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主席70大壽，破例派車去接毛遠志：你怎么老也不來看我？

“七十歲，換別人早該兒孫繞膝，可主席的壽宴只多了一張陌生又熟悉的面孔——侄女毛遠志。照片里，她站在主席右手邊，像一棵被風揉皺的小松樹，緊張得忘了笑。那天中南海的廚師多炒了一盤辣椒，因為主席記得：遠志小時候在延安搶過他的紅辣椒，辣得直跳腳，也不肯吐出來。”

誰也沒想到，這位“毛家姑娘”差點沒趕上壽面。早上八點，她還在北京胡同的副食店排隊買冬儲白菜，一身藍布棉襖肘子磨得發亮。司機在胡同口摁了三聲喇叭，她才回過神——原來“伯父”沒忘。上車前，她把菜籃子托付給鄰居，像交出一個普通日子的把柄。

往后看，她的履歷干凈得像一張沒印字的窗紙：軍委二局譯電員、南泥灣墾荒手、江西婦聯主任……每一項都夠寫篇表揚稿，可單位同事幾十年不知道她姓“毛”。有人回憶，發福利時她總排在隊尾，輪到她只剩碎花生，她笑著把渣子倒回布袋：“夠香就行。”

1943年冬天，她在東北雪地里接到伯父的電報，二十二個字，五個標點，告訴她父親毛澤民被新疆的軍閥勒死。那晚她燒掉所有家信，只留父親照片——照片背面寫著“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她沒哭，只是把棉被讓給同屋的女兵，自己枕著冰涼的步槍睡了一夜。后來有人問她恨不恨，她搖頭：“恨太占時間，我得先學會打槍。”

再往前倒，九歲的她在湖南鄉下做童養媳，挑水割禾，手上裂口能塞進一枚硬幣。夜里婆婆拿納鞋底的錐子守著她紡線，她就把線紡得比頭發還細，讓婆婆挑不出錯。1930年越獄那晚，母親背著她蹚過長沙河，冰碴子割腿，她一聲沒吭，只把臉埋進母親后頸，聞到血腥和稻草混著的味道——后來她總說，那是“革命最真的人間味”。

1963年深夜的壽宴上，主席夾給她一塊紅燒肉，肥得發亮。她盯著肉，忽然想起延安窯洞那晚，伯父把唯一一盞煤油燈移到她作業本上，自己的文件卻浸在月光里。她沒吃那塊肉，悄悄埋進米飯，像埋一個不敢碰的糖。合影完，主席拍拍她肩膀：“下次別等我派車。”她點頭，退后半步，把淚憋回眼角——這一退，就是永訣。

1976年9月，她在五七干校掰玉米，廣播里放《東方紅》，她手沒停，玉米葉子劃得手臂血道子。收工回屋，她拿毛巾擦臉，同事才看見她領口濕了一大片。第二天她照常六點出工，扁擔吱呀吱呀，像從前窯洞上空的星子，一聲不吭地亮到天明。

1990年她病重，病房白床單洗得發硬。護士偷偷帶本《毛澤東詩詞》給她，她翻到《答李淑一》，指著“我失驕楊君失柳”那行，輕聲笑：“伯父還是這么愛哭。”臨終前三天，她讓兒子把舊棉襖捐給災區，口袋里掉出一張1963年的壽宴請柬，紙已脆成渣，只剩“毛遠志”三個字還完整。

追悼會上沒掛橫幅，來的人不多，花圈卻擺滿院子。老同事記得，她最后一月工資托黨費，信封里夾張紙條：“別寫我名字，寫‘一個老兵’。”那天北京刮大風，花圈挽帶被吹得撲簌簌響，像延安山頭的紅旗，獵獵地招呼一個遠去的小姑娘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