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從釋放“政策紅利”到深挖“制度紅利”，推動營商環境實現整體躍升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海將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支撐。2026年新年伊始，上海召開全市優化營商環境大會。從“新春第一會”提前為“新年第一會”，折射出不一般的使命感。會上正式發布的《上海市加強集成創新持續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9.0版方案），聚焦政務服務、市場競爭、產業生態、社會共治四大環境部署26條任務舉措，標志著上海以更加自覺的系統性思維，推動營商環境實現從“好”到“更好”的整體躍升。

營商環境改革從“單點突破”到“系統集成”——

自2018年起，上海以一年一版的更新頻率連續推出優化營商環境行動方案，走出了從“單點突破”到“局部優化”再到“系統集成”的演進歷程。過去一年，圍繞8.0版方案確定的58項改革任務全面落地，推動上海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中22項指標達到全球最優水平，超越新加坡、紐約、倫敦等國際城市，有力彰顯了上海在全球營商環境競爭中的趕超態勢，有力支撐了上海經濟回升向好、結構趨優的發展態勢。

面對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和新挑戰，9.0版方案進一步在目標定位的戰略性、改革路徑的整體性、實施機制的協同性三個維度出臺系統提升舉措：政務服務環境以高效便捷為導向，市場競爭環境以公平公正為核心，產業生態環境以友好適配為目標；三者協同推進，又需要多元協同的社會共治環境，支撐經營主體不斷發展壯大。9.0版方案首次將“社會共治”提升至頂層設計，體現了上海對營商環境建設規律的深刻把握。優化營商環境絕非政府的獨角戲，必須調動商協會、智庫乃至媒體等社會各方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9.0版行動方案首次將“公共利益”納入系統性考量。例如，明確提出“加強平臺算法治理，規范網絡平臺經營活動，推動平臺企業和平臺內經營者、勞動者共贏發展”。這既非簡單的政府干預，也非放任市場無序擴張，亦非簡單的折中調和，而是以法治為基礎、以精準施策為手段的創新一步，彰顯了上海優化營商理念的前瞻性與系統觀。

進一步看，上海優化營商環境已從釋放“政策紅利”進入深挖“制度紅利”的階段。通過統籌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持續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

市場化是激發活力的“催化劑”。市場化營商環境的核心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持續激發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近年來，上海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證照分離”等舉措，大幅壓縮企業開辦時間并實現全流程電子化，企業開辦便利度持續位居全國前列。同時，將公平競爭審查擺在突出位置，著力破除各類隱性壁壘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促進要素公平高效配置。

國際化是高水平開放的“通行證”。在跨境貿易方面，上海依托世界級港口設施和高效通關體系，通過“單一窗口”等模式實現貨物申報、查驗、放行全流程無縫銜接，顯著提升通關效率、降低企業成本。同時，積極深化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貿易合作，以高水平開放和高質量“走出去”，為全球經貿往來搭建高效橋梁。

法治化是穩定預期的“定心丸”。公平透明的法治環境是市場信心的基石。上海堅持以法治思維、法治方式破解營商環境痛點，形成覆蓋立法、執法、司法全鏈條的法治保障體系。比如，《上海市優化營商環境條例》將“免申即享”“政策速遞”等創新機制上升為法規，并推出“企業訴訟保全白名單”機制，惠及多家企業，穩定發展預期。

“十五五”時期優化營商環境的戰略方向——

“十五五”時期是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關鍵階段。推動營商環境實現從“好”到“更好”的整體躍升，需要堅持系統觀念、注重整體推進，實現全方位、多層次提升。

一是深化改革創新，增強系統集成。推動“放管服”改革縱深發展，進一步精簡行政審批、優化流程、提升效率；大力推進“一件事一次辦”“跨省通辦”等服務創新，打破區域行政壁壘；注重各項改革舉措的系統銜接與政策協同，避免碎片化改革。

二是強化數字賦能，提升治理效能。評估顯示，“一網通辦”可以解決“能辦”問題，下一步需進一步聚焦“好辦、智辦”。比如，推動更多事項全流程在線辦理與智能審批，推動審批從“基于表單”向“基于意圖”轉變，實現政策服務從“人找政策”到“政策識人”的跨越；加強公共數據共享開放，打破“信息孤島”，實現政策精準推送與服務個性化供給。

三是提升國際化水平，深化制度型開放。在數字貿易、綠色金融、知識產權跨境保護等領域率先開展壓力測試，探索建立既符合國情又接軌國際的制度體系；積極吸引跨國企業總部、國際組織落戶，優化外籍人才引進與服務保障體系，建設國際化人才高地；深度參與全球營商環境治理，提升上海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四是創新社會治理，推動共建共治。落實9.0版方案“社會共治”理念，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在行業自律、標準制定、糾紛調解中的積極作用；以“公共利益”為導向，針對平臺算法、數據權屬等前沿問題建立協商治理機制，推動形成數字時代的利益平衡新規則，在動態平衡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教授余運江）

原標題：《解·析｜從釋放“政策紅利”到深挖“制度紅利”，推動營商環境實現整體躍升》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雍凱

來源：作者：余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