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陳賡病重，臨終前對妻子直言：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清晨，上海康平路一幢普通的二層小樓里電話驟響。警衛員匆匆沖進臥室，喊醒還在迷糊中的傅涯。她聽明白了：陳賡的心臟再次不穩，情況兇險。那一刻，窗外梧桐枝頭的雨點敲得急促，好像催人奔跑。傅涯抓起外套，鞋帶來不及系，半跪半蹲地把陳賡扶起，卻被丈夫輕輕按住——他仍保持著軍人的鎮定與倔強。

陳賡剛滿五十九歲，可眉間已有深溝。他用極低的聲音打趣：“別慌，我還欠學院一份教材呢。”這一句，像閃電，把傅涯的回憶劈開了口子。十八年夫妻，抗戰烽火、解放征塵、朝鮮冰雪，一幕幕往前涌。可雨水繼續敲窗，她來不及沉溺，只能把更多枕頭塞在陳賡背后，保持他微坐的姿勢，以減輕胸悶。

醫生還在趕來的路上。疼痛間歇，陳賡的目光忽然穿過窗縫，落在搖晃的樹影上，像是在審視自己一生的線路圖。當年的長沙馬日事變，他二十五歲被捕，爬過看守腳跟，赤手空拳逃出；三十歲指揮黃埔同學于上海自衛團沖陣；三十八歲太行山，三八六旅夜襲神頭嶺；四十七歲踏進鴨綠江，志愿軍總參謀長。節點清晰，速度驚人，卻怎么也算不到今天的病榻。

有意思的是，越臨近終點，他越惦記別人。兩天前，躺在病房，第一通電話竟是讓市委安排傅涯“別閑著”。在他看來，家國與個人從無二分，能動就動。傅涯嘴上答應，心里卻犯嘀咕：人都這樣了，還惦記工作？

痛感再次襲來，陳賡眉頭緊鎖。空檔里，他突然沙啞地問：“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九個字，把傅涯整個人定住。她轉回的目光瞬間濕潤。短短一句，既是撒嬌，也像命令，更像訴說：此刻需要的不是醫囑，而是一雙熟悉的眼睛。

回溯到二十年前，正是那雙眼睛把他從陰郁拉回人間。王根英犧牲僅十個月，他在王智濤家遇到文工團那三個姑娘。傅涯站在最后，身形纖細，眉宇溫和。陳賡講戰斗逸事，眾人起哄，他卻察覺對方目光里沒有崇拜，只有探究。正因為這份平視，他鼓起勇氣提出“做朋友”。傅涯要“三年考慮”，他痛快答應，隨后真就三年不再提。

三年里，信紙走太行、過晉綏、穿延河，翻山越嶺。陳賡習慣在夜間攻山頭，也在深夜寫信。每到轉移，傅涯寧可丟皮箱，也要留下那沓筆記本。戰事緊張，家書就是動脈，稍有一根被切斷，兩人都要窒息。中央一紙“家庭成分存疑”幾乎斬斷這條線，多虧鄧小平瞧見《孔雀東南飛》的雙重落淚，提議放行。批示到手，陳賡像少年，連地圖都看不進去，沖劉伯承嚷“傅涯來了”。這一幕，太行山冷風都笑出了聲。

婚后承諾三條，他兌現得干脆：不干涉工作、不當秘書、愛到永遠。傅涯更是爭氣，軍民工作、文化統戰，樣樣不落。兩口子常年分隔，見面卻從不說煽情話。只有一九五一年初冬平壤郊外，陳賡收到傅涯托機要員轉來的信，激動地向副官拍桌子：“人笑我癡，我卻痛快！”

歲月對誰都公平，拼到頭，總要還債。創辦軍事工程學院期間，他晝夜連軸，兩次心梗。北京醫院建議長期靜養，他推說“心臟壞了，但腦筋沒壞”。中央只好先讓其“觀察”。誰知觀察不到半年，又奔東北指導導彈工程。醫生說再拖危險，他卻把藥瓶往兜里一塞：“急件不等人。”

終究還是到了一九六一年三月。這次心梗來勢兇猛。醫生趕到時，房內已布滿汗霧。強心針推完，儀器曲線短暫平穩又驟降。傅涯抓著丈夫的手，指節泛白。一旁護士低頭調整氧氣，沒人敢大聲。忽地，陳賡用幾乎聽不見的氣息嘟囔：“怕你頭發刷白。”一句玩笑，硬生生拽住淚閘。

搶救持續近半小時，脈搏終止。傅涯雙膝一軟，那雙從未離手的筆記本散落床前。醫護退到門外，警衛員紅著眼圈拾起本子，發現第一頁寫著四個字：仍需努力。簡單四字，是他給后輩，也是給自己的命令。

遺體移出小樓，雨停，梧桐滴水。街邊行人不解為何突然肅立，有老者認出那張熟悉的側影，脫帽低頭。沒有哀樂，沒有致辭，只有腳步聲和輪胎濺起的淺淺水花。陳賡這一生，戰功赫赫，卻在最后時刻只求妻子一個回望。對一個久經生死的將軍來說，最難抵擋的原來不是炮火，而是愛與未竟的責任。

傅涯隨后把那摞筆記本交給軍事科學院檔案室，自己出任總政文化部副處長。她拒絕了高規格的“專家病房”，理由很簡單：陳賡不喜歡浪費。這段話被記錄在案，成為相關干部學習材料的一部分。

十年后，學院禮堂掛起陳賡油畫像。講到他的人，總會提那句“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臺下年輕學員聽得撓頭，不明白堂堂上將何以如此“孩子氣”。老教授輕輕擺手：“信不信由你，最硬的骨頭，也有柔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