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間記憶到國家符號：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認同建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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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更路簿是海南漁民世代傳承的航海手冊，其中有大量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文章采用田野調查、文獻梳理以及地名學考據等方法，以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為研究對象，系統梳理其從民間記憶到國家符號的認同建構軌跡。研究發現，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以功能性、口述傳承與文化隱喻為命名原則，承載著海洋生存智慧與海洋家園認同，是海南漁民集體記憶的活態載體。隨著國家邊疆治理的不斷深化，南海諸島瓊人俗名逐步從民間經驗轉變為疆域治理的符號工具，其承載的歷史性權利通過司法轉化與國際傳播，成為我國維護南海主權的關鍵證據。從民間記憶載體到國家主權符號，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演變，既展現了地方性知識的生命力，也為當代海洋治理提供了“記憶—認同—主權”的實踐范式。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的今天，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在南海主權維護、海洋強國建設、邊疆治理與文化自信等多個領域的重要價值日益凸顯。

關鍵詞：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地方性知識；更路簿；民間記憶；國家主權；認同建構

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指海南漁民為南海諸島起的土地名。陳天錫（1928）在其所著的《西沙島東沙島成案匯編》提到：“······又繼此三案、而請先行承辦吧注吧興兩島植魚兩業者。復有瓊東縣李德光其人?！贝颂幍摹鞍勺?、吧興”是瓊人俗語，此書也是國內最早記載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書籍。1983-04-24，“中國地圖委員會受權公布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時，采用了當地漁民習用名稱，這些漁民習用名稱，除月牙島一名外，都是海南島漁民給南海諸島的命名，即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劉南威，1985）。這一命名選擇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海南漁民對南海諸島地理認知的深厚積淀?！啊陡凡尽酚涊d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土地名總數有120處”（張爭勝等，2017）?！皬?6世紀葡萄牙人音譯過去的我國漁民地名‘巴峙’，1868年英國海軍部海圖局編繪的《中國海指南》記載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稈鉤’和‘南乙’，······《西沙島東沙島成案匯編》和《調查西沙群島》所載的瓊人俗名，都幾乎和近年來收集到的《更路簿》記載的瓊人俗名，以及訪問調查所得的瓊人俗名完全相同，······表明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南海地區以前，給南海諸島具體島礁命名的，只有我國漁民?！保▌⒛贤?985）。這些跨越不同時期、不同主體的記載相互印證，排除了其他勢力對南海諸島早期命名權的可能性。

在更路簿中，海南漁民“根據西沙、南沙群島具體島礁的特征命名，如以地貌、以氣候、以水文、以生物、以海產、以位置、以數字、以順序、以大小、以顏色、以傳說、以巖性、以吉祥等命名”（劉南威等，2017）。這些名稱構成維系環南海社群生計與認同的“民間地理志”。清以降，中央王朝通過《鄭和航海圖》將“石星石塘”“萬生石塘嶼”“石塘”等表述納入官方輿圖，此處的“‘石星石塘’即東沙群島和中沙群島、‘萬生石塘嶼’即南沙群島，‘石塘’即西沙群島?！保n振華，1988）?！扒迥┮詠恚覈畬δ虾ＶT島地名審定共有4次······第3次是1947年國民黨政府內政部方域司審定公布的《南海諸島新舊地名對照表》，包括172個地名······仍沒有采用一個漁民習用地名。第4次是1980—1982年······這是我國歷史上公布地名最多，影響最大的南海諸島地名審定······采用漁民習用地名作為標準地名及與部分標準地名相對照，使歷史悠久、流傳民間的漁民地名公諸于世。”（劉南威，2005）。及至當代，先進測繪技術帶來的數字化轉型，使南海諸島瓊人俗名逐漸陷入記憶載體的重構危機。如衛星坐標將“三峙仔”簡化為16°57.0′N、112°19.8′E，遮蔽了其背后的魚汛規律與口述歷史。此外，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西方媒體系統性使用越、菲稱謂的策略，實則是通過“去歷史化”的命名慣例解構我國的主權敘事。更路簿中的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既承載著我國漁民開發南海的歷史記憶，又為反擊“去歷史化”敘事提供了鮮活的民間證據。

在南海爭端依舊凸顯的今天，地名早已超越地理標識功能而上升為國家主權的范疇。西方實證主義法理觀常將我國主張簡化為“歷史性權利”，忽視了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對“持續性管轄”的實證價值。當下，我們對其重新審視，不僅關乎歷史真相的還原，更關乎如何為我國海洋敘事鑄就更深厚的歷史基底。這既是本文的問題意識，亦是當代學人的使命所在。基于此，筆者分別赴海南瓊海、三亞、陵水開展田野調查，梳理學界現有南海諸島地名相關研究成果、部分更路簿手抄本以及官方發布的南海諸島標準化地名等資料，并采用地名學考據法分析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背后承載的多維信息，揭示其從民間記憶載體到國家主權符號的認同建構軌跡，進而探究其在主權維護、海洋強國建設、邊疆治理與文化自信等方面的重要意義。

