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看，科幻大片很難超過它了

本文曾發表于《虹膜》電子雜志第76期。

路西法爾

多少次「大同世界」的幻象在遠方的地平線上遙遙可見，似乎已是人類觸手可及的目標。可惜烏托邦的玫瑰色消退得比春天里的積雪還要迅速。二十世紀這樣具有誘惑力的歷史瞬間已經出現了多次，而最近的一次或許就發生在九十年代。

1996年，一部以美國獨立日冠名的電影首先在白宮為總統比爾·克林頓放映，緊接著以8億美元的成績奪下了當年的全球票房冠軍并成為史上最賣座的災難片之一，恰如朝陽下最大的那滴露珠。

《獨立日》中的樂觀主義是如此天真，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置信。稍通意識形態批評思路之人都能輕易地指出，影片的高潮部分美國總統的那段演講將美國的獨立日加諸全人類頭上蘊含了怎樣的文化霸權邏輯。

但在今天看來，《獨立日》仍是一部激動人心的電影。它描繪的是一幅晨曦中的烏托邦草圖：簡單有力、充滿希望。

《獨立日》

而時隔二十年，羅蘭·艾默里奇所拍攝的《獨立日》續集盡管試圖在草圖上做出種種修正，使得這個烏托邦細節上能夠看起來更加可信，卻事與愿違地暴露出這個烏托邦夢想本身已變得力不從心的事實。

從1996到2016整整二十年，恰如首尾兩端，標識出人類從自信滿滿到充滿困惑所走過的蹣跚路程。

《獨立日2》

一、UFO、核彈與反烏托邦：「冷戰」背景下的星際戰爭

好萊塢科幻片中的外星人向來只有兩種：可以殺的和不可殺的。

前者多半狀如昆蟲，沒有個體人格且嗜殺成性，《獨立日》中的外星人便屬于這一種。后者則常常具有類似人類的外貌特征卻比人類更加友善。

《獨立日》

后一種類型的外星人自六七十年代懷疑西方色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反文化運動以來便急劇增多，最成功的外星人題材科幻片往往都屬于這一類，如《E.T.外星人》《阿凡達》等，但銀幕上前一種外星人的歷史其實要悠久得多。

《E.T.外星人》

藝術史上，人類與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觸可以追溯到科幻小說奠基人H·G·威爾斯于1898年發表的《世界之戰》。遵循維多利亞文學的規范，科幻小說首先是小說，是道德寓言，其次才是科幻。 威爾斯將筆下的火星人描述成擁有壓倒性科技的吸血鬼，最后為地球上不起眼的細菌所敗。

這本是對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的諷刺，后世讀者卻狂熱地愛上了這個弱小的人類利用外星人的致命弱點反敗為勝的故事模式。 一直到《獨立日》中，威爾斯開創的基本結構一百年間都沒有發生過根本改變。

1902年，落魄的魔術師喬治·梅里愛拍攝了人類首部科幻電影《月球旅行記》，也是外星人第一次「觸電」。

《月球旅行記》

電影里的月球人狀如蝦蛄，手持長矛，猶如對西方人充滿敵意的生番。經過一番追逐搏斗，主人公不僅成功從月球逃脫生還，還捉回了一個活生生的月球人，象征著探險家精神對蠻荒之地的征服。可以說，人類與地外生命的最初兩次接觸都談不上友好。

將威爾斯開創的基本故事模式發揚光大的是美國人。1938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所制作的廣播劇《世界大戰》。

這部由當時還是新人的奧遜·威爾斯主播的廣播劇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出名的惡作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編劇們大刀闊斧地修改了回憶體小說那種封閉、舒緩的敘事手法，代之以營造身臨其境、虛實難分的現場感。蓄意捏造的火星人入侵新澤西的假新聞和暗示性的科學訪談、毫無關聯的背景音穿插在一起，聽眾們早已忘了這是一出虛構的故事。

約有120萬人聽到「現場記者」失聯的消息后被嚇得魂不附體，紛紛丟下手頭的活計逃離家園。后來學者們分析，這部廣播劇誘發了大蕭條和「二戰」在聽眾中播下的恐慌。美國人從一開始便為外星人故事確定了方向：制造或回應集體無意識的幻覺。

奧遜·威爾斯

五十年代外星人電影和主流意識形態發生了合流趨勢，是冷戰把陰謀論的想象力推向了新高。1947年6月24日，華盛頓州發生人類歷史上第一起UFO目擊事件在。

目擊者肯尼斯·阿諾德是一位飛行員，在夜間飛行時看到了九個發光體編隊飛過天際，他的第一反應是遭到了蘇聯導彈的攻擊。冷戰初期的緊張氣氛大大刺激了大眾對于不懷好意的天外來客的想象，1951年拍攝的《地球停轉之日》、1956年拍攝的《天外魔花》都是將冷戰元素和外星人題材結合在一起的代表作。

