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叢林法則”已從“后院”擴展到北約，21世紀國際政治文明面臨重大倒退

在美軍3日凌晨對委內瑞拉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并將他們帶到美國后，美國總統特朗普4日在總統專機“空軍一號”上向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古巴、伊朗、墨西哥等國發出威脅，還重申美國“需要格陵蘭島”。特朗普對記者表示，西半球是“我們的半球”，門羅主義很重要，很多美國總統忘記了它，“我沒有，我沒有忘記”。

▲當地時間2026年1月4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特朗普返回白宮 圖據視覺中國

事實上，在國際關系的理論演進與歷史實踐中，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主權國家體系，到二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所構建的多邊主義秩序，其核心追求始終是超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國際法和共同規則約束國家行為，維護和平與安全。然而，這一歷經數百年艱難構建的文明堤壩，正因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掠奪性外交”（predatory diplomacy）面臨嚴峻的潰決風險。

這種“掠奪性外交”并非無源之水。它深植于美國歷史上的“天定命運論”（Manifest Destiny）與帝國主義擴張傳統。特朗普毫不掩飾對推行海外領土擴張的第25任美總統麥金萊的推崇，其版圖擴張計劃被視為“天定命運論”的現實回響。所不同的是，過往的擴張往往披著“傳播民主”“維護秩序”的外衣，而特朗普政府的獨特之處在于毫不掩飾其掠奪本質。這種表演性的強權政治，一方面旨在迎合國內部分選民情緒，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背景下，試圖通過極限施壓與武力炫耀來挽回頹勢的焦慮。

從歷史上的強控巴拿馬運河，到當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打擊，再到公然覬覦丹麥的自治領地格陵蘭島，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徑，正以一種毫不掩飾的強權姿態，將國際社會推回以實力界定權利、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原始狀態。

在國際政治語境下，“叢林法則”本質上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翻版，即認為國家間關系如同自然界，遵循“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鐵律。特朗普政府的“叢林法則”實踐，有一條清晰的地緣與歷史脈絡，其焦點始終鎖定在西半球的控制權上。

從公然宣稱要“奪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并施壓巴拿馬允許美國在運河周圍部署軍隊開始，“門羅主義”在21世紀借尸還魂。委內瑞拉的硝煙尚未消散，特朗普又劍指北約盟國丹麥，宣稱“我們絕對需要格陵蘭島”。

▲從飛機上俯瞰格陵蘭島 圖據視覺中國

此舉震驚世界，因為它意味著“叢林法則”的適用對象已從“后院”弱國擴展到北約盟友。格陵蘭島的戰略價值與稀土等礦產資源是顯而易見的誘因。特朗普政府的行動表明，在其邏輯中，國際聯盟與友誼的價值遠低于對領土與資源的貪婪。丹麥被迫將美國列為“潛在的安全風險”，并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以自保。當最親密的盟友都需要提防來自美國的“掠奪”時，國際互信的基礎已蕩然無存。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叢林法則”，正在對二戰后的國際體系造成結構性破壞。

首先，它嚴重侵蝕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體系。美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本應帶頭維護《聯合國憲章》權威。然而，其對委內瑞拉的軍事打擊，繞開了安理會。這重蹈了歷史上單邊軍事行動的覆轍，使得安理會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核心職能被架空，聯合國的權威遭到致命削弱。

其次，它動搖了國際法的根基。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原則是現代國際法的基石。特朗普政府的行徑公然將這些原則踩在腳下，代之以“美國利益至上”的強權邏輯。如果這種邏輯成為大國通行證，那么國際法將淪為僅約束弱國的一紙空文，世界將重回毫無規則可言的霍布斯式“自然狀態”。

再次，它破壞了全球戰略穩定，加劇了軍備競賽與集團對抗風險。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冒險，以及對格陵蘭島的領土聲索，向全世界發出了明確的信號：武力征服和領土兼并仍然是可行的選項。這必然迫使相關國家，無論是拉美國家還是歐洲盟友，不得不尋求加強自身軍備或尋求新的安全依靠，從而可能引發地區乃至全球性的安全困境升級。

最后，它損害了全球經濟的穩定與合作?！皡擦址▌t”外交伴隨的是貿易保護主義、任意制裁和“關稅大棒”。這種以鄰為壑、零和博弈的經濟政策，破壞了全球供應鏈穩定，阻礙了國際合作，最終將拖累世界經濟的增長，讓所有國家，包括美國自身，付出代價。

面對特朗普“叢林法則”的沖擊，國際社會出現了分化與掙扎。一方面，多數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以及許多拉美、歐洲國家，基于維護國際法基本準則和自身安全的需要，對美國的行徑予以了明確譴責和抵制。另一方面，一些美國傳統盟友的反應卻顯得猶豫與軟弱。北約秘書長在格陵蘭島問題上對特朗普的諂媚姿態，暴露了跨大西洋聯盟在強權面前的脆弱性。這種分裂狀態在客觀上可能縱容美國的冒險行為。

要遏制“叢林法則”的回歸，國際社會必須形成更強大的合力，否則，我們恐將親眼目睹21世紀國際政治文明的一次重大倒退。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媒體立場）

作者王鵬，系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編輯 楊珒

審核 馮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