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李敏收到一臺彩電和冰箱，中央辦公廳：這是毛主席留給你的

一九八一年深秋，北京城的早晨透著涼意。李敏剛推開窗，院門口便響起腳步聲。來人遞上一張清單：一臺二十英寸松下彩電、一臺雪花牌電冰箱、八千元現金，以及一句簡短的話——“毛主席交代的，交給李敏同志”。這份遲到五年的囑托讓她愣在原地，良久才低聲說：“爸爸，總算收到了。”

李敏不是第一次感到父親的關懷姍姍來遲。早在一九七五年，弟弟毛岸青、妹妹李訥就各自拿到了相同數目的款項與家電。彼時父親仍在，特地留出一筆“孩子們的心安錢”。誰也沒想到，一年后，他撒手而去，遺囑并未詳列財產，只有口頭吩咐：把相同的心意交到所有子女手里。因李敏常年陪伴母親賀子珍在外地，直到一九八一年，中央辦公廳才補齊這份“父親的欠賬”。

要弄清八千元和兩件家電從何而來，得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選集》發行量節節攀升，國內外各種語種版本齊上架，僅一九五〇年左右，版稅就突破百萬元。那個年代，一斤面粉不超過兩角，這筆錢放到今天，已是天文數字。

巨額稿費沒有流入私人賬戶，而是存放在中南海專設的“特別會計室”。經手人賴祖烈曾回憶，主席向來一句話：“錢記我名，支出要歸公。”幾本賬薄上，用途被標得清清楚楚：購書、捐助、調研費用、家庭開銷，僅此四項。從未出現珠寶、豪宅之類的奢侈名目。

購書是一大塊。主席讀書隨時隨地，馬背、船艙、行軍途中皆可見他翻頁。到六十年代，豐澤園里光線裝古籍、外文原版就堆到屋頂。許多人驚訝于他的藏書數量，可會計室清賬才知道，大部分花的是他自己的稿費。到了晚年，眼睛不濟，需要大字號排印，他依舊毫不猶豫“再購一批”，標注“從我稿費列支”。

再看資助。求助信寄到中南海的，多半被批復“從本人稿費支出，數額三百元”或“二千元”。李淑一、唐生智、故鄉韶山的貧苦鄉鄰，都在名單上。章士釗的故事更為人熟知：一九六三年起，每年春節前夕，工作人員都準時送去兩千元。章老先生推辭，主席只輕輕一句：“說是還錢，你當補貼。”簡短對話，卻蘊含著濃濃的人情味。

對待身邊工作人員，他同樣“下重本”。司機朱德魁生病，吳旭君護士奉命送去三百元“加餐費”；衛士田云玉為工資發愁，主席招手把人叫來：“我貼你六十元，行不？”田云玉連連擺手，老人在燈下嘆了口氣：“錢這東西，人人都要，又害人。”一句樸素的感慨，道盡他對金錢的復雜態度——必要，卻絕不神圣。

家庭費用其實不高。自一九五五年起，他把自己的行政級別薪金主動下調到四百余元。家里人口多，光主副食就常把工資花個精光，只好再向稿費動手。即便如此，吳連登清點時發現，老人過世后身邊只剩五百多元零用。別說房產存折，就連常換的中山裝也只有幾套舊衣。

給賀子珍的支援尤其細密。三十年代長征負傷，彈片一直留在體內，后又遠赴蘇聯治療，費用幾乎全由主席承擔。解放后，她長期住上海療養。陳毅市長打包票保障醫療，他仍放心不下，特批稿費：藥費全額報銷，生活另給補貼。不愿落下“公私不分”的口實，他要求全部走會計室，賬目對外公開。

李敏后來整理父親手跡，發現一張折痕斑駁的小紙條：“給孩子們每人八千元，一臺彩電，一臺冰箱，足矣。”寥寥數字，體現的卻是嚴格的“等分”原則。對外慷慨，對家人節儉，這是他的習慣。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當全國人民在淚水中送別他時，國家財政部接過由特別會計室轉來的數字：全部稿費及存息，合計一百余萬元，已提前撥付給國庫及教育、醫療專項基金。除了子女那三萬二千元，他一分未留。

外界常用“清貧”形容他。可若只看衣食住行，兩個字并不足夠。更貼切的詞也許是“分寸”。買書、扶困、給戰友親人雪中送炭，全靠分寸；給自己、給孩子、給家庭開支，同樣分寸。李敏抱著那臺彩電，想起父親讀書時常用的藍鉛筆圈點：“一粟千秋”，心里忽然明白——八千元算不上巨額，卻足以映照他生前一貫的理財尺度：取之有道，用在應處，再大一筆錢，也要花得讓人心安。

彩電亮起，那是一九八一年冬天北京最早的色彩。李敏抬頭望著屏幕，仿佛又看見父親伏案批閱的背影。 произве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