《地球停轉之日》（1951）

在《地球停轉之日》中，邁克爾·倫尼飾演的風度翩翩的外星人克拉圖可能是電影史上第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好外星人」形象，剛走出飛碟就被人類士兵一槍擊倒。

美國軍方不喜歡這部有點反戰意味的影片，拒絕為其拍攝提供任何幫助。以至于拍攝飛碟降落在曼哈頓一幕時，包圍飛碟的坦克都是從弗吉尼亞國民自衛隊借來的。不過軍方的擔心實屬多此一舉，影片對反戰情結的利用僅是虛晃一槍。

尾聲時克拉圖將全世界領袖們集結到一起，聲稱要說出一番關系人類生死存亡的話。觀眾們以為他要倡導人類消除隔閡或幫助人類解決核武器的困擾，他卻做了一番以地球的標準來看異常冷漠的演講：比起幫助地球人一勞永逸地擺脫核武器，他更關心保持地球的和平以「自由地追求更有利的投資」。

說完他便登上飛碟揚長而去。克拉圖的這番宣言實際上道出了很多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心聲：他們的確不想同蘇聯進行核戰爭，但也無意改善與蘇聯的關系，只要能維持現有的世界格局，可以「自由地追求更有利的投資」就足夠了。

冷戰催生了科幻片的想象力，科幻片反過來把冷戰投射到銀幕上。外星人電影中三個最經典的冷戰意象：UFO、核彈、反烏托邦的邪惡帝國，在《獨立日》里一個都不少。

《獨立日》中地球人沒有什么超現實的高科技的武器，瓦解外星人的「鐵幕」用的是電腦病毒，摧毀敵軍的母艦用的是核彈，這些都是針對蘇聯準備的手段。強大的外星人之所以失敗是源于過分集中的脆弱體制：入侵飛碟的防御屏障由巨大的母艦提供，母艦一旦被摧毀，世界各地的外星飛船便同時失去了保護——這對應著美國人對于蘇聯體制的想象。

自由種族以現實中的科技擊敗了專制種族的超級科技顯示美國人對自身意識形態優越性的自信達到了頂點。

《獨立日》

九十年代中的國際環境確實也支持這種自信：龐大的蘇聯帝國已經解體；多國部隊僅用了42天便打敗了不自量力的薩達姆政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多年宿敵的領導人在克林頓的主持下實現了歷史性的握手；南非宣告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并舉行民主選舉；歐盟的誕生預示著國與國之間除了競爭還可以有更廣闊的合作前景……思想家歡呼歷史迎來終結，連基耶洛夫斯基的小清新電影里的女主角都忍不住譜寫一曲氣勢磅礴的《歐盟之歌》。

一切跡象都支持著《獨立日》中美國總統的演講：「七月四日，也許這就是宿命，你們將再一次為了我們的自由而戰。」1996年的時候，看起來除了自由未來不會再有第二種意識形態，世界必將更加自由與和平。

二、霸權的調整：分享比獨占更難

如果說有什么是《獨立日》為外星人科幻片傳統注入的新元素，那么把家庭元素融入其中大概是這個系列最大的創新。

羅蘭·艾默里奇在家庭關系中尤其強調父親的角色，他對于「父親為子女的生存而壯烈犧牲」這個橋段的使用簡直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獨立日》里偷走核彈和外星飛碟同歸于盡的是名不被子女理解的父親；開著飛碟深入敵軍母艦植入病毒的威爾·史密斯是名準父親；《后天》中萬里尋子的氣象學家是名單身父親；《2012》里把雙胞胎托上方舟，自己被洪水卷走的大亨是俄羅斯版父親；直到《獨立日2》里開著戰機吸引外星boss仇恨的前總統還是一名父親。

《獨立日2》

有時對父親的崇拜也可以泛化到其他男性親屬身上，比如《獨立日2》在月面基地被炸死的蔣司令就是女主人公的「叔叔」。就連自稱是受《獨立日》啟發的《洛杉磯之戰》都有樣學樣地安排了一個父親為救家人被外星人亂槍打死的情節。從神話學的角度看，父親對家族的保護和國家對人民的保護呈現出同構性，家庭在艾默里奇那里具有國家替代物的意味。

《獨立日2》

與此同時，他的電影中「國際主義」的傾向也在變得一部比一部強烈：1996年那部《獨立日》的全部劇情幾乎全發生在美國，「世界各國」只體現為若干個明信片式的空鏡；《后天》中遭遇冰川的美國人集體跨過邊境逃亡墨西哥的設定則成為了觀眾熱議的話題；《2012》中的救世方舟被設置在了中國西藏，還安排了一個戲份比較重要的俄羅斯角色；到了《獨立日2》中，其他國家角色所占的比重更高了。

