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土狂想背后的美國焦慮：擴張野心難掩霸權衰落

作者｜時事熱點觀察者

一張涵蓋美國、加拿大和格陵蘭的“大一統”地圖被擺在了世界面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吞并加拿大的想法直言“是認真的”。

但格陵蘭總理延斯-弗雷德里克·尼爾森明確回應：“美國不會得到它。我們不屬于任何其他國家。” 這種19世紀的殖民主義劇本試圖在21世紀重演，暴露的不僅是領土野心，更是一個超級大國面對自身衰落時的戰略焦慮。

一、特朗普的“領土牌”：談判籌碼還是真實野心

特朗普最近直言“對吞并加拿大這件事是認真的”，甚至放出囊括美國、加拿大、格陵蘭島的“大一統”地圖。他的副總統萬斯和夫人更是不顧丹麥反對，強行登上格陵蘭島的美軍基地。

這一系列舉動表面看似荒誕，實則背后有明確的戰略算計。

特朗普政府正對加拿大和歐盟揮舞關稅大棒，僅對加拿大就加征了25%的關稅。當貿易戰打到僵局時，特朗普突然甩出“領土主權”這張牌，本質上是在創造“不對稱籌碼”。

這種策略是一種談判戰術：當發現對方能在貿易領域進行對等反制時，就突然掏出一把更厲害的武器，逼對方認慫。

對于格陵蘭島，特朗普的表態更加直接。他曾說“格陵蘭島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并聲稱“為了國家 和國際安全，我們需要這樣做”。

當被問及是否排除在格陵蘭使用軍事力量時，他的回答是：“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我有沒有說我會這么做，但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二、歷史回響：美國領土擴張的DNA

美國的領土擴張野心并非特朗普首創，而是深植于這個國家的歷史DNA中。回顧美國建國以來的領土變遷，就是一部持續擴張的歷史。

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時，僅有東部沿海的十三個殖民地。此后通過購買、戰爭和兼并，領土不斷向西、向南擴張。

1846年至1848年，美國對剛獨立的墨西哥發動戰爭，吞并了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等地。這場戰爭導致兩三萬人死亡，是美國歷史上最具侵略性的領土擴張之一。

1867年，美國以720萬美元從俄羅斯購買了阿拉斯加。同一年，美國就試圖再購買格陵蘭島，以實現對加拿大的“三面合擊”，迫使加拿大并入美國。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也曾試圖以1億美元購買格陵蘭島。

特朗普擴張主義的想法，可被視為19世紀美國“天定命運論”的現代回響。這種學說認為美國擁有在整個北美大陸擴張的神圣權利。

三、資源與地緣：擴張背后的雙重驅動

特朗普對加拿大和格陵蘭的野心，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驅動。加拿大看似地廣人稀，但它是全球原油儲備、鈾礦儲量最多的國家之一，還有足以影響國際市場的木材和農產品。

特朗普曾抱怨：“美國每年花2000億美元補貼加拿大，他們卻連邊境線都要用尺子畫直了占我們便宜！” 這句話暴露了他的真實目標：通過主權控制，將加拿大資源徹底納入美國供應鏈。

格陵蘭島的戰略價值更為直接。島上不僅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礦床之一（儲量約3850萬噸），還扼守北極航道的咽喉。隨著冰川融化，北極航線商業價值大幅提升，成為連接歐亞的“新蘇伊士運河”。

誰控制格陵蘭島，誰就能在北極資源爭奪中占據優勢。

美國在關鍵礦產供應鏈上嚴重依賴中國，15種礦產100%靠進口，29種超50%依賴進口。當中國對鎵、鍺等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后，美國軍工和科技產業立即陷入被動。

特朗普看似在“開疆辟土”，實則是想用19世紀的手段解決21世紀的供應鏈危機——搶不到技術優勢，就直接搶礦。

四、國際反應與未來走向：殖民劇本難在21世紀重演

面對美國的領土野心，相關國家的反應堅決而明確。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曾表示：“加拿大永遠不會以任何形式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新當選的格陵蘭自治政府也公開表態：“我們不想成為美國的一部分，美方的行為缺乏尊重。”

丹麥國防大臣更是怒斥特朗普“離譜”，強調“盟友不該如此施壓”。

歐洲國家的心態復雜而矛盾：一方面，不想看到美國吞并格陵蘭島；另一方面，又不想因此事過度激怒美國，希望維護傳統的同盟體系。歐洲對于美國吞并格陵蘭島的憤怒與擔憂是雙重的。

如果美國可以隨意吞并歐洲國家的領土，而且還是同盟國家的領土，那么跨大西洋同盟體系就不再是主權國家間的體系，而是21世紀的“新帝國主義體系”。

一旦吞并了格陵蘭島，美國將補上地緣政治上的“北大西洋缺口”，歐洲對于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將會下降，被拋棄的可能性也自然會上升。

在這種背景下，世界各國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與美國“與狼共舞”的風險。中國外交部早就明確表態：“北極事務應由北極國家共同協商，反對任何國家將地緣政治帶入北極。”

相比美國赤裸裸的武力威懾，中國選擇與俄羅斯、挪威等國合作開發北極能源，用商業合同而非航母戰斗群擴大影響力。

當特朗普對著地圖暢想“大一統”北美時，格陵蘭島上的居民正在捍衛自己的家園和未來。 格陵蘭總理尼爾森在社交媒體上堅定表示：“我們決定自己的未來。” 而在渥太華，加拿大總理的回應同樣毫不含糊。

19世紀的殖民劇本，在21世紀多極化的世界格局中，已經失去了重演的舞臺。美國對絕對安全和絕對控制的追求，最終暴露的是面對新興力量崛起時的戰略焦慮，而非真正的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