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 美德巨人
緬懷周恩來總理逝世50周年
周述華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間,我已成為耄耋老人。雖說如此,但20世紀“文革”的情景,揮之不去,如影隨形。每當閑暇之際,就想起為周總理服務的事情,像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浮現在腦海之中。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聽取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的工作匯報后,對衛生部的工作提出了嚴厲批評:“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15%工作,而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然后,毛主席針對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做了一系列指示。9月,衛生部報送《關于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貫徹落實毛主席“六·二六”指示。
1966年“文革”興起,衛生系統的紅衛兵造反派,利用毛主席“六·二六”對衛生部的批評,打出了“打倒城市老爺衛生部,打倒城市老爺,打倒城市老爺醫院”的旗幟,向衛生部與全國醫療系統的領導班子奪權。北京醫院亦不例外,而且是重災區。
北京醫院始建于1905年,前身為德國醫院。1949年由中央軍委衛生部接管,定名為“北京醫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該醫院歸屬國家衛生部直接管理,承擔中央領導與部級以上干部的醫療保健工作。1950年,毛主席題寫了院名。1964年對外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幾十年的戰亂中誕生的,國家原有的儲備資金又被蔣介石運到了臺灣,因此,處于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局面。那時醫藥化工也十分落后,生產的藥品滿足不了臨床需要。有些治療必需的藥品,只能依靠進口。但因國家資金匱乏,無力支付這筆龐大的開支。所以,進口藥控制得很嚴。
北京醫院進口藥相對多一點,但也滿足不了眾多干部的臨床需求。于是,就在普通藥房后面設立了一個“小藥房”,以確保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醫療用藥。這項舉措,是符合當時國情的。
“文革”開始后,北京醫院的紅衛兵造反派打著“三打倒”的旗幟,向院領導班子奪權,而且揚言要揭開保健蓋子,取消小藥房。
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得知后,決定在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成立小藥房,以免受到運動沖擊,確保中央領導的用藥安全。這一決定,得到周恩來總理批準。
1966年9月26日,中央警衛團后勤部用卡車把北京醫院小藥房的幾個藥柜和100余種藥品,拉到了警衛團后勤部3樓,并從藥房調來翟風云、趙慶菊兩位女同志。10月6日,又從警衛團調來張保安和我。10月7日,警衛團后勤部副部長千連弼主持,宣布小藥房正式成立。
藥房的領導,由中辦主任汪東興直接兼任,中辦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和政委楊德中,負責監管和指導藥房工作。千連弼負責藥房人員的政治教育和組織生活。翟鳳云、趙慶菊,分別擔任藥房正副小組長,負責藥房的日常工作。藥房的服務對象不變。國家衛生部藥檢所,負責所有藥品的質量檢驗工作。
1968年,經周總理批準,成立了警衛團“中南海門診部”,后改為中央警衛局保健處,將北京醫院有關的保健醫護人員調進了中南海,以確保醫療保健工作正常進行。1969年,又在警衛局成立了305醫院,地址在中南海北門對面的文津街。
1979年9月,小藥房并入中央警衛局保健處。從此,中央警衛局保健處與305醫院,形成了中央保健基地。
小藥房從1966年10月成立,到1979年9月,獨立存在了13年,渡過了難以想象的艱難歲月,也完成了難以想象的艱巨任務。
