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張學良出資送3個孩子秘密去蘇聯，其中2個竟是毛澤東兒子

1961年2月8日，陰雨連綿的上海外灘格外冷清。錦江飯店對面那幢灰白小樓里，老醫生董健吾聽到秘書轉述的一句話：“陳賡將軍在樓上等您?！彼⑽㈠e愕，手上的銀質聽診器差點掉在地板上。二十多年沒收到過部隊來電，怎么忽然冒出一位大將？身邊人不知道，這通電話的背后藏著一樁橫跨三大洲的往事——1936年春天，三個孩子悄然離開上海，其中兩個是毛澤東的兒子，出錢出力的卻是東北少帥張學良。

當天下午，陳賡見面開宗明義：“老董，還記得那年你托我想辦法聯系蘇聯教育處嗎？”董健吾苦笑點頭。兩人短短幾句寒暄，塵封的細節一點點浮上心頭。時間回到1936年1月，那時的上海法租界仍舊燈紅酒綠，可暗處的刀鋒從未合攏。董健吾表面是圣彼得教堂的“王牧師”，暗地卻負責聯絡散落各地的烈士遺孤。毛岸英和毛岸青，就寄住在他的愚園路寓所。兄弟倆自小顛沛，若留在上海，日后極可能重蹈母親楊開慧的悲劇。

同月下旬，大雪封山的西北，一封用蠟封好的密信從宋慶齡府邸出發，目標是陜北瓦窯堡。護信人正是董健吾。路上火車斷班，汽車陷泥，他不得不奔到西安求援。此時張學良正在臨潼“招待”外賓，聽說有人帶宋慶齡信函去紅區，立刻親自開車送他到機場，還塞上隨身的美國口香糖當干糧。飛機在黃昏起飛，董健吾才體會到什么叫“少帥出手，快刀斬麻”。

抵達瓦窯堡之后，董健吾沒見到毛澤東，卻見到了林伯渠。林伯渠得知毛家孩子下落，一口氣連說三聲“好！好！好！”可他皺眉補了一句：“陜北風雪大，供給緊，孩子來這兒恐怕受罪。若真能去莫斯科，那再理想不過?！闭沁@句話埋下了后來遠赴蘇聯的決定。

兩周后，董健吾返滬。滬上形勢比出發時更糟，日特跟國民黨情報處都在查“王牧師”。地下黨接到延安電報：“孩子盡快轉移，路線由你們自定。”有人提議走香港，有人提議轉海參崴，但最穩妥的路線依舊是“少帥—西安—蘇聯”這一條。問題在于，經費和護照都捉襟見肘。董健吾想起張學良對古玩情有獨鐘，于是挑選一套宋代彩瓷，打算以瓷易援。

1936年3月上旬，他再次來到西安。張學良與趙一荻設宴款待，桌邊推杯換盞之間，董健吾半真半假開玩笑：“西安這么冷，我那幾個小學生凍得直打哆嗦，要不送他們去莫斯科讀書，省得占少帥的軍用棉呢?！睆垖W良先是一怔，旋即爽朗大笑：“去莫斯科？行！三個孩子的費用我包了?！彪S即當著眾人面寫下一張十萬法郎支票，連墨水味都沒散去。席間他一句低聲調侃：“孩子是革命小種子，莫斯科土壤好，早點栽去開花?！闭l也沒想到，這兩位“種子”正是毛澤東的骨血。

好事多磨，手續還得循規蹈矩。張學良想到舊部李杜打算前往蘇聯整編東北抗日義勇軍，于是安排李杜同行護送。四月下旬，李杜祕抵上海靜安別墅，見到年僅十四的毛岸英、十三的毛岸青，還有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祺。他拍著岸英肩膀：“小兄弟，俄羅斯冷，你得多練身體?！敝蓺獾陌肚嗲由卮穑骸笆迨澹绺鐣疹櫸摇！倍潭桃痪鋵υ挘蔀槿蘸笮值軅z回憶西行的唯一“合影”。