1

記憶載體：作為集體實踐的南海諸島瓊人俗名

“海南漁民的《更路簿》經歷了長達幾百年形成、發展和興盛的過程，其中地名的命名也常常發生變化，有些借用了我國古代傳統的地名且有確切的地理位置，有些幾經演變，至今仍能看出歷史上的發展線索?！保ㄩ惛R，2021）?？梢哉f，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生成與演變，本質上是不同群體通過實踐互動構建集體記憶的過程。若要更深入地理解這一點，需回歸其最初的生成語境。

1.1

民間生成：漁民口述傳統中的集體記憶

“我們保存著對自己生活的各個時期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地再現；通過它們，就像是通過一種連續的關系，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生長存?！保锼埂す纪吆?，2002）。這一觀點為理解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生成與演變提供了理論支撐。海南漁民世代航行于南海。他們以更路簿為載體，將礁盤、水道、風向等信息編入更路簿，使原本陌生的海域轉化為可耕作、可停駐、可傳承的空間。這套獨特的海洋地方性知識，絕非抽象的地理標識，而是海南漁民在世代與南海風浪搏斗中形成的集體記憶。當然，這種基于實踐的集體記憶也并非主觀建構，而是有著明確歷史蹤跡的客觀存在。小倉卯之助曾在《暴風之島》中記錄了其在北子島上的見聞，“并附有作者根據海南島漁民提供的資料所繪的地圖。在文字記述和地圖中，共載有雙峙（雙子群礁）、鐵峙（中業島）、紅草峙（西月島）、羅孔（馬歡島）、鳥子峙（南威島）、同章峙（楊信沙洲）、第三峙（南鑰島）、黃山馬峙（太平島）、南乙峙（鴻庥島）、第峙（景宏島）等10個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劉南威，1985）。這一記載佐證了我國漁民在南海的活動不僅具有時間上的優先性，更通過代際傳承，形成了南海諸島穩定的命名體系，即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作為集體記憶，口述是這些地名傳承的主要方式，其功能性特征是“記憶不停地再現”的主要原因。

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功能性特征直接服務于航海生存需求，如鐵峙（中業島）因“與鐵鏈共居同一環礁礁盤上而得名”（劉南威，2005），提醒航行的船只需警惕觸礁；秤鉤峙（華陽礁）以島形彎曲似秤鉤提示水道轉折；船晚島（趙述島）則有“船只可轉來避風的處所之意”（劉南威，2005）。在印刷術尚未普及的年代，更路簿的傳承主要依賴師徒、父子口授，將諸如“白豆清南邊灣東北風可泊舟”（韓振華，1988）的經驗融入地名講解，使牛軛不再僅是文字符號，而是與潮汐規律、風暴預判等常識緊密綁定的航海記憶。揚·阿斯曼（2015）曾指出：“誰若還在‘今天’時便期望‘明天’，就要保護‘昨天’，讓它不致消失，就要借諸回憶來留住它，過去于是在回憶中被重構?！备凡局写鄠鞯哪虾ＶT島瓊人俗名，正是海南漁民對“昨天”的保護，又在保護過程中不斷被重構。海南瓊海潭門的蘇承芬老船長曾說：“更路簿上的更路我都試過，都很準確，沒有錯。一般沒有錯，如有錯，要自己修改，一定要經過三五次核對后才修改。······每一條航線都反反復復走過多次，一個個核對，一個個記?！保ㄖ軅ッ竦?，2019）此外，他還指出：“南沙的美濟礁，潭門漁民取名 ‘雙門’，因為去那里看到有兩個航道，像兩個門一樣，······又如仁愛礁，潭門人叫‘斷節’，因這里的礁盤一節一節的，斷斷續續，都沒有連在一起。那些島峙形狀怎么樣，我們往往都是根據形狀來取名?！保ㄖ軅ッ竦?，2019）。這種融合實用智慧、身體記憶與文化隱喻的命名實踐，使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成為海南漁民建構“海洋家園”認同的重要基礎。當然，這種以“海洋家園”為核心的地方性認同，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現象，其中還有國家權力的逐漸介入。

1.2

國家重構：權力介入下的地名制度化

隨著國家邊疆治理的不斷深化，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逐漸被納入國家權力視野，開啟了從民間記憶到官方符號的制度化重構。通過梳理中央王朝對南海的經略歷程，可以看到，南海諸島瓊人俗名逐漸從海南漁民口耳相傳的生存經驗蛻變為國家疆域治理的符號工具。

