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災異論，背后藏著哪些玄機？

在《甄嬛傳》中，后宮宮斗借助欽天監就逆轉局勢；在《瑯琊榜》里，太史令一句“星象異常”便成為梁帝廢黜太子的借口。

圖｜影視劇《瑯琊榜》

“夜觀天象”在古代從來不是觀一觀天象那么簡單，“災異”在古代往往被認為是上天對人事的預兆或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義。

歷史的真相比影視劇來得更精彩、更復雜，北大歷史系教授陳侃理曾對災異的政治文化追根溯源，他的舊作《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近日迎來再版，書中的一些洞見將刷新你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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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災異論能夠制約皇權嗎？

“中國古代災異論能夠制約皇權嗎？”這或許是許多人對這一話題的關切，也是這一研究的出發點之一。

書中的研究結論，或許和你的第一直覺和固有認知不同。在許多人看來，儒學士大夫在理念中將解說災異當作神道設教、制約皇權的一種手段。然而，實際情況卻往往并非如此。

董仲舒的災異解說，矛頭所指是朝廷內外對于皇權、德治的種種威脅；劉向、劉歆父子的災異理論或偏于實用或偏于學理，其對手都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外戚這些被認為侵奪皇權的政治勢力；漢代有因災異策免三公之制，而宋代士大夫稱說災異，除了要求皇帝修省還多用于政敵之間的互相攻訐；至于清代，皇帝甚至親手握住災異論的武器，將劍尖兒指向了他們的臣僚。

《漢書·五行志》書影。《漢書》首創《五行志》《天文志》，記錄了上古三代至秦漢以下的災異占驗和事應。

正如書中所指出的，當我們提出“能否制約皇權”的問題時，顯然帶上了懷疑、否定皇權的現代預設，但晚清以前的士大夫卻從未在皇帝制度以外設想過任何其他政體——他們都是皇權的忠實擁護者，對皇權的理想是“內圣外王”。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天命”信仰終究沒有發展出獨立于世俗政體之外宗教組織。

皇帝作為“天子”，壟斷著祭祀天的權力，控制著占測天的知識，因而也是災異論理所應當的服務對象，并且不難掌握對災異的最終解釋權。

從這個角度來看，災異論不是從外部制約皇權，而更應該理解為皇權政治體系內部的一項自我調節的工具。

災異只是預言或占卜未來嗎？

有人以為災異文化的核心是“預測未來”——仿佛古人通過天象變化便能洞悉天命走向。事實上，災異論的獨特之處恰恰在于“回溯”——即災異發生后追溯其背后的道德或政治原因，把異常天象與現實政事聯系起來。

例如董仲舒災異論的一個特點，就是把說災異的重心轉到回溯原因上來：災異出現，是因為君主失德、政治失序，這種解讀其實是對現實的批評和反思，而不是簡單的“天降預言”。這樣，災異就成為儒生“針砭時弊”的手段，借助天意之名，向皇帝進諫。

圖｜影視劇《甄嬛傳》

實際上，君主對災異有所恐懼，也往往不是因為想起來過去犯了什么錯，而主要是擔心災異預言成真，大禍臨頭。所以，董仲舒希望推行儒家理念，無法擺脫預言、占卜方面的數術理論。

“日食”等自然規律被揭示后，

災異論自然被淘汰？

科學發展帶來對自然規律的深入認識，比如日食的成因被揭示，這似乎應當讓災異文化失去立足之地。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一篇中國古代文獻揭示了更多早期天文學家如何研究日食的信息。

經學家、皇帝、士大夫并沒有因為天文學的進步而徹底放棄災異論，而是巧妙地調整和轉化了解釋策略。在日食等天象已被科學解釋的前提下，災異文化轉向強調其象征意義和教化作用，認為即使自然規律可被理解，災異依然是天意對人事的提醒。

甚至，當日食預報失誤、天文歷法出錯時，災異論反而獲得“新解釋空間”。唐宋以后災異儀式的神秘感減弱，更多成為政治表演；但清代又出現儀式強化，預報有日食的當天早上,京城官員們都要到禮部集合。日食一開始就齊刷刷地下跪,直到太陽復原為止。不少年紀大的官員,體力吃不消,跪得東倒西歪,還被皇帝痛罵。

影視劇《大宋少年志2》中展示的日全食經過，劇中對這次天象的文字描述：公元一零四八年正月朔日，日赤無光。

災異文化展現了極強的“自我適應”能力，隨著知識和權力結構變化不斷調整自身地位。

災異和祥瑞，

是如何加以區分的呢？

人們通常認為災異和祥瑞分屬兩極，一個是不祥預兆，一個是天賜福瑞。然而，兩者本質上是一體兩面，服務于權力話語的。

漢宣帝時期，史書記載了大量鳳凰等祥瑞現象，甚至以“神爵”“五鳳”“甘露”“黃龍”等祥瑞為年號。這并非當時祥瑞異常頻繁，而是宣帝出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需要，特意重視并鼓勵報告祥瑞，以此彰顯天意支持。

宣帝原本出身民間，他即位后特意平反了董仲舒再傳弟子眭弘。此前，昭帝時期曾發生枯樹復活、蟲咬葉成字等“怪事”，眭弘用災異論解讀為平民將登大位、漢朝需順應天命，這一說法當時被視為大逆不道，宣帝繼位后反而應驗。于是，災異轉化為祥瑞，成為宣帝證明天命所歸、加強合法性的工具，也推動災異與祥瑞政治文化在朝堂上盛行。

漢宣帝神爵元年，后將軍趙充國奉命平定西羌叛亂。戰事膠著時，漢宣帝下達敕書，其中有“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之語，催促趙充國把握戰機，急速進兵。圖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臂，現藏于新疆博物館。

士大夫、皇帝會根據自身利益靈活切換解釋，借此批評對手或強化自身地位。祥瑞和災異往往作為同一邏輯下的“正負極”，共同構成中國古代政治合法性的神秘底色。這種隨需應變的靈活話語體系，是災異文化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災異論是一項技術活？

還是只是一種話語？

人們容易把災異文化簡單歸為儒家的政治產物，或者反過來看作單純的技術。書中指出，“學理”和“實用”兩種取向，在災異文化中其實長期共存，既有矛盾又互為表里。

災異的數術傳統起源更早，強調天象變化的吉兇預測，注重預言和占卜，滿足君主和社會對未來命運的焦慮。而儒家災異論則吸收了這些數術形式，強調將災異與道德政治關聯，包裝成一種“君子之道”的表達。

表面上儒家排斥“小術”，但實際上他們不得不借助數術的話語體系增強災異論的說服力和影響力。比如國家面對日食，會有一整套儀式與儀規，看似源自儒家經典，實際上大量借用了數術原理和技術。

影視劇《藏海傳》中的古觀象臺場景

災異論的“學理取向”導致喪失立場的技術化，消解“天”的權威，最終自我否定;而“實用取向”同樣會偏離儒家之“道”，為權力所左右。災異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國古代學術面對集權政治的尷尬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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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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