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逝世，遺言：不葬于臺灣

一九九〇年六月，臺北的天氣悶得讓人喘不上氣。

在士林區外雙溪的一棟二層小樓前，一位96歲的老人，在幾名年輕學生的攙扶下，跌跌撞撞地跨出了門檻。

老人穿著舊式長衫，眼睛已經看不見了，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這可不是什么老人家要出門遛彎，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驅逐”。

就在幾天前，臺北市議會里那幫政客炸了鍋，有人拍著桌子吼，指控這老頭霸占公家地皮，是非法侵占，必須滾蛋，還得補交二十年的租金。

這被趕出來的老頭是誰？

說出來嚇死人。

誰能想到，這位被尊為“國學宗師”的人物，在生命的最后關頭，竟然成了臺灣政壇所謂“轉型正義”的第一塊磨刀石。

就在搬出那棟叫“素書樓”的房子僅僅三個月后，錢穆就在一間狹窄的租住房里，憋著一口氣走了。

臨死前，他對夫人留下了那句至今聽來都讓人心寒的話：“我不要葬在這里。”

這事兒說起來，真是一筆爛賬。

咱們得把時間條往回拉，拉到1949年的那個春天。

那時候局勢亂成了一鍋粥。

錢穆在廣州街頭，看著大包小包逃難的人群，心里也在打鼓。

很多人勸他去臺灣，畢竟那邊給的待遇好；也有人拉他回北京。

但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決定——去香港。

錢穆去那圖啥？

圖受罪嗎？

還真是。

他在香港那日子，苦得那是真能擰出苦水來。

沒地方上課，他就租人家貧民區的空屋子；沒教材，他就憑腦子里的記憶，一個字一個字手寫講義。

教室外面是飛機場，轟隆隆的聲音震得耳膜疼；夏天蚊子多得像轟炸機，冬天海風一吹，透心涼。

可就在這種環境下，錢穆硬是帶著唐君毅、張丕介這幾個教授，給流亡的一幫窮學生講宋明理學，講中國歷史。

后來那個著名的余英時回憶說，他在那兒讀書的時候，感覺到一種悲壯的使命感，那是后來他在哈佛、耶魯都找不到的感覺。

錢穆在那會兒其實挺“軸”的。

那邊想給錢讓他聽話，他脖子一梗：不干。

1967年，香港那邊也亂了，左派鬧得兇。

為了能安靜寫書，錢穆這才接受了蔣介石的反復邀請，去了臺灣。

老蔣為了表示對大師的尊重，特批在陽明山撥了塊地，蓋了棟小樓。

錢穆給這樓取名“素書樓”，意思是只想在這素心讀圣賢書。

剛開始那二十年，確實挺美的。

老蔣把他當成“道統”的象征供著，蔣經國也對他禮遇有加。

他在樓里講學，下面坐著的不是達官顯貴就是學術精英。

但這事兒吧，壞就壞在這個“供著”上。

需要你的時候，你是大師；不需要你的時候，你就是個累贅，甚至是靶子。

到了80年代末，蔣家王朝謝幕了，臺灣的一幫新勢力起來了（也就是后來的民進黨早期那一波）。

這幫人急著要立威，急著要打倒國民黨的“神主牌”。

打誰呢？

死人不好打，活著的那個最有名的大師，不就是現成的靶子嗎？

當時的臺北市議會里，幾個激進議員（具體名字我就不提了，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了）開始瘋狂咬人。

他們指責錢穆占用公產，享受特權。

其實我翻了一下當時的記錄，這事兒挺冤的。

錢穆早就說過要付租金，甚至想把房子買下來，是當時國民黨當局為了面子，死活不收，說這是禮遇。

結果到了這會兒，這就成了“貪得無厭”的罪證。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說白了，就是要拿這位“神主牌”祭旗。

那是1990年，錢穆已經96歲了，眼睛因為青光眼早就看不見了。

面對外面鋪天蓋地的臟水，這老頭展現出了舊時代士大夫的那種決絕。

他沒有找關系求情，也沒有在媒體上打嘴仗。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要搬出去。”

搬家那天，真的是凄涼。

一輩子的藏書被裝進箱子，空蕩蕩的書架像張著大嘴在嘲笑誰。

老人在學生的攙扶下走出那個住了22年的家，風吹動他的長衫，那背影，看著都讓人心碎。

搬出去后，他住進了杭州南路的一間公寓。

地方小，環境吵，這對一個習慣了幽靜的老人來說，簡直是折磨。

而且，氣是真的氣啊。

一輩子講究名節，臨了被扣上個“侵占公產”的帽子。

這口氣，誰咽得下去？

三個月，僅僅三個月。

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郁悶中去世。

當時島內的輿論一下子就炸了。

大家突然反應過來：我們是不是逼死了一位國寶？

那些之前罵他的政客，又開始假惺惺地送花圈，說好話。

但這遲來的馬后炮，對死人有什么用？

錢穆走得特別干脆。

他留下的那句“我不要葬在這里”，不是賭氣，是絕望。

他這一生，從無錫蕩口走出來，在北大講過課，在香港辦過學，在臺灣安過家，最后發現，只有故鄉的土，才是干凈的。

1992年，錢穆的夫人胡美琦，捧著丈夫的骨灰盒，跨過了海峽。

那時候兩岸往來還沒現在這么方便，這一路走得不容易。

按照錢穆的遺愿，安葬地選在了太湖邊的蘇州西山。

這里有個細節特別戳人。

本來陪同的人選了好幾塊風水寶地，什么背山面水之類的。

但最后，錢夫人選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山坡。

為什么選這兒？

因為只要站在這個山坡上，往東看，天氣好的時候，能隱約看到錢穆的老家——無錫蕩口。

墓碑上沒有那些花里胡哨的頭銜，什么大師、教授、博導統統沒有，就刻了“錢穆先生之墓”幾個字。

簡單得就像他當年在香港那間漏風的教室。

他一輩子都在寫歷史，最后自己卻成了歷史的棄兒。

現在你去臺北的素書樓，那里已經變成了紀念館。

院子里的樹還在，屋里的陳設也恢復了原樣。

游客們在那拍照打卡，感嘆大師的風骨。

可是，又有幾個人知道，當年這房子的主人，是懷著怎樣的心情，被像趕叫花子一樣趕出去的呢？

說到底，歷史這東西，有時候真挺荒謬的。

錢穆用了一輩子去講“對本國歷史當存溫情與敬意”，結果歷史反手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不過好在，太湖的水還是清的。

一九九二年一月，錢穆的骨灰下葬。

那天蘇州有點冷，但風不大，老先生終究是回家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