“政治行為體一般會將歷史記憶作為當下政治目的的工具加以控制。”（王飛，2024）更路簿中的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作為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政治行為體既可通過它在政治層面將抽象的主權主張轉化為可界定、可傳承的領土符號，又能在文化層面承載海南漁民的生產實踐與集體記憶，讓海南漁民通過地名感知自身與這片土地的深層聯結。清末以來，我國政府對南海諸島的正式命名共有6次（表1）。第1次發生于1909年，“兩廣總督張人駿派廣東提督李準率領海軍官兵170多人，到西沙群島勘探，查明島嶼15座，逐一命名勒石，懸旗鳴炮，公告中外?！保▌⒛贤?，2005）；第2次發生于1935年，由中國政府設立的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審定公布；第3次發生于1947年，由中國內政部方域司審定公布；第4次發生于1983年，“為了實現全國地名標準化，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和航海事業的發展，······并按照《國務院關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精神，進行了標準化的處理。中國地名委員會授權公布南海諸島部分（287個）標 準地名?！保n振華，1988）14第5次發生于2020年，公布“島礁地名25個和海底地理實體地名55個?！保ㄍ鯘?，2023）；第6次發生于2024年，公布了 64個我國南海島礁標準名稱（民政部，2024）。

從表1可知，從第四次開始，我國政府在對南海諸島命名時才明確采用更路簿中的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總體上，“1935年公布的地名以音譯英文地名為主，1947年更名以去外國化、美化、紀念地名為主，1983年對1947年所公布的標準地名更改很少，在這118個地名中，增加了前幾次未公布地名39個，這些地名幾乎都沿用漁民命名的土地名。”（趙靜等，2016）。1983-04-25公布的《我國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中國地名委員會，1983）中，通過選擇性吸納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以增強歷史合法性，如將“鐵峙”“黃山馬峙”表述為 “鐵峙（中業島）”“黃山馬峙（太平島）”；通過對“八辛郎”等瓊人俗名的語言改造來深化這種整合，如在海南話中，“郎”與“攔”同音，之所以叫“攔”，劉南威曾指出：“對低潮也不出露、淹沒海面下較深的暗灘，海南島漁民稱之為‘郎’。因暗灘雖較深，但從事漁業生產圍網時，圍網仍受阻攔?！保▌⒛贤?，2005）由此可看出，國家將方言發音包裹于現代漢語的審美外殼下，完成對地方性知識的再造。這本質上正是國家權力對民間記憶的制度化重構，使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既是歷史連續性的證明，又是現代主權話語的容器。在國際舞臺上，這些地名也成為我國主權聲索的有力證據。

注：1）該表數據主要來自來源為參考文獻（劉南威，1985；韓振華，1988；劉南威，2005；王濤等，2023）以及2024—11—10發布的《自然資源部民政部關于公布我國南海部分島礁標準名稱的公告》（民政部，2024）；2）瓊人俗名數量源自本文參考文獻（劉南威，2005）（趙靜等，2016）以及1983年中國地名委員會授權《人民日報》公布的《我國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中國地名委員會，1983）。

