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后，宋子文初戀被趕到汽車間里住，還坐在家門口抽雪茄

1968年寒露剛過的清晨，上海五原路的梧桐葉被風吹得簌簌作響。灰撲撲的汽車庫門口，一個身材消瘦的老太太端著綠漆折凳，一手雪茄，一手拎著搪瓷缸，安靜地看路人來去。這一幕，讓附近菜場的攤販低聲嘀咕：“那位就是當年的盛七小姐？”一句嘆息，無聲地將時間拉回五十多年前。

1917年夏末，25歲的宋子文漂洋歸來。那時的公共租界紙醉金迷，外灘禮炮聲不斷，他背著博士學位，心里憋著一股闖勁。第二周，他就踏進了靜安寺路盛公館的銅雕大門，開始替盛恩頤打理英文函電。沒過多久，家教兼秘書的身份把他和小自己六歲的盛家七小姐推到同一間書房。陽光斜斜照在英文原版《希臘史》上，年輕人引用著亞里士多德，眼神卻不由自主停在少女的側(cè)臉，有意思的是，少女的目光也偷瞄著他手腕的金表。

那段日子，上海報紙整版登載滬市錢莊股價；書房里，兩人津津樂道西方經(jīng)濟學。“跟我去廣州吧。”宋子文輕聲一句，“我舍不得母親。”盛愛頤搖頭，聲音很輕，只有一句對話，卻成了后來半生的分岔口。

1918年春，宋子文獨自南下，從黃埔碼頭登船時，只帶走盛愛頤塞進手掌的一片金葉子。孫中山在廣州折沖樽俎，宋子文如魚得水，很快官至廣東財政廳廳長。上海卻在另一條軌道上飛速前進，盛家憑洋行生意持續(xù)擴張，莊夫人認定宋家出身寒門，“潛力股”終歸比不過“績優(yōu)股”，一紙家訓，把戀情戛然而止。

時間來到1932年。淞滬戰(zhàn)爭硝煙仍在，盛家花園里卻擺滿紅毯。32歲的盛愛頤穿著雪白長旗袍，挽著表兄莊鑄九的手臂步入禮堂。她臉上有笑，眼里卻沒燈火。有人說那場婚禮更像一場商業(yè)聯(lián)姻，盛家要鞏固地產(chǎn)，莊家需要資本，雙方都清醒得很。

抗戰(zhàn)勝利那年，一場風波讓兩條原本平行的生命再度相交。盛老四的獨子因曾在日本領(lǐng)事館任職被扣上“通敵”帽子。家族四處求援無果，只剩盛七小姐能出面。莊夫人哭得站不穩(wěn)，跪在客廳木地板上，逼她拿起電話。彼時的宋子文已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電話接通不到三分鐘，問題迎刃而解。曾經(jīng)的白月光替她扛下風雨，盛家從此再不提“門當戶對”四個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外灘旗桿換上五星紅旗，商賈豪門有人南遷、有人赴港，盛愛頤卻在家中默默收拾，決定留下。不久“公私合營”推開大門，盛家產(chǎn)業(yè)悉數(shù)劃歸公營，七小姐名下房產(chǎn)被征用，只保留按季度結(jié)息的銀行存款。日子雖緊，也還體面。她開始在自家洋房里開設(shè)典雅沙龍，寫毛筆小楷，喜好收藏雪茄，偶爾坐在陽臺晾曬英國骨瓷。

1966年，“破四舊”的風暴席卷弄堂。紅漆大字寫滿院墻，那棟充滿巴洛克雕花的別墅被貼上封條。盛愛頤連夜與丈夫搬進后院的汽車間，小小十余平方米，頂棚滲水，鐵門夏熱冬冷。她把曾經(jīng)舞會用的歐式長椅改成床，再將剩下的幾只雪茄藏進棉被夾層。有人嘲笑她窮講究，她卻照舊端一把椅子坐門口，動作優(yōu)雅得不可思議。

有一回，盛宣懷長孫盛毓常來探望，剛推門就看見莊鑄九倒在冰冷水泥地上。白發(fā)老人說話斷斷續(xù)續(xù)，半條命都飄了。盛毓常急送醫(yī)院，才把命搶回。耽誤醫(yī)藥費，全靠海外親屬寄來救急。說來也怪，雪茄竟成消息紐帶：香港親戚見她仍抽古巴雪茄，猜到日子難熬，轉(zhuǎn)手托人將款項寄來。接口人是盛毓度——那個當年被宋子文救下的小輩。盛家舊賬，至此算還。

1972年起，政治風向轉(zhuǎn)暖，盛愛頤重新搬回五原路，卻再沒恢復往日闊綽。她偶爾去錦江飯店喝咖啡，收集散落報紙，翻到財經(jīng)版便細看。有人聽她點評黃金走勢，驚訝于分析敏銳。不得不說，那位昔日“富家千金”骨子里仍是商人。

1994年秋，93歲的宋子文在舊金山心臟衰竭辭世。訃告登上歐美報紙顯著版面。上海弄堂的收音機里傳出新聞，許多人面面相覷，想起那位雪茄老太太。此時的她已行將邁入九十，聽完動靜，只輕輕合上收音機蓋，沒有多言。

1997年初春，盛愛頤病重。病房擺滿早櫻，子女輪流守夜。她忽然吩咐外孫打開黃銅煙盒，取出最后一支雪茄，自己卻不再點燃，只端詳了良久，輕輕放回。三天后，97歲高齡的她靜靜合眼。長子遵照遺愿，將遺體葬于蘇州香山側(cè)坡，一方青石墓碑，沒有任何顯赫頭銜，只刻著“盛愛頤之墓”。

回溯她的一生，愛情、權(quán)勢、商戰(zhàn)、家國興衰，全部在一根又一根雪茄的裊裊煙霧里翻卷。她從青澀閨秀到舊法資本家，再到默然老婦，時代的劇本寫得跌宕，但無論在哪個場合，她始終堅持昂首、撐傘、穿旗袍。1966年那道幽暗車庫的鐵門，并沒有熄滅她的尊嚴，這或許才是“盛七小姐”最深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