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趙樸初寫詞諷刺赫魯曉夫，毛主席拍手叫好：這詞歸我了

1958年6月，北京空氣悶熱。中南海里，毛主席正等柬埔寨佛教代表團，隨行人員中站著身材清瘦的趙樸初。毛主席突然笑道：“趙樸初，‘不樸難為初’，你這名字有意思！”趙樸初合掌，輕聲答：“主席，佛經里講‘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正應今日之勢。”幾句調侃，拉近了兩人距離，也埋下了五年后“驚艷一曲”的伏筆。

1962年底，中蘇論戰升溫。赫魯曉夫接連放出風聲，指責中國“冒險主義”；新德里媒體則大談“印度必勝”；大洋彼岸的肯尼迪忙著在古巴危機后擦汗。外電的共同點，是把中國描繪成孤立無援的“東亞麻煩制造者”。趙樸初在北京報紙上讀到這些報道，心里那股悶火壓不住——他想以文墨回擊，但還缺一個亮眼的契機。

機會很快出現。1963年11月，達拉斯槍聲響起，肯尼迪中彈身亡；半年后，尼赫魯清晨突發腦溢血；再過數月，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會議桌前，赫魯曉夫黯然“自請退職”。短短一年，“三尼”相繼失勢。輿論嘩然，莫斯科電臺語調驟降，北京卻按兵不動。彼時的趙樸初，已在佛協的書房里鋪紙磨墨。

一夜春雨，他寫下《尼哭尼》《尼又哭尼》《尼自哭》，選用元曲套數，調門俏皮而鋒利。第一闋一落筆就是一句冷嘲：“西尼東尼，兩哭三驚，惡事做盡徒嗟命。”語氣輕，卻字字帶刺。中宣部副部長碰巧讀到，當即說：“得給主席看看。”曲稿被裝進干凈的公文袋，送往中南海。

毛主席翻完三首，哈哈一笑：“好！這曲子歸我了！”秘書記得，那天他連聲說了三遍“痛快”。主席隨后提了小改動，把標題變成《哭西尼》《哭東尼》《哭自己》，總名目定為《某公三哭》。一字未改原意，卻把針鋒指向赫魯曉夫，妙在“哭自己”三字——既點破“三尼”命運，又映出蘇共內部的尷尬。

1965年2月，柯西金訪華。在人民大會堂的長桌會談前，人民日報提前兩天整版刊出《某公三哭》。蘇方翻譯先讀到中文原稿，又急急對照俄文節譯，神情古怪；柯西金面不改色，卻頻頻抿茶。外交場合寸土必爭，這次是“文土”。有意思的是，不少外國記者會后追問：“中國人用元曲做外宣，是不是引用了古典兵法？”答案無需寫在公報里，三闋曲自己會說話。

《某公三哭》聲名鵲起，趙樸初也再無“佛門清客”之淡薄：從那天起，外界更多把他當作詩人、學者和政治家的綜合體。可他并非突然冒出。他生于1907年安徽安慶大宅，少年進東吳大學，20歲患肺結核退學，在病榻上捧《金剛經》，萌生出“以出世心，做入世事”的念頭。1937年，上海陷入戰火，他冒險開辦難民營，兩年給新四軍輸送三千多名青壯；還和地下黨合辦出版社，第一本就印《毛澤東論文選集》。這段履歷，讓他對國家命運的敏感遠勝常人。

解放后，他擔任中國佛協副會長，忙宗教事務也寫詩填詞。1950年，他讀到毛主席《沁園春·雪》，當夜即成和詞。那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對領袖、對時代的理解寫進平仄。毛主席后來評價：“趙樸初這個和尚懂得辯證法。”一句“和尚”，既是調侃，也是肯定。

1976年9月9日深夜，中南海的哀樂通過電波傳遍全國。趙樸初在燈下寫挽詩兩首：“一片丹心為赤子，千秋功業壯山河。”字跡顫抖，卻沒有一句哀怨。那年他69歲，見過帝國主義炮艦，也見過人民共和國禮炮，情緒早磨成了沉郁的力度。

進入80年代，他依舊活躍。1987年在中國作協發言，談到文化傳承時說：“毛主席留下了兩大寶貝：中醫和詩詞。沒有這兩樣，民族的根會空。”不少學者覺得他夸張，但事后細想，的確句句在理。因為他深知，一旦古典文脈折斷，一個民族的精神就會變脆。

2000年5月，93歲的趙樸初辭世。很多人回憶他，總繞不過那幾首“哭尼”曲。其實，那不過是他文學生涯的冰山一角，卻因撞上國際斗爭的激流，被時代放大。曲子里夾雜了冷嘲、俠氣與佛家悲憫，也暗合了中國在困境中自信反擊的姿態。

歷史不會停筆。赫魯曉夫早已塵封，肯尼迪和尼赫魯也成了教科書里的注腳；而寫進報紙、遞給領袖的三闋元曲，仍能讓讀者聽到當年紙筆相碰的脆響。有人問：同為象牙塔里的文人，為何趙樸初能讓詩詞參與大國博弈？答案或許簡單——他既有慈悲心，也有家國志，能在佛堂靜坐，也敢在風口揮毫。這樣的筆，寫得出輕盈，也劃得開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