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5日清晨,上海縫紉機二廠的單身宿舍剛亮起燈,一封貼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紅戳的加急信件被遞到劉人壽手里。信封下端只寫了九個字——“請你們夫婦到北京一趟”。署名:陳云。屋里頓時安靜得連呼吸聲都能聽見,黃景荷看了看丈夫,輕聲說:“也許,真正的轉機到了。”
信的出現并不是偶然。就在兩周前,上海市委公布的文件正式確認:劉人壽與“潘漢年案”無任何牽連,原判全部撤銷。相隔二十多年,那個一度被貼上“叛徒同伙”標簽的名字終于從案卷里抹去。對許多人來說,這只是一條平反通報;對59歲的劉人壽而言,卻像把卡在胸口的舊刺抽了出來,帶著點血,卻終于能正常呼吸。
飛機票難買,老戰友史永四處托人,才在3月19日弄到兩張北京航班的備用座。20日下午三點,劉人壽夫婦抵達西直門招待所。陳云的秘書張開炳接待時說了一句:“中央想聽聽你們的第一手情況。”語氣不疾不徐,卻讓在座的人都明白分量——潘漢年的功過,是時候有個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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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四天里,劉人壽先后向中央文獻研究室、中組部、公安部三個小組口述當年在上海地下斗爭的全部細節:電臺密碼本如何藏在舊書脊里,情報如何通過香港秘密傳延安,1948年秋他如何借“修電報機”混入徐州剿總,拿到那張后來被軍委稱為“淮海第一機密”的布防圖。每說完一段,記錄員都要停筆核對,生怕漏掉一個數字、一句暗語。
講述結束的夜里,劉人壽躺在招待所硬板床上難以入睡。窗外北三環車流不息,他卻一直在腦子里倒帶:1937年初見潘漢年的情景、1945年黎明前的蘇州河槍聲、1955年功德林看守所那盞永不熄滅的白熾燈。第二天,他在日記里寫下短短一句:“人可以被折磨得沉默,記憶卻不會說謊。”
時間要往回撥到1937年9月。那年中秋,他在上海讀書,聽聞平型關大捷,一腔熱血踏上北去的慢車。延安窯洞的臘月風又干又冷,陜北公學八個月課程讓這位江蘇青年初識馬克思主義。1938年1月,他與同學黃承珍(即黃景荷)雙雙入黨,隨即被分到中央社會部。那時的社會部分工明確:情報、保衛、聯絡、無線電。潘漢年正擔任副部長,頭發梳得一絲不亂,說話永遠慢半拍,卻句句在點子上。
1939年春,劉人壽接到母親避難重慶的來信,正想請假,潘漢年一口答應:“順路去看看重慶的風向,半年后轉去上海。”一句話,決定了他此后十年命運。半年潛伏,他與袁殊會面十余次,打通巖井公館線路;再后來,他頂著營業員身份混入上海外灘租界,建立情報小組,電文經香港直飛延安。一根細線,被敵人追蹤了無數次,卻始終沒被剪斷。
抗戰勝利后,他仍留在上海。在國共談判最焦灼的1947年秋,潘漢年突然接到周恩來電示:務必詳細掌握徐州地區敵軍調動。一個月后,劉人壽送到延安的那張布防圖,后來被軍史專家稱為“淮海決勝的鑰匙”。然而此時誰也沒想到,八年后,這把鑰匙反而成了鎖鏈——1955年4月3日,“潘漢年案”爆出,不僅潘漢年本人被捕,整個系統都被“逆向溯源”。
4月11日清晨,劉人壽在上海市委統戰部辦公室被帶走。審訊用的依舊是那間掛著大號風扇的地下室,燈光刺眼,桌上空白卷宗只寫著一句話:“交代與潘漢年同謀罪行。”他反復說明自己只是一名基層情報員,卻沒人聽。十年冗長調查后,1965年法院宣判:追隨內奸潘漢年,判刑十二年。那天,他腦子里竟冒出可笑念頭:或許這是組織對自己的考驗。
獄中歲月讓他迅速蒼老。1969年冬,他身患胃穿孔,曾經的上級同事無人探望。假釋后被送往縫紉機二廠監督勞動,月薪三十元。工友好奇地問:“聽說你以前是官?”他笑笑:“以前會寫幾封電報,現在只會修幾臺縫紉機。”一句玩笑,卻夾著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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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轉折來自1978年秋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云提出加快平反冤假錯案,公安部、最高檢隨即設立復查小組。黃景荷用12萬字材料列出丈夫被捕全過程,分三份——一份中組部、一份公安部、另一份直接送到陳云辦公室。幾天后,陳云批示羅青長、胡耀邦:立即復查劉人壽案。文件留檔時,批示底稿邊有一行工整小字:“此人對黨忠誠,請速行。”
1979年2月,中央發文:撤銷原判,恢復名譽、工資、黨籍。同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安排劉人壽出任市委統戰部顧問,級別參照正廳。為表謹慎,文件仍附帶一句“過去工作中有缺點”,目的是留待潘漢年案定論后再議。也正因此,才有了陳云的那封親筆信。
4月22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西側小會議室,劉人壽、廖承志、劉曉、揚帆等數位老同志并排坐下,桌上是一摞摞泛黃檔案。陳云開門見山:“要說清楚兩件事:其一,潘漢年有沒有叛變;其二,他領導的情報系統有沒有給黨造成損失。”然后他停頓了一下,補充道,“不清楚的事,說不知道。千萬別為誰涂脂抹粉,也別誣陷誰。”
接下來幾個月,大量口述材料匯集到中央。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為潘漢年平反:認定其一生對黨無限忠誠,“叛徒”結論完全推翻。隨之而來,劉人壽與揚帆復查材料上那句“存在缺點”被摘除,卷宗最終蓋章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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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4月,劉人壽等三人飛往長沙金盆嶺,將潘漢年、董慧夫婦骨灰迎回北京。4月15日,北京站貴賓室里舉行覆蓋黨旗儀式。廖承志顫抖著手角,緩緩展開黨旗,劉人壽站在旁邊,神情平靜,似在細看那一抹鮮紅是否與記憶重疊。骨灰隨后安葬八寶山革命公墓。
多年后,有青年學者在浦東看望劉人壽,問他當年最難忘什么。他想了想,用近乎呢喃的聲音說了七個字:“信得過,便能撐下。”這句話并不豪言壯語,卻精準概括了他和那一代地下工作者的人生邏輯:對組織的信任、對同志的信任、對事業終有昭雪的信任。
2009年2月9日,89歲的劉人壽病逝上海。訃告極簡,只提“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顧問”。然而在不少解放軍檔案里,他的名字與那張1948年的徐州布防圖并列,后人研究淮海戰役時,總要在注腳里寫上一行:“情報來源:劉人壽電臺。”世事無常,這或許就是地下戰線獨有的勛章——看似輕描淡寫,卻分量千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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