藥房的同志們,在翟風云、趙慶菊兩位組長帶領下,通過不斷地學習實踐、實踐再學習,秉持干中學、學中干的精神,精益求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但完成了服務對象的日常醫療保健用藥,而且還能配置200余種內服、外用制劑,以及眼科20余種無菌制劑,并且研制出了國內藥廠不能生產的腸溶膠囊。所有的藥品與制劑,經過衛生部藥檢所檢驗,完全符合我國藥典和進口藥品生產國家的藥典標準。藥房工作從未出現過任何差錯與事故。這在醫藥界是個奇跡,得到中央領導高度信任和醫學專家們一致好評。
今年1月8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整整50年了,當年為總理服務的情景,還是記憶猶新。
周總理,是“文革”中最繁忙、最勞累之人。對上,要維護黨中央、毛主席的威望與政策的實施,盡最大努力避免、降低造反派的干擾以及“四人幫”的別有用心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對下,要保護好國家干部,降低運動對他們的沖擊與傷害;對外,要嚴格履行我國的外交政策,保證外交工作正常運轉,以及和世界各國的正常交往;對軍隊,要嚴密監視、掌控動向,使軍隊永遠忠于黨、忠于國家和人民;對紅衛兵造反派,要反復地、不分晝夜地進行疏導、勸解與調和,以降低和避免不必要的沖突與武斗。我就多次在夜間參加過總理對紅衛兵進行勸和的會議,以協助警衛人員做好對總理的保衛工作。“文革”中,周總理是黨、國家和軍隊的中流砥柱。正如陳云同志在1979年的一次講話所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
比如,1971年“9·13”事件,總理從9月12日晚到9月15日,連續三天三夜沒有合眼,機智、果斷、巧妙地化解了將要發生的重大惡性事件,使林彪反黨集團的陰謀沒有得逞,展現了他非凡的冷靜與決斷力,確保了國家與軍隊局勢的穩定。
周總理日夜繁忙,累得他日益消瘦,引發了多重疾病。但他無暇關照自己,卻時刻關心著其他領導同志和國外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他先后親自批準越南胡志明主席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成為小藥房的服務對象。其他友好國家如朝鮮的金日成首相,越南的范文同總理等所需的醫療用藥,也都是周總理親自批準到小藥房來取。
1972年1月10日,毛主席參加完陳毅的追悼會后,就感冒發燒繼而引發肺心病。周總理親自指導組織專家成立了醫療組,并吩咐小藥房把主席所有用藥的說明書發給專家每人一份,同時也要給他一份。
那時的進口藥沒有中文說明書,藥房備有翻譯好的中文說明書以供醫生查閱。因只有一份,不能滿足每人的需求。當時又沒有打印機,于是我先把說明書刻成蠟板,再用油印機復印,印好后送給專家組每人一份,同時也送給總理一份。由此可見,總理對毛主席的關心,極其認真負責,細致入微,遠遠勝過關心他自己。
在總理的親自監督指揮下,毛主席的病情及時得到了治愈,順利地在1972年2月21日接見了尼克松。從此,扭轉了中美之間長達22年的對峙與隔絕狀態,改變了當時的國際戰略格局。
尼克松訪華時,都是周總理親自接送、參與主持中美談判。1972年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簽署并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這一公報的發表,標志著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為1979年中美建交,為國家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就是這樣的好總理,在“文革”洪流的巨大沖擊下,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諸多領域,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文革”的破壞力,為國家后續的恢復與正常發展,穩住了陣腳,奠定了根基。
也正因此,他過早地累壞了身軀。1967年,醫生診斷出總理患有心臟病,因過度疲勞而引發心絞痛。當時治療心絞痛的藥物,國內沒有能力生產,只有美國禮來藥廠生產的硝酸甘油,每片0.6mg,是心絞痛的急救藥。總理的衣服兜、辦公桌、床頭、廁所、座車等處,都放有備用藥,以備急用。
然而,此藥當時還沒有規定失效期,藥瓶上也不明確標示生產日期,從而不知道藥品生產時間的長短,到底還有沒有藥效。
