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文人杜宣：半生深情與密戰榮光

本文轉自夜讀名人往事

1937年的武漢，寒風裹挾著抗戰的焦灼氣息。剛從日本回國的杜宣，滿心只有一個念頭——奔赴延安，那里是他心中的革命燈塔。可他萬萬沒想到，一場意外的重逢，一句簡單的勸說，竟徹底改寫了他此后數十年的人生軌跡。

故事要從十年前說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左翼文化運動風起云涌，吸引了大批心懷救國理想的中國青年。更關鍵的是，當時去日本留學門檻極低，不用護照不用文憑，買張船票就能出發，費用還便宜。1933年9月，不滿二十歲的江西九江青年桂蒼凌，就帶著一腔熱血加入了這股留學潮。

這個桂蒼凌，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杜宣。“杜宣”最初只是個筆名，他開玩笑說，“杜”是杜撰，“宣”是言說，合起來就是“一切都是虛構的”。可誰也沒想到，這個筆名背后的年輕人，卻用一生書寫了最真實、最滾燙的革命人生。出發去日本前，他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左翼戲劇家聯盟，坐船橫渡東海時，浪花拍打著船舷，他站在船頭，滿腦子都是救亡圖存的壯志，眼神里全是對未來的憧憬。

一到東京，杜宣就找到了組織——左聯東京分盟。這個成立于1930年的組織，聚集了林煥平、胡風、聶紺弩等一批熱血文人，和上海左聯遙相呼應，辦了《東流》《雜文》等好幾本刊物。尤其是《雜文》，經常刊登魯迅、郭沫若、茅盾這些大家的文章，在海外華人圈火得一塌糊涂，也因此被東京警視廳盯上，頻頻警告。后來在郭沫若的建議下，《雜文》改名叫《質文》，年輕的杜宣直接當上了主編。那些年，他和盟友們以筆為槍，在海外開辟了另一塊抗日文化陣地，為祖國的命運大聲吶喊。

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傳來，民族危亡就在眼前。杜宣再也坐不住了，立刻放棄學業回國抗戰。可剛回國的他，對國內形勢一頭霧水，只能跟著前輩的指引走。中共東京支部書記林基路提前回國，寫信告訴杜宣，自己要和周揚夫婦去延安，盼著能和他在延安會合。延安，成了杜宣唯一的目標。

就在這時，時任博古秘書的陳家康從武漢寫信來，約他見面。11月底，杜宣輾轉上海，沿著長江逆流而上趕到武漢，想通過陳家康敲定去延安的事。陳家康見他風塵仆仆，笑著說：“去延安沒問題，你先住幾天歇歇，感受下武漢的抗戰氛圍，再出發不遲。”

在武漢小住的日子里，杜宣偶遇了留日時的同窗吳曉邦——后來的中國現代舞開山鼻祖。當時吳曉邦正跟著上海救亡演劇隊在武漢做抗戰宣傳，他拉著杜宣的手，熱情邀請他加入新成立的拓荒劇團，而劇團的目的地，正是延安。這下杜宣更心動了，跟著老同學一起去延安，還能繼續做自己擅長的文藝工作，簡直是完美。

可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天，杜宣突然收到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我住陽翰笙家，速來一見。陳同生。”看到“陳同生”三個字，杜宣喜出望外。他6月回國時，就聽說陳同生被關在南京監獄，本來想去探望，又聽說他出獄去了延安，沒想到竟在武漢遇上了。

見到陳同生，杜宣才發現他比以前瘦了不少，但精神頭依舊十足，說話還是那么犀利。兩人聊起別后經歷，杜宣興奮地說起自己要去延安的計劃。可話音剛落，陳同生就擺了擺手：“延安別去了，跟我去新四軍吧。”

陳同生告訴杜宣，黨中央已經把南方的紅軍游擊隊集合起來，成立了新四軍，葉挺、項英當正副軍長，秘書長李一氓正在武漢招兵買馬，準備組建戰地服務團，急需有文化、懂文藝的人才。“我已經決定加入新四軍了，你這么會搞宣傳，去戰地服務團再合適不過。”陳同生說話時，眼里的光和滿腔的激情，深深感染了杜宣。杜宣當即拍板：“只要能抗戰，去哪里都行！穿軍裝、上戰場，我沒問題！”

第二天，陳同生就帶著杜宣去見了李一氓。李一氓早就聽說過杜宣在東京左聯的事跡，一見他就很歡迎，還囑咐他多動員些文藝界的朋友一起來。杜宣第一個就想到了吳曉邦，一番勸說后，吳曉邦也放棄了去拓荒劇團的計劃，決定跟著杜宣一起加入新四軍。

