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彭德懷赴任三線，臨行主席特意囑咐：和三位頂頭上司搞好關系

1967年春，攀枝花第一爐鐵水噴薄而出。旁觀者不多，幾位建設者卻激動得直抹汗：“要是彭老總還能站在這里看看就好了。”這句隨口而出的感慨，把人們拉回到兩年前——1965年那場隱秘而關鍵的調動。

1965年9月初，北京的天空陰沉，外電不斷發出“印度準備再戰”“美機加緊轟炸北越”的消息。中共中央決定將“備戰備荒”推向縱深，三線建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2日一早，人民大會堂東側小樓里燈火未熄，彭真向彭德懷宣讀任命：赴西南三線指揮部擔任第三副主任。彭德懷沉默片刻，只丟下一句：“工業我不內行，別耽誤國家事。”話音不高，卻透著倔強。

外界只知彭德懷性格直，少有人體會他那份慎重。朝鮮戰場上，他敢于“不鉆地洞”；建設陣地上，他更擔心“一把莽勁”誤工誤時。于是他深夜提筆寫信給毛主席，言辭坦白：第一，對工業門外漢；第二，近年身體欠佳；第三，若硬上，怕壞大事。信發出去，當晚中南海燈光通明。

9月23日上午八點半，彭德懷準時踏進豐澤園。門口的迎春花還帶露水，毛主席已經站在臺階上，笑著伸手：“老彭，又黑又瘦了。”兩位老戰友寒暄幾句，便直奔主題。主席攤開地圖，手指在川滇黔交界處劃了幾下：“那里山高林密，資源豐富，戰略縱深足夠。工業基礎薄，正需要你這種敢沖敢管的人。”彭德懷提出擔憂，主席卻一句一句拆招：“不會工業可以學，外行調內行。再說，三線是準戰備，你熟。”談至中午，主席一句話算定了去向：“西南那邊，李井泉、程子華、閻秀峰都在等，你去了，先把關系處好。”

吃飯時，主席親自把酒。席間只一句玩笑：“到了西南，別跟張飛似的，先把兄弟處好，再縱馬。”酒杯碰響，任命塵埃落定。下午三時，彭德懷登車離開。車未出府門，他對警衛員低聲道：“主席那句‘頂頭上司’，得記牢。”

11月下旬，成渝鐵路上的綠皮車穿行在嘉陵江畔。30日下午十點，列車緩緩駛入成都站。彭德懷戴一頂舊呢帽，沒驚動任何歡迎隊伍，直接被接到春熙路永新巷七號。一間平房，幾張舊木桌，他隨手把行李往角落一放，先掛起那幅“為人民服務”的橫幅。

第二天，各局負責人輪番匯報。空氣緊張得能滴水。李井泉進門時，彭德懷起身相迎：“老李，西北戰場后又見面，今天我聽你指揮。”一句話，先把位置擺正。輪到程子華，彭德懷注視那雙受傷的手，點頭道：“打過仗的人，更懂建設的艱難。”閻秀峰雖無軍功，但熟悉地方工業，他匯報到攀西資源時，彭德懷連連追問：“鐵礦品位？水力富余？”幾人聽得出來，這位新來的“老總”，刀鋒藏在禮數里。

進入十二月，西南冬雨綿綿。彭德懷帶僅有的幾名隨員，跑完川南十余縣。攀枝花谷地，他頂著冷風站在懸崖邊，看下面滾滾金沙江。技術員李非平介紹完勘探數據，他只說一句：“炸山修路，先保命；廠子投產，再談產量。”外行不外行，安全與戰備，他抓得極死。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生活的要求樸素得近乎苛刻。警衛員發現，每逢周末，小禮堂會放最新影片，觀眾卻只有院里幾個人——顯然是為彭老總“包場”。彭德懷得知后當即拍板：“電影票公開賣，群眾想看就來。”兩天內，院門口掛出手寫海報，連附近單位的家屬都能憑五分票價入場。有人悄悄議論：“元帥脾氣不改。”

1976年以后的檔案顯示，彭德懷在西南的七個月，實地踏勘的工礦點超過二十處，行程近萬公里。他留下的批示，多為短句：“地質復雜，慎。” “道路先行，電隨。” “要錢不難，要方案扎實更難。”這些簡練的紅色鉛筆字，如今仍保留在部分廠礦的卷宗里。

內部材料披露，他為了攀鋼毛坯爐的選址，曾與專家爭論到深夜。有人勸：“按上級意見選點就行。”彭德懷沉聲回應：“文件可以改，山洪泥石流不會改。”隨后派人再次查勘，最終把廠址北移一公里。數年后那段江岸果然爆發滑坡，驚出業內一身冷汗。

外界對他的工作方式議論頗多。有干部說他“過細”，也有人嫌他“頂真”。李井泉后來回憶：“彭老總到西南不是搞形象，而是真想把活干成。意見對不對可以討論，但他那種認真勁兒，沒人能否認。”程子華更直白：“彭大膽變成彭細致，倒是咱沒想到。”

1966年5月，文化風暴驟起，三線建設也被卷進新的潮流。彭德懷的處境再度復雜。六月底，他接到赴京匯報的電話，簡單收拾后離川北上。車站送行的人不多，他對身邊人說了一句：“建廠還沒完，賬本我都放抽屜，誰接班誰拿。”聲音平靜，卻透著無奈。

后來的故事眾所周知。攀枝花實驗高爐試運行時，他已遠在北京。1978年，老同志討論三線成效，提到彭德懷，議程快速跳過，無人續談。直到多年后，史料陸續公開，西南干部才驚訝發現：那份初期規劃，有將近三分之一條款出自彭德懷手寫批注。

試想一下，若沒有那段“西南七月”，攀鋼是否能按期出鐵，川滇交界那條“108”應急公路能否提前貫通？答案恐怕難以肯定。這也說明，主席當年臨別囑托的“和三位頂頭上司搞好關系”，既是政治智慧，也是戰備工程順利推進的必要條件。頂頭上司們愿放手，彭德懷肯擔責，三線才能起勢。

在西南檔案館的灰色封皮上，仍留著一張淡黃色便箋，只有短短九個字：“努力工作，必要時打仗。”落款——彭德懷。一支硬朗的鋼筆字，寫在1965年12月。字跡不算優美，卻力透紙背，恰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