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盤點 | 十位青年學者眼中的2025年度理論熱詞

來源:新華日報

告別2025，迎接2026，我們與時代同行，在時光中留下鏗鏘足跡。過去一年，《思想周刊》在廣大讀者朋友的厚愛下，以“領航”回應時代之問，以“新論”激蕩思想火花，以“政聲”凝聚實踐智慧，以“論見”賦能發展決策，持續推動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年終回望，我們特別邀請10位深耕理論與實踐前沿的青年學者，梳理2025年度熱詞，以學術視角解碼新征程上的江蘇答卷與中國方案。

過去一年，我們見證了中國以“韌”為舟，破浪前行。面對世界變局與技術革新的雙重浪潮，中國在風高浪急中穩舵揚帆。“深度求索”橫空出世，“蘇超”賽場點燃激情，“投資于人”溫暖民生，“新大眾文藝”禮贊時代……這一年，有多少意外之喜，就有多少默默付出。時光有痕，不負追風者的步履；歲月有情，偏愛奮斗者的赤誠。新的一年已經到來，新的夢想等待實現。讓我們帶著歷經淬煉的堅韌與信心，以夢為馬、共赴山河，共同迎接那絢爛可期的春天！（執筆：袁媛）

擴大內需關系戰略全局

□ 陳柳

擴大內需既關系經濟穩定，也關系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速為0.5%，大幅低于歷史平均水平，這加大了我國經濟平穩運行的難度。

中央和江蘇省委經濟工作會議，都將內需放到今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位置。擴大內需涵蓋國內消費與投資兩大核心領域，挖掘內需潛力需精準發力消費與投資雙維度。從消費角度看，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從商品和服務的高質量供給出發，更要從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出發。近年來，消費對江蘇經濟增長貢獻率持續穩定在50%以上，消費總量處于全國領先位置。一方面，要繼續在消費供給端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措施，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另一方面，擴大消費根本上要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將此作為中長期規劃持之以恒、久久為功。同時，加強生育養育保障、醫療養老保障、教育支撐等力度，逐步改善居民消費預期。

從投資角度看，內需主要包括民生投資、制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等方面。江蘇要用好中央關于專項債券、“兩重”項目等政策工具，強化重大項目的牽引帶動作用，加強對民生保障的薄弱環節投資。在當前城鎮化率已經進入較高比重的階段，突出城市更新的作用，彌補房地產投資的不足。要激發民間投資的活力，引導其更多投向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服務業，以有效投資賦能內需擴容提質。

向改革要動力來擴大內需已經成為共識。地方政府需要將更多的資源從招商引資轉向激勵居民消費、從基礎設施投資轉向民生福利投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重要制度抓手。通過落實“五統一、一開放”要求，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讓商品與服務在全國范圍內順暢流動。依托統一的市場規則和標準化的基礎設施，不僅能夠有效降低經營主體的交易成本，更能借助市場一體化的推進，充分釋放內需消費潛力。同時，加快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至消費端并下劃地方，重構地方財政激勵，讓改善民生福利、優化消費環境成為地方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內需擴大與市場統一的良性循環。

（作者為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加快鍛造江蘇具身智能新質生產力

□ 鄭瓊潔

當前，具身智能作為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形態，正成為塑造未來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力量。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行動”，標志著人工智能已從單一工具賦能邁入全方位“范式重構”的新階段。

江蘇發展具身智能具備三大堅實支撐，為新質生產力鍛造筑牢根基。一是產業根基雄厚，應用場景廣闊。制造業規模長期全國領先，產業鏈完備，高端裝備、電子信息等先進制造業集群優勢顯著。全省人工智能相關產業規模已超4000億元。海量的智能化改造需求，構成了技術落地的最佳試驗場和核心驅動力。二是創新資源富集，平臺支撐有力。科教人才優勢突出，擁有多所人工智能領域高水平大學和科研機構。省級層面前瞻布局，建設了“江蘇省人形機器人制造業創新中心”等高能級研發平臺。三是政策體系健全，布局引導精準。出臺《江蘇省機器人產業創新發展行動方案》，對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等地進行差異化、協同化布局，形成了全鏈條支持與特色集群發展相結合的系統性政策優勢。

