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蔣介石提出三個條件，張學良拒絕后被多關44年，晚年：我無悔

1946年4月10日清晨，南京下了一夜春雨，國民政府“中央訓練團”小禮堂燈火通明。蔣介石并未出現在主席臺，他坐在側室里等一個人——張學良。西安事變已過去整整九年，抗日戰爭也剛剛勝利，這位當年的“兵諫”主角仍被軟禁在貴州息烽。蔣介石此刻的盤算，是通過一次“談心”給張學良自由；但自由背后附帶的三個條件，卻注定讓談判不可能順利結束。

第一條，讓張學良公開宣稱“西安事變完全受中共欺騙”；第二條，交回1931年“九一八”當夜蔣介石從廬山發出的“不抵抗”電報原件；第三條，離開中國大陸，“暫居”美國或巴西，不得攪動風浪。對張學良來說，這三條任何一條都觸碰底線。會見開始不到二十分鐘，他把茶杯輕輕放下：“委座，這樣的聲明和交換，我無法回答，也不愿回答?！币痪湓挶鋭澠瓶諝猓Y介石的面色瞬間凝住。會面草草結束，張學良再次被押往棲霞山小樓。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并非偶然。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那一夜，關押在重慶郊外的張學良聽到槍聲與爆竹，整整沉默了三個小時。副官小聲問：“少帥，您想什么？”張學良只回一句：“終于打完了，可我還在這里?！笔Y介石當時正忙于接收日降，占據全國輿論高地，自然無心處理“少帥”歸宿。但張學良在軍政兩界仍有舊識，一旦放他出山，東北局勢很可能出現變數，蔣介石干脆拖字訣。

抗戰勝利后第一輪釋放呼聲出現在政學界。馮玉祥、何魯之、柳亞子等人先后寫信給行政院，甚至連美國記者斯諾都在專欄提到“西安事變的重要角色仍被囚禁”。蔣介石被輿情推著往前走，卻又擔心“張、楊效應”再度出現。于是三個苛刻條件成為測底牌的工具：要么屈服，要么繼續坐牢。

張學良之所以寧肯坐牢，也拒絕否定當年的決定，根子在于1936年12月那十幾天的抉擇。彼時陜北戰線膠著，東北軍、十七路軍補給匱乏，前線傷亡巨大。從十一月底起，張學良連續給南京發去五次電報，請求緩剿聯共，全部石沉大海。蔣介石12月4日抵西安后仍以“先安內后攘外”為令。張學良日記里留下一個短語：“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闭窃谶@樣的絕望氣氛中，他與楊虎城拍板扣留委員長，希望逼出抗戰路線。蔣介石被扣后，張學良不止一次告訴警衛：“絕不可傷他。中國再打內戰就完了?！边@一底線給日后談判埋下伏筆：既然事變目的明確且未流血，為什么要自我否定？

再回到1946年。拒絕三個條件后，蔣介石將張學良從棲霞山轉到臺灣日月潭畔的松廬，接著又搬到臺北北投的新生別館。警衛換了好幾撥，卻始終奉行兩條：第一，生活待遇不能太差；第二，通訊渠道嚴密控制。蔣經國負責此事時，對外宣稱“張先生一切平安”。不可否認，生活上張學良得到優待——園子里有高爾夫練習場，客房能堆滿他最愛的英文偵探小說——然而這終究是軟禁。

1955年朝鮮停戰，國際輿論再度關注“西安事變關押者”。正值第一夫人宋美齡赴美募款，記者在紐約問她關于張學良的近況。宋美齡輕描淡寫：“蔣先生一直很關心老部下。”這一回答并未阻止外界猜測。蔣經國隨后寫信給蔣介石：“世界對少帥之同情不減當年。”蔣介石仍堅持不松口，他私下對陳誠說：“內戰余毒，不能釋。”

轉折點發生在1988年。蔣經國病危前夕，臺灣局勢已與1940年代大不相同，島內外壓力使當局不得不考慮“人權”問題。蔣經國去世次日，行政院發布簡短通告，批準張學良“在特定范圍內自由行動”。這個“范圍”意味著仍有保安人員跟隨，但已可外出。張學良第一件事是去臺北榮民總醫院吊唁，他在靈訊簿上寫下六個字：“義薄云天，兄弟情?！惫虬萃昶鹕頃r，眼角明顯濕潤。

1990年3月，臺灣當局進一步解除限制，張學良坐上了飛往夏威夷的班機。登機前，記者詢問：“如果再給您一次選擇，是否還會發動西安事變？”張學良回答極快：“該做就做，我無悔?！边@句“無悔”并非夸飾，而是數十年孤獨歲月的沉淀。

晚年在檀香山，張學良?；貞洷贝鬆I少年歲月，也談到《圣經》里的寬恕觀念。他說：“真理只有一個，歷史自己會寫字?！?001年10月，101歲的張學良辭世，按遺愿使用簡易禮儀，不設公祭，他俐落地給自己的人生畫句號。

回看1946年那次交鋒，無論后人如何評說，張學良拒絕接受“三個條件”，等于自選了一條更漫長的幽禁之路。可正是這份倔強，讓世人得以理解“兵諫”背后那一絲清醒：抗日是大義，責任必須自己擔。面對半個世紀的囚禁，他說過最多的話就是“我無悔”，這四個字，與九十年前他決定拉下東北軍青天白日旗時的心情，其實并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