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文襄、文成，哪個含金量更高？

謚號在封建時代屬于稀缺品種，非一般榮譽所能比。明朝276年獲謚大臣僅有1119人，清朝更少只有764人。

古之大臣，生前重爵，死后重謚。即所謂“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如果死后連個謚號都沒混上，那就說明沒有得到皇帝和朝廷的認可。

謚法制度源于周朝，歷朝歷代沿襲不絕，而集謚法之大成者，當屬明清兩朝，其中又以清代的謚法最為嚴密。

什么級別的官員能予謚？

賜謚的官方說法為“易名之典”，文武大臣死后，皇帝根據其生平業績給予一種稱號，稱為“謚”或“謚號”。一旦有了謚號，那么人們就得以謚號代替死者原名，避免直呼其名。

如曾國藩死后，為表敬重之意，習慣稱他為曾文正或文正公；左宗棠死后，稱為左文襄或文襄公，等等。

謚號分為三類，一為表彰、贊揚的美謚，二為批評、責備的惡謚，三為哀憫的平謚。比如奸臣秦檜死后，給的就是惡謚謬丑

自明代以后，惡謚被取消，只有予謚和不予謚之別了。

清代對易名之典最為看重，乾隆帝在追謚入祀賢良祠諸臣的上諭中就說：“易名之典古昔所重，我朝賜謚尤為謹嚴”。

康熙四年（1665），對賜謚文武大臣定下了一個準入門檻：非一品例不賜謚。也就是說在京文官中，只有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等才有資格予謚。（康熙朝尚書、左都御史為正二品，但例有宮保銜）

實際上，康熙朝有些達標的大臣仍然沒有獲得謚號，比如大學士梁清標、成克鞏，死后就沒有予謚。

同樣，沒有達到一品門檻的官員也有不少人予謚。如康熙十八年（1679），掌院學士喇沙里以講筵之勞予謚“文敏”。此后葉方藹、沈荃、高士奇、蔡世遠、徐元夢等，皆以侍郎予謚。

此外對于那些為國盡節的中下級官員，也會破例開恩予謚。

如馬玠以知縣贈布政使參議，謚“忠勤”；強克捷以知縣贈知府，謚“忠愍”；楊廷亮以知縣謚“昭節”；方振聲以縣丞謚“果勇”，等等。

二品以下官員予謚非常態化操作，屬于皇帝特謚。有清一代，基本上嚴格執行非一品不予謚的原則。

事實上，別說大臣予謚難度大，就是宗室王公也不一定都有謚。

乾隆中期出臺了新的規定，宗室貝勒至輔國公如果兼任一品官職，才有資格請旨予謚。如果兼任的是二品以下官職，則不予謚。

晚清時期，予謚門檻稍有降低，定文職二品官殉難，視一品官例賜謚。而自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后，道、府、州、縣官殉難者漸多，各省督撫也可以請求朝廷予謚。

咸、同時期，予謚范圍過大，導致謚號的含金量下降。因此到了光緒初年，仍按“非一品不予謚”的舊例執行，謚號冒濫的情況才有所遏制。

以“文”為謚有何要求？

清代謚法沿襲明制，《明會典》規定了官員謚號由68個字組合而成，分別是：

文、武、成、康、獻、懿、景、宣、昭、正、恭、莊、肅、穆、清、定、簡、憲、敏、端、敬、介、裕、通、靖、貞、孝、忠、惠、和、安、質、靜、烈、威、勇、義、綱、壯、潔、節、襄、愍、榮、順、僖、果、修、顯、恪、毅、思、懷、隱、悼、直、勤、英、懋、愿、桓、達、信、愨、寧、崇、丑、厲。

其中以“文”為謚者要求最高，明代此類謚號的總數是238人，其中216人都是翰林出身。清代嚴格貫徹這一執行標準，同樣規定不由翰林出身，不得用“文”字。

但是這一規定對滿人極不友好，因為他們大多是以世職、軍功而躋身高位的，本身并沒有取得進士、翰林的功名。

清朝統治者對此也作了調整，在原先的基礎上加了一條：官至大學士，則非翰林出身亦得謚“文”。

不是翰林出身就得官至大學士，顯然門檻太高，很多滿尚書還是夠不著。乾隆時期，又稍稍降低標準，定：部院大臣，必歷內閣學士，乃得充經筵日講，可得謚“文”。

只要擔任過內閣學士，或是充經筵日講的要求就不高了，因此不少滿尚書得以死后謚文。

當然予謚是皇帝說了算，不符合以上三條標準的滿大臣也有特例獲得文謚。如康熙朝的輔政大臣索尼謚“文忠”，就屬于特謚，故《清史稿》中稱其為“異數”。既然索尼都屬于異數，那么就證明此類特例極為少見。

大臣予謚，正常的程序是由禮部提出申請，皇帝點頭后由內閣擬定具體的謚號。

按照定例，得謚“文”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非謚“文”者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最終由皇帝親自拍板。

唯獨文正謚號的擬定權不歸禮部和內閣，必須是皇帝欽點。整個清代，獲得文正謚號的僅有八人，即湯斌、劉統勛、朱珪、曹振鏞、曾國藩、孫家鼐、杜受田、李鴻藻。

文忠、文襄孰高孰低？

唐代的謚法制度中沒有文正，當時以文貞為最高，首位獲此謚號的是魏征，后來還有陸象先、宋璟、張說等。

宋仁宗名趙禎，為了避其名諱，改“貞”為“正”，文正之謚由此而來。

明及清初重新沿用文貞，地位僅次于文正。康熙時期就有陳廷敬、李光地、張玉書、張錫庚四人獲得過“文貞”之謚。

雍正皇帝名胤禛，為避其名，又棄用文貞。因此嚴格意義上來說，清代謚號排在第二位的還是文貞。

那么文貞之后的排名如何呢？

其實在《明會典》中就有記載，依次序為：成、忠、獻、端、定、簡、懿、肅、毅、憲、莊、敬、裕、節、義、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潔、敏、達、通、介、安、烈、和、僖、榮、愍、思。

也就是說排在第三、第四的是“文成”、“文忠”。清代“文成”的含金量依然居高不下，獲此謚號的只有大學士阿桂一人。

和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文襄”后來者居上，從原先的第23名，躋身為第5名（不含文貞是第4名）。

清代謚文忠的有11人，即索尼、傅恒、林則徐、文祥、周天爵、駱秉章、胡林翼、李鴻章、沈兆霖、榮祿、梁鼎芬；

獲文襄的有14人，即洪承疇、靳輔、李之芳、圖海、華顯、福康安、兆惠、于敏中、黃廷桂、明亮、勒保、長齡、張之洞、左宗棠。

從官員檔次和功績來看，文忠和文襄相差并不大，大致在同一水準。

所不同的是文忠強調奉公盡責、報效國家；文襄強調文武雙全、功勛卓著。對于封建統治者來說，忠始終是排在第一位的，有了忠才能談功績。以此而言，文忠略強于文襄。

咸豐以前，獲得文襄謚號的不全是文武雙全者，像華顯、于敏中，甚至是靳輔、張之洞都談不上。

故而到了咸豐時期，抬高文襄的授予標準，規定“武功未成者，不得擬用‘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