1.3

國際博弈：國家符號的地名政治化

“南海作為典型的地緣戰略交匯區，國家地理位置極其特殊，在大國博弈中充當地緣戰略的支軸，其戰略資源成為周邊或域外地緣行為體爭相搶奪的原始動力?！保ㄍ鯘龋?022）。而當南海的地緣價值轉化為顯性的國際博弈場域，那些承載著國家主權記憶與歷史敘事的文化符號，便自然成為博弈各方爭奪話語主動權的關鍵載體。其中，地名是最持久的文化符號之一。它們是海南漁民通過符號化思維對南海地理特征的精準映射，并在日常實踐中不斷強化我國對南海諸島的實際管轄與主權主張。如，他們以“峙”指代露出水面的島嶼（如“鐵峙”），以“郎”指代水下暗灘（如“八辛郎”），以“線”形容細長礁體（如“鐵線礁”）。諸如此類，每類命名都對應特定的航海風險、漁業資源分布。這也讓南海從未知的自然海域變成可認知、可利用、有歸屬的文化空間。因為“人類不僅生活在自然世界中，而且生活在文化空間中。這個空間是人類符號化思維和符號化行為對自然世界重塑的結果，是人類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建立起來的一個有組織的多層次空間。”（康澄，2006）截至目前，我國對南海諸島的6次命名中，涉及到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128個（劉南威，2005），使其既承載海南漁民世代活動的歷史敘事，又傳遞國家主權管轄的政治敘事。在全球化語境下，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已從文化符號演變為國際政治博弈的武器，其命名實踐成為爭奪歷史解釋權與空間歸屬感的核心戰場。這種圍繞“空間”的博弈，本質上與地理位置的戰略價值深度綁定。正如地理戰略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943）所說：“地理位置限定并影響了所有其他因素，因為一國的世界性位置決定了該國所處的氣候帶，從而決定其經濟結構；而一國的區域性位置確定了潛在的敵人和盟國，甚至對集體安全體系參與國的參與角色做出限定?！蹦虾儆诘鼐墤鹇砸兀@也使其成為了一些國家博弈的焦點。地名作為彰顯主權的核心符號，自然成為地緣博弈中爭奪“空間話語權”的重要工具。畢竟“地名是領土主權的象征。國家對某一地域的管轄首先體現在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命名并推廣使用。”（劉連安，2022）。也正因如此，部分國家試圖通過篡改地名來歪曲歷史事實。如，越南通過將西沙群島標注為“黃沙群島”，刻意篡改我國清代文獻中“黃沙”一詞，以此制造“黃沙群島”為其固有領土的歷史延續性假象；菲律賓則單方面將南沙部分島礁命名為“卡拉延群島”，以所謂“無主地發現論”為借口，試圖切斷這些島礁與我國的歷史關聯。越南和菲律賓此舉，本質上都是通過“篡改地名”的“符號生產”手段，企圖非法重構對南海相關島礁的主權合法性，其行為既違背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關于領土主權的基本準則。

通過梳理歷史資料發現，1950—1982年，我國政府發表了有關南海諸島主權的嚴正聲明、嚴重警告和《人民日報》評論24次（韓振華， 1988）；1958—1971年，我國政府對美國侵犯我國西沙群島領空、領海主權提出的嚴重警告多達200多次（韓振華，1988）。通過官方聲明強化主權主張的同時，我國也注重以地名標準化構建持續的主權敘事。1983年4月公布的《我國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中國地名委員會，1983），系統確立了該區域的標準地名框架；2020年4月發布的《自然資源部民政部關于公布我國南海部分島礁和海底地理實體標準名稱的公告》（民政部，2020），進一步補充了南海部分島礁及海底地理實體名稱；2024年11月發布的《自然資源部民政部關于公布我國南海部分島礁標準名稱的公告》（民政部，2024），有力地推進了南海諸島地名的標準化管理。除國家層面的主權維護行動外，學術界也為南海主權的歷史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撐。近年來，海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等高校充分發揮學術優勢，對更路簿展開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從歷史文獻與民間記憶等維度，為我國對南海諸島的長期管轄與主權歸屬提供了充分的學術支撐。

2008年，更路簿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標志著這份源于海南漁民的民間航海手冊從地方性知識載體正式升級為國家層面的文化遺產，為后續記憶傳承與符號轉化奠定了制度基礎。這種國家層面的文化賦能，反向激發了民間社會對地名記憶的自覺傳承與活化實踐。如海南瓊海潭門漁民自發籌建更路簿博物館，館內不僅收藏著更路簿手抄本、羅盤、老地圖、海撈瓷等老物件，還與地方高校聯合開設“思政+專業”教育的“活課堂”，將包含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在內的各類傳統航海知識與南海主權教育深度融合，從而形成國家符號賦能民間記憶、民間記憶反哺主權認同的完整閉環。

由此可見，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在國際場域中被政治化，并成為維護我國在南海主權的證據。但其生命力并非僅源于外部博弈，還源于其內部跨越代際的、持續不斷的記憶傳遞與實踐傳承。也正是這種在民間生生不息的傳遞，為國家符號的建構與運用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養分。

2

記憶傳遞：地名承載的海洋實踐與代際傳承

綜上可知，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作為中華民族經略南海的活態記憶載體，其傳承機制嵌于海南漁民的勞動實踐與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跨越代際的文化韌性。

2.1

民間記憶實踐：漁民口述傳統中的海洋知識傳承原則

更路簿是海南漁民的航海工具，承載著海南漁民與南?；拥慕涷炛腔邸：Ｄ蠞O民在依托口述傳統傳承更路簿的過程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便成為重要載體。這其中蘊含著地名本身所具有的地理文化屬性。即，“地名以自然語言描述空間位置信息，不可避免地受地理實體特征和當地語言文化影響，具有復雜性和地域性，從而成為地理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形成、演變和分布反映了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李瑞敏等，2025）這一屬性在海南漁民的南海實踐中表現尤為突出。在現代導航技術尚未出現的年代，海南漁民將復雜的海洋經驗濃縮為“五百二（皇路礁）”等瓊人俗名，并通過更路簿與口述相結合的方式保存。這些瓊人俗名絕非簡單的方位標記，而是與航線、漁汛時段、暗礁避險提示等內容緊密綁定，其命名邏輯遵循著服務航海實踐的三重原則。