1938年初，杜宣、吳曉邦一行人坐船到九江，再轉火車趕到南昌新四軍軍部報到。軍部設在市內三眼井，是原來保皇黨張勛的花園公館。當時軍政治部還沒成立，由副參謀長周子昆主持工作。周子昆跟他們說，戰地服務團的活兒不少，既要演戲、唱歌、寫標語、辦油印報，還要組織群眾，必要時還得去戰場救護。

剛到軍部，杜宣就感受到了緊張又熱烈的氛圍。他和戰友們一起領到了灰色粗布軍裝，穿上后互相打量著，越看越興奮，感覺自己瞬間就成了真正的軍人。之后又領了證章：司令部的是深紅色圓形，刻著“陸軍新編第四軍司令部”；服務團的是白色圓形，中間寫著“戰地服務團”；所有人的臂章都一樣，是一個戰士持槍沖鋒的圖案，旁邊還有“抗敵”兩個字。摸著這枚臂章，杜宣心里滿是驕傲。

1938年春節臨近，軍部決定讓戰地服務團搞一場公演，擴大新四軍的影響。杜宣他們立刻忙了起來，最后定了三個獨幕劇和吳曉邦的兩支舞蹈。吳曉邦的舞蹈已經很成熟，可獨幕劇卻費了不少勁，其中《一家人》還是杜宣第一次當導演。沒辦法，環境逼人，每個人都得把潛能發揮到極致。

公演在南昌市警察大禮堂舉行。當晚，杜宣按照周子昆的要求，代表服務團上臺講話。聚光燈打在他身上，他大聲告訴觀眾：“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是抗戰的宣傳隊，我們要和友軍、和所有同胞一起，把抗戰進行到底！”這是新四軍戰地服務團第一次正式向社會亮相，演出大獲成功，尤其是吳曉邦的舞蹈，贏得了全場雷鳴般的掌聲，觀眾們紛紛稱贊：“新四軍里真是藏龍臥虎！”

后來，越來越多的文化人士和青年學生趕來加入，服務團很快就發展到一百多人。軍部任命朱克靖當團長，杜宣負責文藝宣傳，每天帶著大家在南昌街頭刷標語、貼漫畫、演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把抗戰的激情注入了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

可就在1938年四五月間，新四軍軍部要開拔去皖南，杜宣卻因為工作調動沒能跟上。關于他這次調動的原因和去向，史料里沒有詳細記載，直到1940年，他才重新出現在大家的視野里——地點是桂林。

此時的桂林，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敵后文化城”。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后，李克農、郭沫若、夏衍等大批文化界人士陸續撤到桂林，李四光、茅盾、巴金、田漢也都聚集在這里。據統計，當時遷到桂林的文化團體有幾十個，知名文化人士就有兩百多人，比全國任何一個城市都多。以抗戰為主題的文化活動在這里蓬勃開展，尤其是戲劇活動，成了桂林的一大特色。

1940年11月，田漢主編的《戲劇春秋》創刊，杜宣應邀擔任編輯，還成了主要作者。從此，他又活躍在桂林的進步戲劇界，寫劇本、評戲劇、參加創作座談，幾乎桂林劇壇的每一場重要活動，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為了讓傳統桂劇能為抗戰服務，杜宣經常幫廣西藝術館的負責人歐陽予倩審看桂劇傳統劇目，幾乎每晚都要在小劇場里安安靜靜地看幾出折子戲。這和他之前在新四軍搞廣場宣傳的轟轟烈烈完全不一樣，杜宣一時還真不習慣。有一天他跟田漢吐槽這件事，田漢聽完大笑，還寫了首詩調侃他：“讀書學劍不成歡，且向榕城作看官。金鳳玲瓏飛燕好，周郎從此做人難。”詩里的“金鳳”“飛燕”，是當時桂劇的兩位青年演員尹羲和方昭媛的藝名。

好景不長，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桂林的文化氛圍急轉直下，反共浪潮襲來，大批進步文化人士被迫撤離。可杜宣卻選擇堅守，還和許秉鐸、嚴恭等人組建了“新中國劇社”。這是中共領導的西南地區第一個職業劇社，在當時的險惡環境下，就像一顆火種，在黑暗中堅持燃燒。

