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在不同的境遇中孕育著不同的希望與危機,老照片里的每一個場景都藏著時代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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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重慶,國民黨政府要員參加“新生活運動”七周年紀念宴會的場景。照片由美國攝影師卡爾·邁登斯(Carl Mydans)拍攝,照片中前排就座并用筷子吃碗中食物的幾位主要人物(從左至右大致識別):戴季陶(蓄長須者)、宋美齡、蔣介石、孫科(孫中山之子)以及其他人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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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運動由蔣介石于1934年在南昌發起,核心是恢復傳統“禮義廉恥”四維,結合儒家道德、基督教影響和軍事化紀律,目標是通過改造民眾日常“衣食住行”習慣,提升國民素質。蔣介石曾批評普通中國人吃飯習慣混亂:“吃飯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亂,吃飯以后弄得菜湯飯屑狼藉滿地……簡直和野蠻民族一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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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抗日戰爭后期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期間,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肆虐中原與南方省份,家鄉被戰火摧毀的無數中國民眾淪為難民,扶老攜幼、背負破爛行李,涌向火車站尋求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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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老照片捕捉了一個小車站內的場景,簡陋的木棚下,難民們席地而坐或倚墻而眠,婦女兒童居多,有人低頭縫補衣物,有人抱著嬰兒喂食,有人眼神空洞地望著遠方;頭頂懸掛著破布和籃筐,地上散落著鍋碗瓢盆和少許干糧,空氣中彌漫著疲憊與絕望。
許多人攜帶著全部家當,等待西去的列車逃往相對安全的后方,卻往往因車次有限而長時間滯留,飽受饑寒與疾病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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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延安,林彪(中間戴軍帽、用勺子吃飯者)在窯洞內招待美軍觀察組(又稱“迪克西使團”或“迪克西使命”)成員。
照片中三人就座用餐,桌上擺放簡單菜肴,中間點著一支蠟燭照明,當時陜甘寧邊區物資匱乏、電力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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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分兩批共18人抵達延安,由上校包瑞德任組長,主要成員包括外交官謝偉思、盧登等。目的是考察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收集日軍情報、營救美軍飛行員,并評估潛在合作。該組是美國政府首次與中共正式接觸的官方代表團。
觀察組成員對延安印象深刻,許多報告稱中共地區“生機勃勃、廉潔高效”,與國民黨控制區形成對比。但戰后因冷戰,該組報告及成員(如謝偉思)遭麥卡錫主義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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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北京清華園的西體育館,校慶來賓、校友、師生在體育館內集體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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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館內人頭攢動,數百人圍坐在長條桌旁就餐,桌上擺放碗筷、茶壺、簡單菜肴,氛圍喜慶而有序,不遠處可見籃球架,確認這是體育館內部而非專用餐廳。當時清華專用食堂有限,大型聚餐常借用體育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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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延安,國民黨軍官和記者采訪被俘的延安公安局科長韓繼恩,眾人專注傾聽,有人記錄。
1947年3月13日至19日,國民黨胡宗南部發動重點進攻,中共中央主動撤離延安,西北野戰軍掩護轉移。3月19日下午,胡宗南部進入一座空城延安,蔣介石和胡宗南大肆宣傳為“陜北大捷”,聲稱殲滅共軍主力、俘虜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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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宣傳效果,國民黨國防部組織中外記者團于4月4日飛抵延安參觀“戰果”。韓繼恩在撤退中被俘,他配合國民黨講述“共軍內情”、帶領挖掘掩埋的情報文件,成為宣傳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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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南京街頭,南京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校學生的舉行“反饑餓、反內戰”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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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上百名青年學生,高舉右拳、齊聲高呼口號,臉上充滿激昂與憤怒。有人手持紙張或傳單,隊伍浩蕩,氛圍熱烈而悲壯。她們代表青年一代對內戰造成的民生凋敝的抗議。那份“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剛烈,成為許多人緬懷的青春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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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秋,國民黨特種刑事法庭對杜維屏等人的公審現場。照片中,四名被告站在被告席上(從左至右包括杜維屏及其他從犯),兩側為軍警看守,法庭后方坐滿旁聽者。這正是蔣經國上海“打虎”行動中著名的案件之一。
被告席中央偏左的年輕人就是杜維屏(杜月笙的三兒子,時年約30歲),時任中匯銀行經理、上海證券交易所重要人物。他是上海灘知名“太子爺”,父親杜月笙為青幫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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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國民黨發行金圓券挽救經濟危機,蔣介石派蔣經國到上海“打虎”(打擊囤積投機)。蔣經國口號“只打老虎,不拍蒼蠅”,逮捕60多名工商界大佬,包括申新紗廠老板榮鴻元、造紙大王詹沛霖等。杜維屏作為“大老虎”之一,于9月2日前后被捕。杜維屏被判8個月有期徒刑(一說6個月),后繳納罰款獲釋。
抓捕杜維屏本是蔣經國顯示鐵腕的舉動,但杜月笙在工商界大會上公開“將一軍”:承認兒子違法,但要求一視同仁查處孔令侃的揚子公司。蔣經國迫于宋美齡壓力,無法徹查揚子公司,最終“放虎歸山”,威信盡失。“打虎”行動從此瓦解,11月蔣經國黯然離滬,金圓券改革徹底失敗,加速國民黨經濟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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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29日,國統區教育局門前的一次教師靜坐示威活動。照片中,數百名私立小學教師手舉橫幅,高唱自己創作的罷工歌曲,表達對生活困境的抗議。
照片中央的橫幅上寫著:
日子過去快如箭
勝利已經兩三年
百姓的生活依然苦趕
吃不飽穿不暖
吃受苦受苦難
呼吁一聲呼吁將
大家一起想一愁呵,生活為什么這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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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是中國內戰后期,國民黨政府為支撐軍費,大量濫發法幣,導致史上最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1948年上半年,物價飛漲,2月一擔米300萬元法幣,6月漲至1000萬元。教師、公務員等固定薪資階層受沖擊最重,薪水瞬間貶值,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1948年8月,國民黨被迫發行金圓券取代法幣(1金圓券兌300萬法幣),但改革失敗,通脹更劇烈,最終加速國民黨在大陸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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