第一，功能性原則。海南漁民對南海諸島的命名，有的以島礁形態命名，如銀餅（安達礁）是因為“礁盤上有不少圓盤狀礁塊而露”（劉南威，2005）而得名；有的以島礁形態命名，如三筐（浪花礁）是海南漁民“把包圍著淺水澙湖的礁環，因形如籮筐，而稱為‘筐（匡）’”（劉南威， 2005）；有的以地貌特征命名，如三腳峙（深航島）“因有沙咀發育而呈三角形，故稱三角或三腳”（劉南威，1985），諸如此類。值得關注的是，以生態關聯性而進行的命名，如“赤瓜線”“墨瓜線”等，直接標注盛產赤瓜參、墨瓜參的礁區，從而形成“地名—資源—航線”三位一體的導航系統。

第二，口述傳承原則。在當時印刷術稀缺的海南漁村，老船長通過口頭傳授經驗，將抽象地名轉化為潮汐規律、風暴預判的具象指令。例如，蘇德柳稱“出水不高，有浪拍打，發出呼呼響聲”（劉南威，1985）就是鬼喊線（鬼喊礁）。這些經驗需要學徒有多年的海上經驗，才能在茫茫大海中快速判斷礁石的方位、水流情況等。這種口耳相傳的傳授方法，使地名記憶不再只是靜態文本，而是融合肌肉記憶、聽覺感知與空間定向的復合認知模式。

第三，文化隱喻原則。晉代裴淵《廣州記》寫道：“石洲在海中，名為黃山。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裴淵，2007）這里的“黃山”泛指南沙群島的“黃山”，后來在更路簿中的“黃山馬峙”指南沙群島中的太平島?！榜R”是海南文昌話中“嶺”的意思，“黃山馬峙”指沙洲色澤的現實特征，“在酷熱的南沙，在金黃色的陽光烤炙下，那塊較大的陸地鍍著一片金黃色。遠遠看過去，那山馬是黃色的?！保ㄍ醭缑?，2018）“雙帆石”以礁石形似船帆寄托平安祈愿。

2.2

民間傳承實踐：生產生活場景中的嵌入式傳承

南海海域島礁密布、浪涌多變，海南漁民對每一處險灘暗礁的認知，都通過地名轉化為可傳遞的記憶。“人們賦予地方意義后，就用此意義指導空間實踐。”（周尚意，2025）。在南海語境中，海南漁民賦予南海諸島的“意義”，正是通過南海諸島瓊人俗名這一載體進行傳承。它們不僅是南海諸島的標識，更凝結著海南漁民對海域地理、航行風險的認知。這些瓊人俗名的記憶傳遞也并非刻意的教育行為，而是嵌入海南漁民日常生產與生活的無意識傳承。如，“鐵峙官方稱謂為中業島。······該峙也是南沙三個站中最大的一個峙?！ぁぁぁぁぁぴ撝怕裨嵊鲭y的漁民較多。······每當漁民路過該峙，漁民們都會想念埋葬在孤島上的親人，不少漁民還會失聲痛哭。所以漁民便把該峙叫做‘哭峙’?！ぁぁぁぁぁひ颉拗拧c‘鐵峙’在海南方言潭門口音中諧音?！ぁぁぁぁぁに?，漁民便把‘哭峙’改叫為‘鐵峙’。”（王崇敏，2018）。當漁船接近這片水域，老漁民的口傳心授，實則將鐵峙（中業島）的地名與“想念親人”“航海禁忌”綁定。漁民在捕魚作業時，類似的傳承更為常見：如果到赤瓜線（赤瓜礁）附近下網，這里水流較穩，通常盛產赤色的海參；牛軛 （牛軛礁）“礁盤的走勢形狀像牛軛一樣彎曲”（王崇敏，2018），作業時要注意避開這樣的淺灘，以免網被礁石掛住，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在此成為實踐暗號。在該過程，老漁民無需刻意講解，學徒和子孫只需在跟隨作業時，通過“地名—行為—結果”的反復對應，就能將抽象名稱轉化為身體記憶。這種嵌入式傳承的核心，在于瓊人俗名始終與海南漁民的生存需求、情感寄托等深度鏈接，這也正是其跨越數代而不褪色的關鍵。

2.3

代際傳承成效：從個體經驗到集體認同的記憶沉淀

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代際傳承的核心并非僅僅讓后代記住地名本身，而是讓其承載的海洋實踐經驗內化為海南漁民的集體認知，最終形成跨越個體生命的文化韌性，并在口耳相傳與航海實踐中延續對南?？臻g的實踐性認知。這也體現了海南漁民從“個體生存技能”到“群體身份認同”的遞進沉淀。

