著人流慢慢逛，偶爾點評兩句哪盆花好看。走到人少的角落，她在長椅上坐下：“坐會兒吧。”我挨著她坐下，中間隔著兩個人的距離，秋風吹來菊花的清苦香和她身上的淡香，緊張得手心冒汗。

“你……”我們同時開口又同時停下。“你先說。”我讓她。她猶豫了一下：“你為什么約我出來？”我愣住了，總不能說一見鐘情太輕浮，說她漂亮太膚淺。想了半天，我認真地說：“因為婚禮上，我看見你給老人倒酒，會特意倒得淺一點。我想，這姑娘心善。”她睜大眼睛看著我，隨后笑出了聲，眼睛瞇成月牙：“你觀察得真仔細。”“我想多了解你，可以嗎？”我鼓起勇氣問，她紅著臉點了點頭。

那天我們待到太陽西斜，我知道了她師范學院畢業，喜歡讀舒婷的《致橡樹》，父母都是中學老師；她也知道了我父親早逝，母親在街道小廠工作，我在紡織廠從學徒做到技工，還帶了兩個徒弟。“你是個踏實的人。”她聽完說。“就是沒什么大出息。”我不好意思地撓頭，她卻認真反駁：“踏實就是最大的出息。”

送她到公交站，車來前她回頭說：“李浩，今天我很開心。”車開走后，深秋的風已經有些涼，我心里卻暖烘烘的。接下來的一周，我下班就扎進圖書館，借了初中語文課本和教學參考書，只想能和她有更多共同話題。母親見我天天抱著課本，納悶地問是不是要考大學，我只說幫別人看看。

周六下午我特意請了假，穿得整整齊齊去二中聽她的公開課。門衛一聽是王秀茹老師讓來的，打量我幾眼笑了：“進去吧，二樓左轉第三間。”我站在教室后門，看見她站在講臺上講《背影》，淺灰色外套配低馬尾，陽光給她鍍上一層金邊，聲音清晰柔和，講到父親爬月臺買橘子時，幾個女學生都紅了眼。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喜歡的不只是她的外貌，更是她身上那份溫柔堅定的光芒。

下課鈴響，學生涌出教室，她看見我笑著招手。“講得真好。”我由衷贊嘆。“真的嗎？我有點緊張呢。”她抱著教案帶我去辦公室，從鐵皮盒子里拿出自己做的動物形狀餅干：“第一次做，火候沒掌握好。”我拿起一塊放進嘴里，有點焦卻很香：“比我媽做的還好吃。”她笑得眼睛彎彎的。離開時，她輕聲問：“下個月我們學校組織去香山看紅葉，老師可以帶家屬，你有時間嗎？”我的心猛地一跳：“有，當然有。”

深秋的香山層林盡染，紅得醉人。我跟著她的同事們一起爬山，幾個年輕女老師偷偷打量我，湊在一起竊竊私語，笑得曖昧，秀茹紅著臉假裝沒看見。半山腰她有點喘，我們找了塊大石頭休息，她遞來水壺，里面是溫溫的蜂蜜水：“秋天干燥，喝點這個好。”她接過我喝過的水壺自然地喝了一口，這個間接接吻的舉動讓我心跳加速，她也意識到了，紅著臉擰緊蓋子。

“秀茹。”我輕聲叫她。“嗯？”“我們能正式交往嗎？”我終于問出了憋了一個月的話。她抬起頭，眼睛亮晶晶的，鄭重地點了點頭。下山時，我們的手第一次牽在了一起，她的手很小很軟，有些涼，我小心翼翼地握著，像握著易碎的珍寶：“我給你焐熱。”我們相視而笑，手指緊緊交纏。

八十年代末的戀愛含蓄又克制，我們大多時候在公園散步、書店看書，或是在她學校附近的茶館待一下午，她批改作業，我看技術書籍。十二月第一場雪落下時，我騎車去接她下班，從懷里掏出用毛巾包著的烤紅薯：“剛買的，還熱乎。”我們站在屋檐下一起吃紅薯，看著雪花靜靜飄落，她突然說：“我爸媽想見見你。”

