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以平帶回政策

清朝長期以來對回族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見，甚至有極端言論喊出“殺回滅教”“見回不留”的口號。這種偏見直接導致了新疆地區民族矛盾尖銳，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員的苛待，比如烏魯木齊提督成祿，既欺壓少數民族，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讓當地百姓怨聲載道，民族關系一度降到冰點。

左宗棠認為回族自唐朝起，大食國使者抵達長安后，阿拉伯、波斯及中亞的穆斯林陸續通過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與漢族及其他民族通婚融合，人口逐漸繁衍，最終形成獨特的少數民族。

左宗棠曾說：“回民自唐朝以來雜處中國，繁衍孳息千數百年，久已別成氣類。”在他看來，回族和漢族等其他民族一樣，都是中國的子民，只是在生活習慣、宗教信仰上存在差異，絕大多數時候都能和睦相處。他始終堅持“無論漢、回、藩、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各得其所，各隨其俗”的理念，這種對回族歷史地位的客觀認知，正是“以平帶回”政策的思想源頭。

1865年，中亞浩罕國軍事頭目阿古柏趁清廷內憂外患，率軍入侵南疆，建立“哲德沙爾汗國”，實行殘酷統治。他不僅強征地稅、搜刮民財，還強迫漢族、回族百姓剃發易服，企圖徹底改變當地民族的習俗與信仰，讓新疆各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更嚴重的是，英國和俄國也趁機插手，試圖通過控制阿古柏分裂新疆，讓西北邊疆的危機雪上加霜。

面對這種局面，左宗棠敏銳地判斷出當時新疆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中華民族與外來侵略者的矛盾。清軍西征的核心目標，是驅逐阿古柏勢力、收復失地，而不是鎮壓當地民族。因此，他正式提出“以平帶回”政策，核心就是團結包括回族在內的新疆各族人民，形成抗擊外來侵略的合力，共同守護國家領土完整。

要讓各族人民信任，首先得管好自己的軍隊。左宗棠在西征軍出發前，立下了五條鐵律：嚴禁奸淫擄掠、殺人放火，違者斬首示眾；禁止搶奪民財、強買民貨，不得侵犯百姓一絲一毫的利益；要求軍隊尊重當地民族的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不得隨意干涉。這些紀律不是紙上談兵，左宗棠要求各級將領層層監督，一旦有人觸犯，絕不姑息。

在實際作戰中，這些紀律得到了嚴格執行。攻打烏魯木齊時，清軍明確下令，對放下武器、沒有反抗行為的人員一律釋放，不得濫殺。追擊阿古柏殘部時，許多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難民被裹挾在敵軍隊伍中，清軍將領劉錦棠當即下令，只打擊手持武器的敵軍，對被脅迫的百姓一概不予追究。這一道命令，讓十萬余名被迫參與叛亂的百姓重獲生路，他們親眼見證了清軍的紀律嚴明，心中的戒備漸漸消除。

除了約束軍隊，左宗棠還推出了一系列安撫回民的務實舉措。阿古柏統治時期，百姓被搜刮殆盡，清軍抵達后，便以寬大為懷予以救助：對流離失所的回民，發放衣物、糧食，幫助他們返回部落；對家園被毀的群眾，撥款撥物支持重建。收復烏魯木齊后，清軍主動搜尋躲在山谷中的難民，無論老人、婦女還是孩子，都逐一安撫；東四城戰役結束后，2800名烏魯木齊難民被送回原籍，2500名難民被安置到哈密，清軍還為他們配發了耕牛、種子和賑糧，讓大家能快速恢復生產生活。

這些實打實的行動，很快贏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達坂城尚未收復時，就有三百多名當地回民主動前往清軍大營請求歸順；城池收復后，清軍又分發耕牛和種子，幫助他們恢復耕作。這些百姓回到南疆后，四處宣揚清軍的仁德，讓更多人放下顧慮，翹首期盼清軍到來，不少人還主動為清軍提供食物、指引道路，成為清軍的“編外助力”。

1878年，除伊犁外，新疆大部分地區被成功收復。但長期戰亂讓這片土地滿目瘡痍：田地荒蕪、水利失修、城鎮破敗，百姓生活困苦。左宗棠沒有停下腳步，而是將“以平帶回”政策延伸到戰后善后，推出了一系列復蘇舉措。

他大力推行屯田墾荒：鎮西廳的兵民共開墾土地五萬多畝，奇臺有九百多戶百姓參與墾荒，西征軍各軍營也新墾土地六千多畝。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左宗棠下令各地修浚河渠，吐魯番一帶開鑿了185處坎兒井，庫爾勒修復了四十里長的舊渠，庫車整治了阿柯寺等大型水渠，讓荒蕪的土地重新煥發生機。

左宗棠減輕賦稅，廢除不合理的苛捐雜稅，讓百姓休養生息；統一幣制，解決了此前新疆幣制混亂、買賣不便的問題；還鼓勵養蠶繅絲、修路植樹，改善交通條件，促進商品流通。

值得一提的是，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等工程中，左宗棠始終堅持公平對待各族百姓。他知道百姓剛經歷戰亂，生活困難，便下令讓軍隊將領帶領士兵輪流參與勞作；若需招募百姓幫忙，必須足額支付工錢，嚴禁克扣拖欠。這一規定讓回族等各族百姓在勞作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收益，真切感受到了平等與尊重。

“以平帶回”政策的成效，在軍事、民族、經濟等各個層面都得到了體現。軍事上，各族人民的支持讓清軍如虎添翼：1876年攻打瑪納斯時，土爾扈特郡王、貝子主動派遣蒙古兵助戰；達坂城戰役中，維吾爾族百姓悄悄出城通風報信；吐魯番回王麥哈莫特帶領部下加入清軍；西四城的回族、維吾爾族首領如德亞斯等人也紛紛反正來歸，配合清軍打擊阿古柏殘部。正是這份民族團結的力量，讓清軍勢如破竹，徹底擊敗阿古柏勢力。

維吾爾族歷史學家毛拉木沙在《海米迪歷史》中記載，清軍所到之處，百姓不僅不反抗，還帶著禮物出門迎接，主動幫忙運送糧草、指引路線；不少百戶長親自帶領鄉親送糧送水，這種各民族和睦相處的場景，在以往的新疆歷史上十分罕見。

左宗棠在奏折中提到，新疆南北兩路征收的糧食達到261900多石，比戰前定額多出106500多石；厘稅不到一年就征收了18萬兩白銀，這些數據直觀反映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商業的復蘇。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正式設立行省，標志著新疆與內地的聯系更加緊密。左宗棠的“以平帶回”政策，不僅為收復新疆立下汗馬功勞，更成為清朝治理新疆的重要準則。它用事實證明，各民族之間只有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團結互助，才能共同抵御外侮、維護國家統一，才能實現地區的穩定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