在個體生存技能方面，地名可謂生存智慧的標準化傳遞工具。對海南漁民而言，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傳承，從來不止于記住某個島礁的名稱，而是年輕漁民在跟隨長輩航行時，會通過地名記住某些航海經驗，諸如無乜線（無乜礁）“捕撈不到什么海產”（劉南威，1985），巴興（東島）“海產豐富，尤其海龜多，到此生產，定能豐收”（劉南威，1985）等。這些看似零散的“地名—行為”對應，實則構成一整套南海生存邏輯。當然，這一生存邏輯的前提，正是海南漁民對南海諸島地理環境和島礁位置的精準把握。海南省陵水縣英州鎮赤嶺村梁華歡在一次采訪中曾說：“即使閉起眼睛，西沙、中沙等島嶼的位置我也能記得清清楚楚。”（周俊，2023）海南省瓊海市潭門鎮草塘村委會的漁民許開安也曾提到：“南沙哪里我都去過了，哪個峙上有鳥我都記得。鳥仔峙有很多草，鳥很多，樹上有很多麻雀?！保ㄖ軅ッ竦?，2019）這2位漁民的表述，佐證了他們對南海相關島礁地理環境的精準把握，也有力地印證了其生存邏輯背后堅實的認知基礎。

在群體身份認同方面，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是“海洋家園”認同的“文化基因”。當到南海作業的海南漁民都使用更路簿，并用相同的“地名—行為”邏輯開展生產時，其中的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便成為海南漁民區分“我們”與“他者”的隱性標識，并逐漸與“祖祖輩輩在此生活”的集體記憶深度綁定。這種綁定讓海南漁民對南海的情感不僅體現為生產實踐中的路徑依賴，更演變為維護主權的集體行動。正如海南省三亞市南海新村的老漁民梁清光所說：“自己到西沙、中沙的年代久了，有些事情也記不清了，但是，這些年南海爭端的事情我也時常關注，我要把以前的經歷記錄下來，是為了讓人都了解，我們海南漁民世世代代都在南海捕魚作業，南海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保ㄖ芸?，2023）這種樸素而堅定的表達，正是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所承載的集體記憶與家園認同在個體身上的鮮活呈現。近年來，海南瓊海潭門漁民多次自發參與南海維權巡航，以“祖宗?！庇洃洖榫窦~帶，將地方性知識轉化為南海主權的民間聲援，使地名記憶從文化符號升級為政治參與的動力來源。

經由上述口述、實踐與代際沉淀的循環發展，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已逐漸升華為一種穩固且為群體所共享的地方性認同，為其向更高級的國家主權符號轉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與內生動力。

3

認同建構：從地方性知識到國家主權符號的轉化

“過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構和再現的結果；過去總是由特定的動機、期待、希望、目標所主導，并且依照當下的相關框架得以建構?！保〒P·阿斯曼，2015）。地名作為記錄“過去”的重要文化載體，其本身更在持續演變中被不斷建構。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正是地名被塑造為主權空間歷史敘事的典型案例。它經由國家層面的認知重塑與價值重估，逐漸被納入現代主權話語體系。

3.1

主權證據鏈構建：瓊人俗名在南海爭端中的證明力

“名從主人是地理實體命名的最重要原則。······南海諸島地名，按照名從主人的原則，是南海諸島為我國領土主權的有力見證?！保ㄍ醭缑?，2018）吳士存指出：“進入近代，即使面對外部列強的覬覦、瓜分和蠶食，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以主權者的名義采取了一系列具有近代國際法意義的措施與行動，來維護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和在南海的相關權益?！保▍鞘看妫?025）。這些主權維護行動正是建立在對南海諸島長期認知、開發和管轄的歷史之上，而這種歷史關聯性的重要載體之一，便是海南漁民世代傳承的瓊人俗名。海南漁民以更路簿為載體構建的這一知識體系，記載著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構成的精密地理坐標網絡。如，黃山馬峙（今太平島）的“峙”字精準指代可供船舶停泊的沙洲地貌，暗含對島礁生態功能的主觀認知與客觀利用；六門（六門礁）等島礁群名稱，通過空間方位的序列化命名，構建起海南漁民對西沙群島系統性認知的地理圖譜。