劇社剛成立時舉步維艱，杜宣和同伴們咬牙堅持。1941年8月，已經搬到衡山的田漢被杜宣的執著打動，竟然帶著全家重返桂林，全力支持劇社。10月，劇社首演杜宣執導的《大地回春》，之后又推出了他創作的《英雄的插曲》。到了12月底，田漢創作的五幕話劇《秋聲賦》連續演出七天，場場爆滿，引起了巨大轟動。田漢特別高興，又寫了首詩送給杜宣：“門牙打落血猶鮮，錯節盤根見杜宣。終于風雨雞鳴日，唱出《秋聲賦》一篇。”

1943年初，劇社帶著《欽差大臣》《大雷雨》等劇目去衡陽、湘潭、長沙巡演，影響力越來越大，可也把杜宣推到了危險的邊緣。4月的一天，杜宣正在桂林市郊的觀音巖寓所寫作，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一個渾身濕透的年輕人急匆匆地敲開門，語氣急切地說：“快走吧！特務馬上就來抓你了！”

杜宣看著這個陌生人，有點將信將疑：“我就是個寫劇本的，他們抓我干什么？”年輕人說：“你是進步文人，我看過你的作品。我親戚在軍委會桂林辦公廳當文書，正在抄逮捕你的密令和地址，我看到后趕緊跑過來告訴你。沒時間了，信不信由你！”說完就匆匆走了。

杜宣心里一緊，立刻起身找地方躲避。路上，他碰到了中共地下黨員胡希明——胡希明以白虹書店為掩護做統戰工作，也是看到逮捕令后趕來通知他的。周恩來在重慶得知消息后，馬上致電讓杜宣撤離到重慶。最后，在著名學者陳翰笙的幫助下，杜宣裝扮成塔斯社副社長的翻譯，跟著對方一起順利抵達重慶，周恩來后來還專門宴請了這位副社長表示感謝。

杜宣在重慶待的時間不長，1944年春，他接到組織安排，要去昆明繼續搞抗戰宣傳。這段路程顛沛流離，可幸運的是，有一位佳人始終陪伴在他身邊，讓艱苦的旅途多了幾分溫暖。她就是當時大名鼎鼎的影劇明星，葉露茜。

葉露茜早在1934年就加入了上海左翼劇聯的業余演劇活動，1936年，18歲的她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演出《大雷雨》，大幅照片擺在劇院前廳，驚艷了無數觀眾。抗戰爆發后，她加入抗敵演劇三隊，沿著長江一路演出到重慶，成了大后方的知名劇人。

在此之前，葉露茜的丈夫是著名影人趙丹。1939年，趙丹在新疆被當地軍閥逮捕入獄，葉露茜不顧危險，立刻趕去新疆營救，在那里苦苦支撐了四年。可當時信息閉塞，突然傳來趙丹遇難的消息，葉露茜悲痛欲絕，萬念俱灰地回到了重慶。就在她最絕望的時候，她遇見了杜宣。

杜宣是趙丹的朋友，得知葉露茜的遭遇后，主動承擔起了照顧她的責任。兩個心懷理想又都歷經坎坷的人，在相處中漸漸產生了情愫。葉露茜冷卻的心，慢慢被杜宣的溫柔和擔當溫暖了。當時杜宣住在重慶兩路口的老同學家，葉露茜住在藝術劇社劇場后臺的小閣樓里，她經常去看望杜宣，離開時杜宣就送她回去。兩人踏著夜色，沿著嘉陵江的堤岸慢慢走，心里話越說越多，感情也越來越深。

經中共南方局批準，葉露茜可以跟著杜宣一起去昆明。到了昆明后，他們在風光秀麗的翠湖邊租了一座四合院，安下了臨時的家。1944年4月1日，杜宣和葉露茜約了幾個好朋友，在金碧路的一家小餐館里吃了頓飯，席間就宣布了結婚的消息。

可新婚不久，杜宣就接到調令，要去華東沿海工作。葉露茜雖然不舍，但深明大義，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兩人在對重逢的期盼中，默默告別。杜宣離開后，田漢和新中國劇社的一批成員跟著黔桂大撤退來到昆明，杜宣的家就成了大家的活動場所，葉露茜主動承擔起招待大家的責任，每天忙前忙后，日子過得充實又安穩。

誰也沒想到，一場意外的重逢，打破了這份平靜。有一天，趙丹竟然奇跡般地平安回來了！在獄中，葉露茜一直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可沒想到等來的卻是妻子改嫁的消息。趙丹痛不欲生，立刻趕到昆明，希望能挽回這段感情。

兩人見面時，氣氛格外尷尬。趙丹懇求葉露茜回到自己身邊，可葉露茜知道，自己不能再毀掉一個已經組建的家庭。趙丹見她態度堅決，只能無奈放棄，長嘆一聲：“一句謠傳，害得我妻離子散。”這段傷痛，成了趙丹心中永遠的遺憾，直到后來遇到黃宗英，他孤獨的心才重新有了歸宿。