面向“十五五”及長遠發展，江蘇需錨定新質生產力培育目標，系統謀劃具身智能產業發展路徑。第一，實施“數據賦能”攻堅，破解核心要素瓶頸。依托省級數據訓練中心，聯合龍頭企業系統采集高端制造、危化巡檢等場景的高價值數據，構建“江蘇工業場景數據庫”，并探索利用仿真技術生成合成數據，加速算法迭代，為具身智能技術突破提供數據支撐。第二，聚焦“專業化突破”戰略，打造標桿應用場景。優先在汽車制造、半導體等優勢行業，針對“自動化最后一米”的非標難題，打造高可靠、可復制的專用解決方案。第三，創新“能力即服務”模式，推動技術普惠滲透。引導企業從傳統硬件銷售向“智能化生產力服務”轉型，發展機器人租賃、云化調度、按效付費等新業態。建立面向中小企業的具身智能服務平臺，降低中小企業使用門檻，加速具身智能技術在千行百業的深度滲透。

（作者為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

“投資于人”的時代邏輯與政策重心

□ 呂永剛

中央將“投資于人”置于宏觀政策優先方向，有其應對新局變局、著眼長遠發展的深刻時代邏輯。“投資于人”的時代內涵由我國現階段面臨的社會主要矛盾所決定，實質是投資于人民創造和共享美好生活的能力。

長期以來，“投資于物”構成我國投資的主體內容和主導形態。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投資于物”有強勁需求，投資回報率高、見效快，這一階段重視對“物”的投資有其歷史合理性。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向內需主導、創新驅動階段邁進，更加注重“投資于人”成為新發展階段合乎邏輯的投資重心轉向，有利于更好適應創新型經濟對勞動者素質的升級需求，進而開辟新的廣闊投資藍海。把更多真金白銀投到滿足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之中，有利于切實提升人民群眾的能力素質、收入水平和消費意愿，推動扭轉當前“生產強、消費弱”的供需失衡格局，暢通“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社會再生產環節循環，有效提升國民經濟循環的質量和效率。

面向“十五五”發展，需要遵循市場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和現代化規律，確定“投資于人”政策重心及行動策略。一是更好發揮公共投資對各類資本的引導撬動作用。對“人”的投資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屬性，教育科技、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高水平供給必須由政府統籌社會力量來實現。二是加大“AI新基建”投資力度。把握人工智能正跨越規模化商業應用拐點的趨勢，適當超前布局數字基礎設施，推動大國基建繼續成為我國競爭力的底層邏輯和核心優勢。三是加大新質生產力導向的人力資本投資力度。大幅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通過提高人的創新創造能力、增強勞動者致富本領，形成與新的生產力狀況相適配的人力資源供給結構。四是加大對服務消費等新型消費的投資力度。把握我國消費結構從商品消費主導轉向服務消費主導的趨勢，以放寬準入、業態融合為重點，持續拓展服務消費的投資類型與投資空間。

（作者為省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研究員）

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

□程俊杰

產業領域的“內卷式”競爭是指企業為爭奪市場份額或維持市場地位而采取的逐底競爭行為，突出表現為無序價格戰、產業鏈縱向利潤壓榨等現象，隨著滲透范圍的擴大，不僅危害市場秩序，而且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將“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作為2026年改革攻堅重點任務。可以說，反內卷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化解供需結構性矛盾的政策主線。近年來，國家出臺、修訂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規，比如，《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要求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規范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公平競爭審查條例》規定不得出臺含有選擇性、差異化財政獎勵或補貼的措施；《反不正當競爭法》首次將“低于成本價銷售”納入法律規制；《價格法》增設“反價格內卷”條款，為治理低價無序競爭提供法律依據。

圍繞推動低效落后產能退出、加強行業自律和規范地方政府行為，多部門密集出手，各行業協同發力，取得積極成效。工業企業利潤有所改善，2025年1—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0.1%，累計增速連續四個月保持增長。價格體系逐步修復，如多晶硅價格企穩回升，多家車企承諾向供應商付款賬期不超過60天。重點行業生態明顯優化，鋼鐵、光伏、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和市場集中度顯著提升。

“十五五”時期，應積極推動“內卷式”競爭整治從短期遏制惡性價格戰、規范市場秩序向長期推動創新驅動、優化產業結構和構建統一大市場演進，實現標本兼治。要以統一大市場建設為基礎，以法律制度為保障，針對不同領域精準施策。要完善政府引導、行業自律、市場主導的多元共治格局。要通過實施產業鏈政策，引導企業從價格競爭轉向技術創新和價值提升。要健全公平競爭審查機制，實現全覆蓋、剛性約束，建立跨區域協同監管，從而構建起公平有序、創新引領、開放包容的競爭生態。

（作者為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加快推進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 毛維準

2025年可以視為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奮進之年。中國政治學界加快了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重要指示精神的步伐。

2025年9月，教育部重大項目“中國自主政治學知識體系建設研究”在北京大學成功開題。隨后，該項目下的七個重大專項課題陸續啟動，標志著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正式啟航；中國政治學界邁進了“加快推進”自主知識體系建構階段。