近年來，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的“負面效應仍在不斷外溢，國際輿論場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涉南海言必稱‘裁決’，且常以‘裁決’作為攻擊中國‘不遵守’國際法治的‘反面典型’來歪曲事實?！保▍鞘看?，2025）。面對這些基于虛假事實的輿論攻擊，學界及相關部門通過歷史考據、證據梳理與傳播創新等多重路徑，系統性駁斥不實言論，夯實主權論證的法理與事實根基。如，鄔志野（2024）通過解構越南《洪德版圖》等文獻，揭示其“將大量漢喃和英、法文史料中的地名串聯成相互關聯的網絡，使原本繁雜的不同地名看似指代相同地理位置，即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边@種對史料的惡意篡改，恰恰暴露了他們“本土先占”的話術陷阱。與此同時，更路簿以礁為標、以潮為尺的原始導航智慧，不僅成為了證明我國對南海有效管轄連續性的技術鐵證，更直接回應了國際司法對有效管轄的實質性審查標準，從歷史實踐維度補全了主權論證的證據鏈。此外，更具創新性的策略在于，2024年CGTN紀錄片《這里是中國南?！罚蠞O民盧家炳講述了如何用更路簿來導引航線，將地方性知識轉化為國際輿論場的可視化敘事。這既符合國際司法對歷史性權利的實質審查標準，又以人類學視角消解了西方語境下主權宣示的對抗性，實現了從“學術論證”到“公眾理解”的傳播升級。

“最早發現、最早命名、最早開發經營、連續不斷地行政管轄是國際法關于領土取得認定的四大要素，‘名從主人’成為處理國際領土爭端的基本原則之一?！保ê闻鏂|，2022）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生成邏輯，本身就是海南漁民對南?？臻g的認知建構。這種認知并非孤立的個體記憶，而是通過更路簿的文字記錄、“老帶新”的航海實踐等代際傳承方式，逐步沉淀為“這片海域是祖祖輩輩耕耘的家園”的集體認同。當國家將這些瓊人俗名納入主權敘事體系時，這種集體認同便自然轉化為兼具歷史連續性與實踐說服力的法理證據，成為證明我國對南?！八拇笠亍敝鲝埖暮诵闹危沧尅懊麖闹魅恕痹瓌t在南海主權爭議中獲得從民間記憶到法理層面的完整落地。

3.2

國家敘事整合：三沙設市對符號系統的再詮釋

2012年三沙市設立，標志著我國對南海地名符號系統進行了一場兼具歷史記憶與現代主權的具象化融合。將分散的地名記憶整合進國家主權敘事框架，并通過地名標準化與檔案公開，強化了歷史權利的法理表達。

在國際傳播與法理博弈的情境下，三沙市的設立，為激活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證據價值提供了關鍵支撐。面對“南海仲裁案”等挑戰，我國的應對舉措突破了單純展示現代生活設施的“平民化敘事”局限，將貓注（永興島）等瓊人俗名，從民間歷史記憶與文獻檔案中挖掘出來，構建起名實互證的完整法理敘事體系。

在歷史話語整合方面，三沙市采取行動推動南海符號系統從“碎片化證據”向“系統化知識”轉型。三沙市西沙博物館對海南漁民祖輩留下的傳統捕魚工具等實物進行國家認證，使其從“家族遺產”升格為“主權物證”。這些實物與更路簿中的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相互印證，構建起涵蓋時間、空間與行為的完整敘事鏈。這種由下而上、由私至公的記憶轉化機制，不僅增強了歷史話語權的說服力，也體現了國家對基層知識體系的尊重與激活，為我國維護南海主權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撐。此外，三沙市還借助專業傳播體系，系統闡述永興島是立足于海南漁民世代以“貓注”相稱、并依托其開展海洋生產活動的家園。這本身就是我國對南海“長期、和平、持續利用”的生動例證。

3.3

文化認同聯結：公眾認知中的符號化傳播

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從海南漁民的生產記憶轉化為全民性的主權認同符號，依托的是真實的歷史實踐，又通過多元載體實現從“小眾記憶”到“大眾共識”的延伸，成為主權認同建構的情感紐帶。提起現代化的航海儀器，海南瓊海潭門老船長盧家炳曾說：“雖然船上已經有了導航儀器等先 進的出海工具，更路簿已不再在航海中使用。但是我認為，更路簿都傳到我們這一代了，為了不讓潭門漁民的航海經驗失傳，我們這一代要更加愛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應該把我們祖先豐富的經驗一代一代傳下去，永遠不能讓它失傳?！保ㄖ軅ッ竦?，2019）。