而杜宣和葉露茜，卻攜手走過了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兒女雙全，都成了有用之才。杜宣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桂葉草堂”，“桂”是他原名桂蒼凌的姓，“葉”是葉露茜的姓，這個充滿詩意的名字，藏著他對妻子最深的深情。1992年，葉露茜離世，杜宣悲痛萬分，在《憶露茜》中寫道：“每逢忌日心如絞，獨對遺容淚雨飛。一去不回何太忍，重門未掩待君歸。”字里行間，全是化不開的思念。

很多人都知道杜宣是文化戰士，卻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是秘密戰線上的勇士。1944年底，周恩來考慮到杜宣新婚不久就和妻子分離，把他調回昆明，安排在駐華美軍總部工作，參與抗擊法西斯同盟的相關事務。這對杜宣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也是一個充滿危險的戰場。

當時，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想為中國開辟一條新的援華物資海上運輸線，除了已經有的滇緬公路，還要在東南沿海找合適的登陸點。于是，他派了兩名美軍情報人員秘密考察，而陪同他們的中方人員，就是杜宣。

杜宣帶著兩名美軍情報人員，從昆明出發，途經福建，深入日軍嚴密封鎖的浙江腹地，一路險象環生，最后終于安全抵達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軍蘇浙軍區粟裕部，還繪制出了東南沿海登陸據點選擇圖。雖然這條運輸線后來因為各種原因沒能開通，但這段驚心動魄的經歷，卻成了杜宣鮮為人知的秘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杜宣坐著美軍飛機，先后降落到香港和廣州，參與了和日軍談判受降的全過程，成了中國作家中唯一見證這一歷史時刻的人。之后，他奉命去香港創辦大千印刷出版社，還邀請了著名作家戴望舒來工作，兩人同住香港半山藍塘道，經常一起去荷里活道的舊書店淘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48年，杜宣調到太行山區的黨中央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又奉李克農的指示，加入南下工作團，任務是接管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東方經濟研究所。和他一起工作的王征明后來回憶，第一次見到杜宣時，覺得他“相貌英俊，談吐文雅，像個學者，可思維敏銳、沉穩干練，對敵斗爭經驗特別豐富”，完全沒想到這個文化名人，竟然還有這么強的實戰能力。

這個東方經濟研究所設在上海愚園路的一座高級花園里，所長鄧葆光是軍統少將，深受蔣介石和戴笠的重用。研究所的圖書館里，藏著七萬多冊珍貴圖書，都是日本投降后，鄧葆光任逆產組組長時，從日本滿鐵株式會社和大漢奸周佛海、梁鴻志的藏書庫中沒收來的國寶級典籍。

可解放軍入城后，研究所已經人去樓空，這七萬多冊圖書也不翼而飛。杜宣和王征明立刻展開調查，找到了一位和鄧葆光交好的吳姓交際花。從她口中得知，戴笠死后，鄧葆光在軍統里備受排擠，早就想脫離。1949年春節蔣介石下野后，毛人鳳讓他把圖書搶運到臺灣，鄧葆光表面上答應，暗地里卻把最珍貴的七萬多冊古籍善本，裝了一百多個大箱子，悄悄運到了香港，存放在西環招商局的永安倉庫。

在吳姓交際花的聯系下，鄧葆光很快被策反，被潘漢年派去香港做秘密工作。可沒想到，他在香港遭到國民黨特務襲擊，差點喪命。回上海治療時，鄧葆光把藏書的消息告訴了上海市公安部門。1950年，杜宣主動請纓，孤身一人去了香港。當時的香港特務橫行，危險重重，可杜宣憑借著過人的智慧和勇氣，成功追回了這批圖書，把它們安全運到北京，交給了北京圖書館。

為此，王征明專門寫了一首四言詩稱贊他：“解放上海，秘戰先鋒。單騎赴港，大智大勇。七萬藏書，完璧運京。總理嘉許，孤膽奇功。”上海市國家安全局里，還留著杜宣題寫的一個“劍”字，筆力蒼勁，寓意深刻。

杜宣晚年曾寫過一句詩：“半生蹤跡浮滄海，一片愚誠唱赤旌。縱有繁霜摧兩鬢，更磨利劍擊蒼鷹。”這短短二十八個字，道盡了他跌宕起伏、絢麗多姿的一生。他是執筆為劍的文化戰士，是深入虎穴的秘密勇士，也是深情專一的丈夫。他的故事，值得被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