回首過去，政治學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面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中國政治學人在建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需要肩負更重要的戰略使命。

其一，堅持“兩個結合”。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必須聚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具體實踐來總結規律性認識，提煉中國特色標志性概念、學術話語和經典命題。

其二，統籌普遍性和特殊性。建構中的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的具體議題“講好中國故事”，還需要針對中國之外的世界提供可供選擇的知識視角，客觀展現西方理論局限和不足，積極呈現中國特色知識框架的競爭力和適應力。

其三，把握自主性和開放性。真理越辯越明，自主不是封閉的代名詞，知識需要對話。自主知識體系不僅要凸顯知識生成和體系構建過程中的不同，也需要在不同知識體系互鑒過程中彰顯獨特理論底色，特別是在知識互動甚至競爭過程中展現解釋力和說服力。

其四，協同理論性和實踐性。實踐出真知。中國實踐是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最重要的來源，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創新必須精準響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推動理論和實踐的雙向互動，提升相關理論的預測和指導能力。

（作者為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

□ 耿獻輝

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是我國農業發展的核心戰略升級。這不僅是產業規模的擴張，更是發展理念的深刻變革。通過系統性重構，推動農業從傳統生產部門升級為科技驅動、鏈條完整、融合發展的現代經濟支柱，為中國式現代化筑牢鄉村根基。

這一轉型升級具有時代必然性。消費需求正從“吃得飽”向“吃得好、吃出健康”升級，公眾對品質、安全與多樣性的要求日益提高，傳統模式難以滿足。小農戶分散經營的局限性日益凸顯，抗風險能力弱、生產效率低，亟須通過組織化、規模化創新來破解。從國家戰略看，這更是保障糧食安全、應對國際競爭、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路徑，必須通過產業系統性升級來提升農業韌性與競爭力。

國家已構建清晰的實施框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以科技與改革雙輪驅動，攻關種業振興、智能農機等關鍵技術，深化農村改革，完善城鄉融合機制。支撐體系上，嚴守耕地紅線、建設高標準農田，實施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健全多元投入與農民收益保障機制，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培育新型經營主體，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銜接，筑牢農業強國根基。

江蘇省將農業打造成現代化大產業的實踐，為全國提供先行示范。一是產業體系扎實完整，構建“4+13+N”全產業鏈，培育多個國家級產業集群，通過嚴守耕地紅線、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實施種業振興行動筑牢基礎，延伸加工鏈條。二是科技支撐強勁有力，依托密集科教資源，在生物育種、智能農機等領域持續突破，智慧農業技術廣泛應用，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與機械化水平居全國前列。三是融合機制成熟高效，借助發達城鄉基礎設施，以鏈主企業、合作社等主體帶動小農戶融入現代體系，農文旅協同發展，農產品加工單項冠軍企業蓬勃成長。這場深刻的產業變革，必將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堅實支撐。

（作者為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以“兩個結合”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

□ 徐龍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標識性、原創性概念，是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的必然要求。“兩個結合”內嵌于習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發展的全過程，使黨的理論創新始終堅守“魂脈”與“根脈”，并為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創新持續提供強大動力，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成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筑牢道路根基。文化主體性的根基，深植于物質生產實踐之中，其自身的鞏固深受社會發展道路的規制與影響。作為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第一個結合”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取得偉大成就，推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與堅實的物質基礎，使之深度融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宏大歷史進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歸根結底，“第一個結合”從根本上決定了文化主體性的有無存續及功能實現，具有奠基性的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打開創新空間。作為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中國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范，是滋養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精神沃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科學理論與文化形態的結合，既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也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第二個結合”明確了文化主體性的價值向度與內涵意蘊，在推動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中，使傳統文化思想精華突破時空桎梏，在當代話語敘事中煥發新的生命力。由此，這些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創新與升華提供了豐沛精神源泉。

（作者為省委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全球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的中國方案

□徐進

站在科技革命與文明演進交匯的歷史關口，人工智能已超越技術范疇，成為重塑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重構全球治理格局的關鍵變量。隨著人工智能加速嵌入教育、醫療、公共治理與輿論空間，“技術應服務于人類福祉”的價值宣示，已難以回應其跨國、跨文化、跨場景應用引發的風險挑戰。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倫理”在2025年完成了從價值倡議到治理合作的轉向，成為標注時代發展的理論熱詞。

從全球范圍看，人工智能倫理的共識凝聚與治理博弈并行推進。2025年，聯合國啟動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和獨立國際科學小組兩項機制，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在上海發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動計劃》，向善為民、尊重主權、發展導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開放合作等原則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共識。與此同時，治理博弈依然存在。美國確立了效率優先、競爭至上的戰略框架；歐盟則構建了高門檻、強規制的治理體系；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相對不足。如何在效率、風險與公平之間建立平衡，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倫理治理急需回應的時代命題。