為了掩人耳目，地下黨在南京路上買來三只深咖啡色皮箱，各印一個小小“W”標記。月底清晨，孩子們化裝成“海外留學團”隨李杜從上海虹口碼頭登船，經香港轉新加坡，六月抵達法國馬賽。途中避戰區、躲盤查，連大人都吃不消，何況是孩子。《日華時報》特務站緊跟其后，情報遞到東京。“毛澤東子女赴蘇”成了日方高層茶余飯后的談資。日本外務省立即對莫斯科交涉，要求蘇聯拒絕這批人入境。

八月初，巴黎接連陰雨。李杜帶隊到蘇聯駐法大使館遞交簽證申請，當場被駁回，理由含糊——一說文書不全，一說“內部清查期間暫緩批件”，到底哪條，沒人敢細問。凡爾賽大街租來的公寓里，幾個人每天泡在咖啡和法文教材里等通知。等著等著，西安事變爆發。局勢急轉直下，張學良扣押蔣介石，國民黨內部一片混亂。李杜判斷：外部風聲太緊，再拖恐有橫禍，決定先把孩子托付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九月中旬，莫斯科方面終發入境紙，唯獨把李杜名字劃掉。無奈之下，他送孩子們踏上華沙—明斯克—莫斯科專列，自己則轉回遠東。列車駛入白樺林的那刻，兄弟倆第一次看見霜雪覆蓋的原野。站臺鐵軌咣當作響，岸英用生硬的俄語對車站工人問路，那人咧嘴大笑，掏出半塊黑面包遞給孩子。命運這才真正與他們接軌。

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很快成為兄弟倆的新世界。院里聚著從西班牙、波蘭、德國逃難來的少年，大家用俄語、英語夾雜著手勢比劃。毛岸英學習勁頭足，兩年下來說得一口地道俄語，還能對答德語和法語。岸青因早年驚嚇，偶爾沉默，但在心理醫生輔導下漸漸展開笑容。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兒童院廣播里一再播放《神圣的戰爭》，兄弟倆合唱時總帶湖南口音，惹得同學哈哈大笑。

國內的父親此時身在延安窯洞，忙著籌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底，毛澤東收到蘇聯來電：“岸英、岸青平安，已入學?！彪娢闹挥惺膫€字，卻讓這位領袖沉默良久。楊開慧已為革命殉身，若再失去兒子，將是無法彌補的傷口。電報末尾注明：“經張、董、李三方聯手資助?！泵珴蓶|對林伯渠說：“欠張學良一個人情。”一句話，沒有多余修辭，分量卻極重。

1945年日本投降，兄弟倆隨蘇軍進行翻譯工作，烈火硝煙里，他們見識到現代戰爭的殘酷，也學會了坦克和無線電操作。多年以后，毛岸英在朝鮮戰場值班犧牲，他口袋里還塞著在莫斯科抄寫的俄語學習筆記。

再回到1961年的小樓，陳賡與董健吾談了足足兩個小時。陳賡取出一本陳舊的筆記本，里面夾著一張褪色的匯款單——正是當年那張十萬法郎支票的收據副本，紙邊已然發脆。陳賡輕聲道：“中央決定，請您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董健吾長久沉默，他想到寒風中托著小皮箱的三個小身影，想到西安古玩店里摔碎的明代青花，想到張學良那句“孩子的費用我包了”。語氣哽咽卻還是平穩：“只要他們活下來了，一切都值。”

歷史沒有喧囂的戲劇效果，也少見齊聲喝彩。1936年這場看似簡單的“護送”，在千絲萬縷的博弈中悄悄改寫著幾個人、幾個家族，乃至一段革命的后路。張學良、董健吾、李杜、宋慶齡……他們站在不同陣地，卻在那一年朝著同一方向發力——讓三個孩子順利離境。多數參與者直到多年后才明白，自己推了哪扇門，門后又走出怎樣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