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太帥被2名越南女兵擄走，當13年壓寨丈夫，回國后：想把她接來

1989年深秋的麻栗坡哨所里，老兵們圍坐取暖，嘴里反復提及一個名字——黃干宗。隊里有人說他“離奇失蹤”，有人說他“被當成烈士”，最奇的傳聞則是：他在越南深山當了十三年的“壓寨丈夫”。要弄清真相，不得不把時間撥回到1979年的二月。

那一年，中越邊境炮聲滾滾。黃干宗二十四歲，云南文山人，因沒有正式服役名額，主動報名民兵運輸組，負責把糧彈從麻栗坡送到老山腳下。一支馱馬，一條崎嶇山路，除此沒別的依靠。三月初的一次夜運，他跟在押后班，卻被越軍小股滲透部隊切斷歸路。叢林里黑得像鍋底，他只好循著槍聲方向亂撞，結果一頭扎進了越南境內。

三天饑渴難耐后，意外出現。兩名身著綠色戰服的越南女兵端著56式半自動，冷不防把他圍住。對方口音夾雜河內方言，斷斷續續能聽懂幾句中文：“不喊，命可保。”黃干宗那張在老家頗受姑娘夸贊的俊臉，在這兩人眼里成了“戰利品”。她們本是逃兵，不愿再回部隊，見到外鄉男人，干脆把他帶進了山里自建的窩棚。

剛開始，他被反綁雙手，活動范圍只有十幾米。想逃，但不識山勢；想喊，卻擔心引來越南正規軍，后果更糟。一個深夜，他悄聲說了第一句反抗：“放我走。”其中一名女兵挑眉輕答：“Chi?n tranh ch?a h?t（戰爭還沒完）。”短短一句，堵死了他的念想。

時間推移到1981年。叢林規則慢慢改變了他。捕蛇、設套、取火都學會了，反抗心卻在衰減。同吃同住之下，彼此的戒備薄了，兩名女兵和他之間開始出現一種難以言說的默契。那一年，他們有了第一個女兒，草屋外插著竹簽作嬰兒床，頂上遮的是棕櫚葉。再過兩年，第二個孩子呱呱墜地，黃干宗在手臂上刻了兩道痕，用來記歲月。

1984年至1989年，越南境內局勢漸穩，邊境炮聲日稀。可深山里信息閉塞，三個人始終以為戰火未息。有意思的是，他們對外界唯一的“窗口”是偶爾飄進來的廢舊物品：罐頭盒、打火機殼、甚至皺巴巴的香煙報紙，全被當作稀罕物收藏。黃干宗雖然慢慢適應，但心底總繃著一根弦——畢竟家在中國，娘在村口。

轉折發生在1992年盛夏。一天狩獵歸來，他在溪邊拾起一個青島啤酒瓶蓋，正面印著嶄新的“1991”字樣。“啤酒都出到九一年了？”他愣住。越中官方關系早已進入緩和期的信息，在這個細物上突然對他放了電。那晚他沒合眼，腦子里全是路線圖。最終決定趁兩名女兵下山采野果時，沿溪流北上，摸回國境。

三天三夜的潛行，靠野草和雨水吊命。1992年8月4日凌晨，他跌在云南麻栗坡一棵大青樹下，被巡邏的邊防戰士發現。審查、體檢、身份核對一氣呵成。令人唏噓的是，檔案里顯示他“失蹤推定犧牲”，烈士撫恤金早已發放。更沉痛的打擊來自家庭：妻子在1986年改嫁，老母親則在七年前病逝。

當地民政部門聯系到他時，已是中秋前夜。考慮到適應問題，政府安排他在邊境集鎮擺攤開了個小賣部，貨架上從火腿腸到毛巾肥皂一應俱全，看似安穩，可沒人知道他夜里常坐在后院空地抽旱煙，一根接一根。隔壁攤主偶爾勸他：“兄弟，別老皺眉。”他只回一句：“山那頭還掛著我倆娃。”

1994年，他試過通過紅十字會打聽那兩名越南女兵和孩子，卻完全查不到姓名戶籍。邊境管理愈發嚴格，他又生出偷偷翻山的念頭。一次酒后，他跟老同鄉吐真言：“要不讓我過去把她們接來吧，大不了落個擅自越境的處分。”話音未落，自己也苦笑，他清楚沒有護照簽證寸步難行，更別提跨國接人。

此后數年，他的精神狀態明顯下滑。2000年前后，鎮里人常看見他站在界碑附近，拿破雙筒望遠鏡向南方發呆。偶爾他會自言自語：“她們應該也三十幾歲了，孩子能背筐打谷子了。”聽上去像平常父親對兒女的牽掛，可對象卻隔著國界線。

有人疑惑：十三年“囚禁”，為何還有牽絆？了解內情的老兵卻明白，那段封閉歲月里，他們仨在極端環境下互相依靠，生死與共。不論起點多荒唐，一家子畢竟是靠獵物與汗水維系的群體，情感難以割斷。用黃干宗的話說，“那邊也有我栽的木薯，也有我修的屋梁”。

2005年，黃干宗的頭發已斑白。他開始把小賣部交給外甥打理，自己時常走到那棵發現瓶蓋的溪邊靜坐。同鄉勸他再婚，被婉拒。一次縣里來了采訪隊，他婉言謝絕攝像機，只留下半句話：“要真能再見一面，也算對得起那十三年。”

故事到這里并無照本宣科的圓滿結局。檔案仍標注他婚姻狀況“空白”，越南方面對當年兩名逃兵去向也無記錄。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那個曾經的民兵如今仍在買賣間過著平靜生活，偶爾望向南方，目光久久停留。人生有時像邊境云霧，飄來時遮天蔽日，散去后只剩山川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