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浮沉：從晚清主權淪喪到大國關系變局的中國探索

從晚清中緬邊界的主權博弈，到辛亥革命的制度變革；從抗日戰爭的艱苦卓絕，到建國初期的大國關系調整，在一次次歷史抉擇中實現跨越。老照片如同時代的鏡子，清晰映照出中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抗爭與堅守，見證著一個國家從沉淪到崛起的艱難跋涉，也記錄下大國關系演變中的微妙與復雜。

1886年，《中英緬甸條款》簽訂后，中緬邊界委員會的中英雙方成員會面，桌前既有身著長袍馬褂、留著長辮的中方官員，也有穿西式軍裝、戴制式帽的英方代表，身后還站著中緬當地隨從。

而這張合影的背后，是《中英緬甸條款》的強權底色：清政府被迫承認英國對緬甸的占領后，這場邊界委員會實際是英國進一步劃定勢力范圍、侵蝕中國西南邊疆主權的實操環節，照片記錄的不僅是一次外交會面，更是晚清邊疆主權受列強擠壓的歷史現場。

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上海北站前，身著制服的巡捕與市民站在鐵柵欄旁，柵欄上懸掛著醒目的“BOUNDARY ROAD”（界路）路牌，中英文并列。

1911年11月上海起義勝利后，革命力量迅速控制包括北站在內的交通樞紐，推動江浙地區獨立浪潮。照片中人物神態各異，有的警覺注視前方，有的閑聊抽煙，反映了時代劇變中社會各階層的復雜心態。

1937年夏秋之際，天津塘沽港，日本海軍航空兵的多架乙式一型水上偵察機，被拆解成幾個大部件、裝入木制包裝箱后，由日本貨船運抵塘沽港，正在用船上吊臂卸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迅速擴大侵華戰爭。7月29日日軍占領天津，塘沽港立即成為日軍向華北大規模運兵、運武器裝備的主要登陸點。早期因日本本土至中國航程較遠、機場設施不足，許多飛機無法直接飛抵，故采用拆解包裝、海運、再組裝的方式。

照片中的乙式一型水上偵察機是日本海軍1928年定型、1931年開始裝備的老式雙翼水上機，主要用于艦載偵察和近海巡邏。到1937年已屬落后機型，但仍被緊急調往中國戰場。該批飛機運抵后，被送往天津東郊的天津機場（當時日軍稱為“獨飛七”，即獨立飛行第7中隊駐地），重新組裝后投入華北作戰，主要執行偵察、聯絡和輕轟炸任務。

塘沽港在整個抗戰期間一直是日軍華北方面最重要的后勤補給港口，大量武器、飛機、坦克、彈藥由此上岸，再分運北平、天津、張家口等地。

1937年秋，山西省平型關附近，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騎在最前方馬上）率隊行進，其身后緊隨的是副師長聶榮臻（位置稍后）。身后還有幾名騎兵戰士和警衛員，隊伍在荒涼的山地小道上前進。

林彪時年30歲，聶榮臻38歲，兩人均為紅軍時期老戰友。林彪以善于指揮運動戰聞名，此戰后聲名鵲起。照片捕捉了他們在前線親力親為的瞬間。

這張經典照片正是中國革命新聞攝影創始人沙飛拍攝的代表作之一，標題為《青紗帳里的八路軍騎兵》。照片拍攝于1938年秋，地點在晉察冀邊區（河北一帶），正值八路軍秋季反“圍攻”作戰期間。

幾名八路軍騎兵騎馬行進在茂密的高粱地中。高粱桿高大茂盛，幾乎將戰士和馬匹完全遮蔽，只露出頭部和槍支。戰士們背步槍、戴軍帽，神情警惕，體現了隱秘機動、隨時準備作戰的狀態。

華北平原夏季高粱成熟時形成的天然屏障，高粱桿高達2-3米，密不透風，陽光下呈青綠色，故稱“青紗帳”。它是敵后抗日根據地游擊戰的重要依托。

1938年，日軍對晉察冀邊區進行多次“掃蕩”和“圍攻”，八路軍依托青紗帳、地道戰等靈活戰術，隱蔽轉移、突襲敵軍。這張照片生動體現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游擊戰略，八路軍騎兵利用青紗帳快速機動、重創日軍補給線，極大鼓舞了根據地軍民士氣。

1938年，山西晉東南地區，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出席部隊大會，身后是數千名八路軍指戰員整齊列隊，多數戴軍帽、持步槍，氣氛莊嚴而振奮。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1938-1940年，朱德率八路軍總部長期轉戰晉東南，指揮粉碎日軍多次“九路圍攻”和“掃蕩”，鞏固晉冀豫、晉察冀等根據地。1939年日軍第二次“九路圍攻”太行區時，朱德親自在前線部署反圍攻作戰，收復多座縣城。

1940年春，他指揮部隊反擊國民黨頑固派摩擦，同時籌備百團大戰（8月發動）。此類部隊大會常見于根據地，用于動員士氣、總結作戰經驗、宣傳抗日統一戰線，常在露天場地舉行，朱德經常親臨講話，強調游擊戰、持久戰和軍民團結。

1959年9月30日至10月3日，赫魯曉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訪華，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與毛澤東會面并出席9月30日人民大會堂國慶招待會。

餐桌上的餐具精致，酒杯晶瑩，映著兩人禮貌性的微笑，卻難掩眼神里的審慎。這頓飯，既是建國十周年慶典的一部分，也是中蘇關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歷史注腳，餐桌上的刀叉碰撞聲，恰似兩個社會主義大國漸行漸遠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