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過生日，為何給臺灣同胞寫詩作畫？

1789年，乾隆皇帝迎來78歲壽辰，他饒有興致地在西苑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冰嬉活動，特邀各國使節、邊疆藩王及臺灣少數民族首領一同觀看。

參加活動的臺灣少數民族給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盡管他們以捕鹿為業、有山野之性，卻行禮如儀。

乾隆即興賦詩，以“東南捕鹿學賓鴻”來描繪這一場景。“學賓鴻”，是形容其拜跪得儀、形色恭敬。

▲臺灣少數民族覲見乾隆皇帝。（AI制圖）

（一）效命朝廷，請愿朝賀

這次覲見雖非臺灣少數民族首次向皇帝朝賀，卻是極為隆重的一次。

早在雍正年間，閩臺地方官員就曾策劃過，臺灣少數民族赴省城福州，遙祝皇帝萬壽節的活動。

此番赴京覲見人員眾多，連同臺灣少數民族首領、漢人義民、通事（翻譯）等共有四十余人。

促成這一賀壽之行的，是被乾隆列為“十全武功”的“靖臺灣”，即平定臺灣逆匪的歷史事件。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學士福康安等人受命追捕逆匪，臺灣各生番（山地部落）響應檄文，協同大軍平亂，踴躍為朝廷效命。平息匪亂后，乾隆立即對參與平亂的臺灣各部落加以厚賞。

▲《御制十全記》，故宮博物院藏。（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隨后，乾隆又批準了福康安的奏請，讓臺灣少數民族首領來京謝恩。于是趕著萬壽節，華篤哇哨等四十余人便踏上了赴京朝貢之路。乾隆熱情款待，先后賜宴三次，遍賞頂戴等物，以表彰其功績。

平亂后，福康安還奏請應仿照“四川屯練土司之例”，由臺灣熟番（與漢文化接觸較多的部落）組成屯丁組織，既可屯田為生計，又兼具防衛職能。“四川屯練土司之例”指的是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之亂（1747至1776年，于今四川省阿壩州小金縣、金川縣一帶）后，在川西推行的“改土歸屯”之法，廢除土司制，設屯官統治其地。

在平定匪亂的過程中，四川屯練曾遠赴臺郡，助福康安一臂之力。福康安大抵是親身感受到了這種制度的益處，便主張在臺灣也推行此法。

▲金昆等繪《冰嬉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二）繪圖邊民，有力史料

此次臺灣少數民族覲見，乾隆皇帝第一次親眼目睹了他們的風貌。乾隆特地囑咐大臣，將此事增繪、補編到《皇清職貢圖》中。

職貢圖，是南梁以來歷代皆有的繪畫類別，用于描繪國內各族群、藩屬各國來覲見、進貢場景，以彰顯大一統景象。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令軍機大臣傅恒等組織編繪《皇清職貢圖》，該圖卷描繪了清代全國各地、藩屬國以及外邦官員的相貌和服飾。

在這一官修民族圖志中，中國境內的人物是按每族男女各一的規則來繪制，由地方總督、巡撫組織當地畫家來畫，圖說則是由地方官員書寫，之后由朝廷匯總。最后，乾隆派大臣對文字進行修訂，由宮廷畫師再度進行統一繪制。

由于受到宮廷畫師郎世寧的西洋畫風影響，《皇清職貢圖》所描繪的各民族人物栩栩如生，讓乾隆非常滿意。

在《皇清職貢圖》成稿之初，臺灣少數民族就包含在內。從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的“工作匯報”來看，修編過程很是繁難：經過全面考察統計，臺灣有“生熟社番”十四種，繪圖時已全部涵蓋，且皆配以注釋說明。

▲《臺灣縣大杰巔等社熟番》《臺灣縣大杰巔等社熟番婦》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而此次臺灣少數民族進京，正是《皇清職貢圖》匯編人員驗證臺灣圖繪內容是否準確的絕好時機。比對結果證明，《皇清職貢圖》的繪圖與實際情況大體相符。

（三）位列職貢，再度覲見

臺灣番社首領第二次入覲是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適逢乾隆八十大壽之年。臺灣鎮總兵奎林、按察使兼臺灣道萬鐘杰在距離乾隆生日還有5個月時，就早早上奏請求讓臺灣少數民族首領赴熱河敬賀。

乾隆接到奏疏后大喜，稱之為“好事”。隨后，這位臨近八旬的皇帝專門為臺灣少數民族寫詩一首，詩中稱贊臺灣生番雖然居山野而未得教化，卻能在平定叛亂的時候給予朝廷很大幫助，還寫下“朝正厚賜還”一句，突出朝廷的賞賜，以示自己對其功勞感念之真切。

為確保臺灣少數民族能在七月二十日前抵達熱河，同蒙古王公一起參加筵宴，其行程早在當年三月就被妥善安排。和前次一樣，此次朝賀隊伍也是來自臺灣北、中、南三路的番社代表，只是人員不同。

一行人五月出發，仿照職貢之例，帶著胎鹿皮、豹皮、千年藤、沙連茶等大量貢品，跋涉兩個多月后終于抵達。

此次萬壽節匯編的《八旬萬壽盛典》和《八旬萬壽圖》，是慶賀乾隆大壽、頌揚國威的重要記錄，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關于臺灣少數民族的清晰筆墨。《八旬萬壽盛典》中，圣功五、六部分載錄了平定臺灣逆匪的事宜，而臺灣少數民族首領前往朝賀、跪仰天顏的片段，也被生動刻畫進了紀實畫作《八旬萬壽圖》的宏大圖卷中。

熱河盛會的政治意味則更值得揣摩。

臺灣少數民族首領、滿蒙王公貴族以及漢族大臣的宴飲、參拜儀禮嚴格參據《大清會典》。更重要的是，臺灣少數民族班列朝鮮、安南、南掌、緬甸等外藩使臣之后，與土司并立，這與《皇清職貢圖》的序列契合。臺灣生番首領的待遇，也是比照四川屯練土司的，足見臺灣在清朝政治版圖中的身份定位。

▲《八旬萬壽盛典》卷七十八，清乾隆五十七年武英殿本。（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此次臺灣少數民族首領，在熱河及京城足足待了五個多月，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初八日才返回。他們依例獲得了賞賜，返回臺灣的路上也獲得了專門照料，足見其受重視程度。

臺灣少數民族首領的兩次進京朝覲，不僅是清王朝“大一統”氣象的生動注腳，更鐫刻下臺灣與中央王朝血脈相連的歷史印記。

從《皇清職貢圖》的精準繪錄，到屯番制度的推行落地，再到朝會序列中與邊地土司、外藩使臣的有序并列，每一處細節都印證著臺灣作為中華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納入中央王朝治理體系的歷史事實。

這些跨越山海的朝賀與互動，消解了地域與族群的隔閡，凝聚起共同的家國認同。回望歷史，我們愈發清晰：臺灣歸屬中央政權、融入大一統格局，是歷經歲月沉淀的歷史共識，更是不容置疑的歷史定論。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臺灣歷史研究所所長、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福建師范大學）副主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番界’與清代臺灣政區地理研究”（22CZS045）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 | 道中華

作者 | 郭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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