那個星期我緊張得幾乎沒睡好，周日提著兩瓶酒、一盒點心、一袋水果，在她家樓下深呼吸五分鐘才敢上樓。她母親戴著眼鏡很斯文，父親是個嚴肅的中年人，席間問了我的工作、家庭和未來打算，我一五一十回答，手心全是汗，秀茹在桌下輕輕碰了碰我的腳給我鼓勵。飯后父親讓我去書房，沉吟許久說：“你是工人，她是老師，成長背景不同，將來可能有矛盾。”

我認真回答：“叔叔，我知道我配不上秀茹，但我肯吃苦，也在上夜校學技術。我們會好好溝通，她教我讀書，我教她認識機器，我們都在學對方世界的東西。”父親看了我很久，終于笑了：“這話說得實在。”走出書房，聽見他說“這孩子實在，我同意了”，秀茹歡呼著抱住母親，我站在原地傻笑著，心里的大石頭終于落了地。

春天來時，我帶她見了家人，母親拉著她的手喜歡得不得了，妹妹直接叫起“嫂子”，把她羞得滿臉通紅。勞動節我們去北海公園劃船，我笨手笨腳地把船劃得原地打轉，她笑得前仰后合，接過槳穩穩地劃起來。船漂到湖心，她問：“浩子，你想過將來嗎？”“想過，考技師證多掙錢，然后娶你。”我握住她的手，她紅著臉問：“廠里能分房嗎？”“排隊呢，但我會申請。”她搖搖頭：“我不在乎房子大小，只要我們在一起就好。”

七月我通過技師考試漲了工資，她送我一個筆記本，扉頁寫著“愿君如松柏，歲寒常青青”。八月廠里分房的消息傳來，負責人悄悄告訴我，雙職工家庭優先，結了婚機會更大。我心里涌起一個大膽的念頭。

下班路上，蟬鳴陣陣，夕陽把影子拉得很長。我停下腳步轉身面對她，從口袋里掏出小盒子——那是用三個月工資買的小金戒指，雖小卻是我能給出的全部。“我知道有點突然，也給不了你很好的生活，但我會努力一輩子對你好，你愿意嫁給我嗎？”她看著戒指，眼淚掉了下來。“你別哭，不愿意也沒關系……”我慌了神，她卻抹去眼淚伸出手：“傻瓜，我愿意。”

我們把婚期定在1989年十月十五日，和趙大偉婚禮同一天。秀茹說這樣有意義，能記住我們初遇的日子。婚禮當天，她穿著紅色旗袍出現時，整個世界都安靜了。交換戒指時我手抖得厲害，她握住我的手幫我穩定下來。宴席散去，我們像一年前那樣一起收拾殘局，她突然笑了：“想起去年你幫我綁碗碟，緊張得手都抖。”“我現在也緊張。”我老實承認。她輕輕抱住我：“別緊張，李浩同志，我們有一輩子的時間慢慢習慣。”

那晚，我們在臨時分到的十幾平米小宿舍里開始了新婚生活。房間被她布置得溫馨整潔，窗臺上擺著一盆她帶來的茉莉。“以后這就是我們的家了。”她說。“暫時委屈你了，等分了房……”“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她打斷我，眼神認真。

我看著身邊這個讓我一見鐘情的姑娘，如今成了我的妻子，心里滿是慶幸。如果沒去參加趙大偉的婚禮，如果沒鼓起勇氣約她，如果她沒紅著臉說那句“你真直白”，就沒有我們的后來。“想什么呢？”她問。“想我們第一次見面，你臉紅的樣子。”她果然又紅了臉，輕輕捶了我一下。

窗外秋月正圓，清輝灑滿人間。我們的愛情沒有驚天動地的情節，卻有著八十年代最真摯的模樣。那句“你真直白”開啟的緣分，我們用一輩子來書寫。對我和秀茹來說，這樣細水長流的深情，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