海南省委宣傳部指導，海南廣播電視臺、三沙衛視制作的記錄片《我們的更路簿——三沙屬于中國的歷史證據》，以海南漁民口述史、更路簿手抄本等為核心素材，將海南漁民對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零散記憶，系統整合為“中國對南海長期管轄”的國家敘事，使其從“民間標識”進一步升華為彰顯主權的國家文化符號。記錄片實景拍攝貓注（永興島）等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對應的島礁風貌，同時穿插專家學者的相關解讀，讓觀眾在影像中直觀看到“俗名—島礁—生產實踐”的關聯，使抽象的地名成為可追溯的歷史印記，使“俗名即主權印記”的認知自然滲透。海南省博物館主辦的“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陳列”中，通過展示更路簿復印件、海南漁民曾使用的羅盤等實物，并結合視頻介紹其由來，真實呈現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背后的歷史實踐。海南省瓊海市舉辦的“尋夢更路簿聲傳薪火志”更路簿文化藝術培訓活動，通過宣講、培訓、參觀、展示等環節，全方位激發青少年對更路簿的興趣與熱愛。

中國（海南）南海博物館將地方性知識轉化為公共記憶的實踐更具代表性。該館不僅對海南漁民捐贈的更路簿原件進行搶救性修復，還聯合高校等科研機構破譯貓注（永興島）、巴興（黃巖島）等瓊人俗語，并通過“科技+人文”的方式對其活化傳播；《更路謠》將針路口訣化作全息漁歌，“一更出港門，二更望七洲，三更到石塘”的吟唱，讓原本抽象的地名符號轉化為可感知的航海歷史場景，真正實現了地方性知識從“文獻留存”到“大眾共享”的落地。

4

結論

“地名的研究既是對地理標識的解讀，也是對深植于地域文化基因的解讀，是深入理解地方文化、社會結構和歷史演變的重要途徑?！保ǚ段撵o等，2025）地名承載著群體的歷史記憶與空間經驗，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更是如此。這些源于海南漁民口口相傳的稱謂，不僅是導航定位的實用工具，更是海南漁民對南海海域特征、航行風險以及資源分布的深刻認知。通過對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梳理，洞察民間知識如何在日常實踐中構建起對南海的空間主權認知。這種自下而上的地理命名，既是文化適應的產物，也是國家疆域意識在基層的呈現。它清晰勾勒出“記憶—認同—主權”的互動邏輯，形成了“記憶滋養認同、認同支撐主權、主權保障記憶”的互動關系。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的今天，其所蘊含的當代價值，正以空前的緊迫性和豐富性展現在我們眼前。

首先，從南海主權維護的層面看，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從“歷史證據”向“法理敘事核心”的轉變，正是“記憶—認同—主權”互動邏輯在國際博弈中的現實落地。盡管“南海仲裁案”等事件凸顯了國際地緣政治的激烈沖突，但未來的主權博弈將更深入地圍繞“歷史性權利”與“海洋法公約”的闡釋與互動展開。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證明了海南漁民對南海諸島的發現、命名、利用和管轄是一個連續、和平且公開的過程。在當前的國際輿論場中，我們不僅要“展示”這些名字，更要“闡釋”這些名字，并將這套地方性知識體系通過學術研究、外交陳述等方式，系統地轉化為具有國際說服力的法理敘事和公共外交成果，從而有效地抵御某些國家基于“地理遠近”或“權力政治”的片面主張，為主權聲索構建起“文化—法理”的雙重屏障。

其次，在海洋強國建設的維度上，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所蘊含的“海洋家園”認同，是“記憶—認同—主權”邏輯在國民海洋意識培育中的核心載體。我國正邁向海洋文明的新征程，而國民海洋意識相對薄弱是客觀存在的問題。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以其質樸、生動的形式，將抽象的南海主權，具象化為黃山馬峙（太平島）等可感可知的家園故土。向我們表明，前人不僅在陸地上辛勤勞作，更在大海上奮勇前行。深入挖掘和傳播這套知識體系，將其納入國民教育、文藝創作和媒體宣傳，能夠極大地激發全體國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海洋的親切感、歸屬感和自豪感，為海洋強國建設提供社會共識和精神動力，使維護海洋權益成為全民自覺的文化認同而非遙遠的政治口號。

最后，從邊疆治理與文化自信的角度，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的認同建構是“記憶—認同—主權”邏輯在海疆治理中的典型實踐。傳統的邊疆研究多聚焦于陸疆，而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海疆及其治理模式的絕佳范例。它揭示了我國海疆的形成并非單純依賴軍事征服或行政劃界，而是始于民間社會的經濟開發與文化實踐。當下，我們應關注當代漁民的生產生活變遷，將他們的新知識、新經驗同樣視為國家海疆治理的智慧源泉。同時，更路簿中南海諸島瓊人俗名作為中華文明海洋特性的有力證明，彰顯了中華文明兼具大陸性與海洋性的多元包容特質，為我們樹立文化自信、在國際上講好中國海洋故事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原始素材。

作者：朱國芳

來源：《熱帶地理》

選稿：賀雨婷

編輯：楊 琪

校對：汪鴻琴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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