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積極回應這一挑戰，以正義有序、合作共治為核心理念，支持聯合國發揮主渠道作用，倡導構建多方參與的全球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倡導推動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發展，使之為各國各地區人民造福。中國政府提出《“人工智能+”國際合作倡議》，主張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確保包括全球南方在內世界各國人民普遍受益。中國在行動上堅持創新與規制并重，相繼出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版、《智能社會發展與治理標準化指引（2025版）》等一系列政策，在筑牢安全護欄的同時為技術創新預留政策空間。

中國以治理回應技術風險、釋放技術潛能，走出了一條兼具本土特色與全球視野的倫理治理之路。它不以抽象價值對抗技術發展，而通過方案設計將技術納入可協商、可校正、可持續的發展軌道，在制度差異、文化多樣和利益多元的全球情境中建構有效可行的治理方案，為全球人工智能倫理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作者為東南大學AI倫理實驗室副主任）

以人文經濟學助推高質量發展

□ 王兵

202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之后，“人文經濟學”成為一個熱詞，不僅成為學術界討論的重要概念，更是在政策制定、社會輿論中頻頻亮相。從道理上說，人文經濟學強調推動文化與經濟的深度融合，有力促進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和人民精神生活豐富的“雙翼齊飛”，是中國式現代化“兩個文明”協調發展的具體表達，為世界現代化進程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蘇超”正是江蘇踐行人文經濟學的生動案例。江蘇作為文化大省與經濟大省，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與活躍的現代經濟發展交相輝映，形成了獨特的“蘇超”現象。“蘇超”以強大的文化影響力“出圈”，以矚目的經濟成績單“走紅”，是一場全民體育的盛事。借助“蘇超”品牌，江蘇各地派生出了“足球＋夜市”“足球＋文創”“足球＋購物”等新經濟業態，加速了文商體旅深度融合。“散裝江蘇”“十三太保”等網絡調侃被引導成為了賽事的“流量IP”，流量經濟成為城市發展的“真金白銀”；“蘇超”門票由一張賽事“小球票”升級成為了餐飲、文創等賽事相關產業的消費“大通票”，票根經濟帶動了全域旅游的蓬勃發展。

總結“蘇超”背后的人文經濟學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密碼”。發展人文經濟要堅持人民至上，在尊重人、滿足人、成就人上下功夫，滿足人們對特色文化、新潮體驗和情緒價值的需求。在“蘇超”的賽場上，群眾既是踢球的主力，也是消費的主體，還是“玩梗”的主角，場上場下，人民群眾享受著多重快樂。發展人文經濟學要充分以文興業，充分挖掘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結合當地的資源稟賦，精心打造獨具特色的文旅項目、精品活動，把文體資源有效轉變為文旅資本，引發區域經濟增長的“乘數效應”。發展人文經濟學要注重以人文精神提升城市品位，擴大優質文化供給，涵養優良人文環境，把高質量發展成果轉化為人民的高品質生活。

（作者為南京市委黨校科研處處長、教授）

從流動型開放到制度型開放的戰略升級

□ 戴翔

回顧歷史，我國對外開放長期以“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為主要特征。這一開放模式是特定歷史階段的必然選擇，充分彰顯了我國要素稟賦優勢。伴隨國內環境的深刻變化，傳統以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動為主的開放方式，在突破國際規則壁壘、提升產業鏈價值鏈地位、維護經濟安全等方面面臨新挑戰。在此背景下，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這一轉變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內涵由追求“流動規模與速度”向構建“流動規則與質量”新范式演進。

高水平開放的核心在于全面推進制度型開放。近年來，我國在持續優化口岸營商環境的同時，重點加強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的法治化建設，嚴格執行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深度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并推動國內法規與國際接軌，積極對接CPTPP、DEPA等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上述舉措旨在構建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將外部規則壓力轉化為深化內部改革、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動力，形成“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固開放”的良性互動格局。

高水平開放的戰略愿景，在于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夯實制度基礎，并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提供中國方案。我國通過深度參與數字經濟、綠色貿易、服務業開放等新興領域國際規則制定，既為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自主可控創造制度條件，又積極構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從堅定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到在共建“一帶一路”中推進規則標準對接，再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治理經驗融入全球發展倡議，我國正著力將發展實踐轉化為國際公共產品，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高水平開放是開放戰略的深化升級，是新時代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立足歷史方位，通過制度文明建設、對話互鑒，推動自身發展與世界進步深度融合的必然選擇。在制度型開放引領下，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正為構建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新格局提供堅實支撐和持久動力。

（作者為南京審計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