《 獨立日2》

不僅代表人類最高科技的月面基地的最高指揮官是中國人，美國人甚至拉下臉來向一個非洲軍閥學習砍殺外星人的技巧。

冷戰結束后，好萊塢面對的是一個更加全球化的市場，作為這一時期最具票房號召力的災難片導演，艾默里奇一方面用贊揚家庭價值、父權制迎合國內的保守派價值觀，一方面用國際化的元素吸引美國國內左派和打開海外市場，也從側面反映了冷戰時代權力多元化的趨勢。

問題在于，僅僅做出這種程度的調整還是太保守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電影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它總能誘發觀眾內心深處宇宙級的宏大恐懼，超越個體、家庭、民族、國家的命運，去想象整個人類文明的末日景象。

《獨立日2》中的家庭倫理無法提供如此超越性的視角，它太狹隘了，只能關懷血緣范圍之內的角色；「國際主義」的視角則過于寬泛，它把不同文明想象成只有差異沒有對錯的相對主義關系。如果把地球上的暴君都解釋成一種特色，又有什么理由為擊敗一個虛構的異形暴君感到激動呢？

1996年時，那種把全人類凝聚在一起的叫做「自由」的價值已經大打折扣了，與冷戰時期的截然不同的是，今天世界面對的最大威脅并不是一個像前蘇聯一樣強大的專制國家，而是無數個無中心、分散的、孤狼式的恐怖主義者。

「 9·11」之后，美國發動了兩場局部戰爭，卻發現「反恐戰爭」中的軍事優勢怎么也無法轉換成最終勝利。 對本·拉登、巴格達迪之流實施「斬首」對于打擊恐怖活動只有象征意義，恐怖組織就像傳說中的許德拉之蛇一樣從一個被斬掉的傷口里長出兩顆新的頭顱來。

隨著次貸危機的發生，全球陷入了經濟衰退的泥潭，至今無法抽身。無論老牌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都暴露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曾經被認為已經安定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性別矛盾逐漸死灰復燃。

九十年代的樂觀氣象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漸漸煙消云散了，連自由本身也受到了質疑，全球性的民粹主義崛起說明了這一點：人們發現危機不再來自外部世界，而是來自社會內部。核彈、UFO、反烏托邦帝國——冷戰背景下太空歌劇中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在二十一世紀顯得前所未有的落伍。

《獨立日2》

在冷戰時，美國可以通過對霸權的「慷慨」分享建立起一個有力的同盟，可是在今天這套辦法越來越捉襟見肘，有時反而成為了問題之源。

早在巴黎恐襲之前，阿馬蒂亞·森就在《身份與暴力》一書中警告：在穆斯林之中尋找「溫和派」的方法并不能扼制原教旨主義思想的傳播，反而會進一步加劇世界的動蕩與不安。關鍵并不在于「溫和的穆斯林」是否存在，而是「通過特別強調不同宗教群體在宗教上的差別，反而加深了他們之間的距離感，而這常常是以犧牲其他身份（包括正在討論中的作為同一國家公民的身份）為代價的，而這些原本可以使一種更具凝聚力的身份。」（Amartya Sen，2009）

2005年，美軍占領下的伊拉克的確成功舉行了民主投票，伊拉克人投票的比例也非常高，然而這場大選卻未能幫助伊拉克人達成身份共識。由于駐伊美軍除了「溫和的」宗教人士和部族長老之外不尋求其他的合作者，這些人的地位在伊拉克的戰后重建中大大提高了。大選中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紛紛把票投給「自己人」，不同教派、部落之間的分裂反而加深了，從此為戰亂埋下了禍根。

在《獨立日2》中，美國人不只找到了「溫和的」中國人與「溫和的」非洲軍閥分享霸權，還找到了一個「溫和的」外星人。艾默里奇或許想用這個角色將多元主義從地球推廣到全宇宙的生命體中。

《獨立日2》

但諷刺的是，站在這個外星人立場上根本看不見的多元的地球文化，無論美國人還是中國人，白人還是黑人，所有地球人統統屬于「溫和的外星人」。只有借助這個非人的外星人視角，觀眾們才能意識到實用主義無視人與人內在的差異與共性，將人群簡單地劃分成「朋友」和「敵人」是多么的粗暴。

今天的世界既非多元也非一元，如果我們今天仍抱著克拉圖一般實用主義的立場，僅僅對霸權進行一番拆分組合，那么我們將沒有希望看到混亂的終結。而民族國家越來越不足以成為維持意識形態的天然邊界。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將演變成怎樣的形態，非常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