為了保障總理用上安全有效的藥物,我們就對每個批次進口的硝酸甘油,每月做一次口含試驗:把藥片放在舌下,立即就被融化吸收,直接入血,30秒之后,兩耳前的顳淺動脈就開始膨脹,可以見到血管越來越粗,繼而出現兩額與頭顱脹痛,這就說明藥物是有效的。這種感覺雖然很難受,但是我們的心情卻特別高興,因為總理可以用上有效的藥物了。每次做完試驗,我們都要做好記錄,以備查證。這種試驗,一直持續到1973年,藥廠在藥瓶上標明了失效期,才得以停止。
這一經歷,使我沒齒難忘,遂有感而發,用四言句記之,以為留念:
硝酸甘油,心絞痛藥。
舌下含化,卅秒起效。
病痛緩解,救命神藥。
總理衣兜,桌、床、廁號。
備有急用,伸手拿到。
犯病自救,工作依照。
“文革”運動,批斗奪權。
機關院校,黨政癱瘓。
全仗總理,排憂解難。
日夜操勞,透支成患。
唯靠藥物,支撐體干。
盼望總理,早日康健。
祝愿總理,長壽永年。
由于總理過度勞累,心律也出現了問題。為了使總理的心律能夠正常運轉,專家擬定出了“平脈合劑”。這是含有多種治療心律失常藥物的配方,混合在一起裝成膠囊劑以便口服,利用藥物的協同作用,更好地達到治療效果。
隨著總理病情的發展,“平脈合劑”由1號發展到了7號。由于它是專門為總理設計的特殊藥劑,國內外沒有哪家藥廠能夠生產,只有我們小藥房能夠制作。
通過制作“平脈合劑”,我深深地體會到,總理的病情一天天在加重,只是依靠藥物來支撐心律的正常運轉,承受著常人都難以承受的工作強度。
1972年5月12日,保健醫生張佐良在為總理做小便常規檢查時,發現了尿中有4個紅細胞。5月18日,經專家會診,確診為膀胱癌。
1974年6月1日,總理住進了305醫院,先后一共做了大小手術13次。
總理在住院與手術期間,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醫院開會20次,同中央負責人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級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55次,會見外賓63批,在會見外賓前后與陪見人談話17次。
如此重病之人,還要承擔如此重負,可想總理要消耗多大的體能和精力,還要承受病痛的折磨。但他卻從未發出過一次痛苦的呻吟,可見總理超人的意志和毅力,是多么強大。最后,他的體重只剩下30.5公斤。
1976年1月7日,總理用微弱的聲音,對醫療組組長吳階平大夫說:“我這里沒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總理在臨終之前,還在心系他人,這是多么偉大的人格。
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總理耗盡了他畢生的心血,永遠離我們而去了。
1月11日,首都數萬名群眾,自發聚集在十里長安街兩側,不顧凜冽的寒風,肅穆灑淚送別總理的靈車。這種場面,空前絕后。
4月5日,又有數以萬計的群眾自發到天門廣場,以各種不同形式,緬懷悼念總理,亦是空前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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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與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他的功績顯赫卓著,但從不自我宣傳,也不允許任何人在任何場合為他宣傳。他無私無欲,全心全意地為黨、國家和人民服務。周總理是集共產黨員美德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于一身的“人民公仆,美德圣人”。這句實至名歸之言,被我寫進了《周恩來書法藝術探微》一書,得到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認可。
周總理的偉大人格,使得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決定為他降半旗。瓦爾德海姆在解釋這一決定時,特別強調了兩個原因:一是周恩來沒有任何存款;二是他一生無子,將全部奉獻給了國家和人民。周總理的這種無我境界,超過了常規的國家元首。聯合國為他降半旗,不僅是對一位領導人的哀悼,更是對一種崇高精神的致敬。
我能成為小藥房的一員,并經過獨立存在的13年,在翟風云、趙慶菊二位老師幫助下,不僅在專業技術水平上得到了很好的鍛煉與提高,而且通過親自為總理服務,親眼看到、親身體會到他的高尚思想品質與高貴的人格風范,這是我今生的幸運與榮耀。小藥房,是我人生成長的基地,是我獲得知識與提高覺悟的源泉。
敬愛的周總理,生前不但一心撲在工作上,不顧疾病纏身,還時刻關心著身邊的工作人員。比如:
1970年秋,總理的護士長許奉生,把護士張心莉介紹給我談對象。當她和我第一次出去見面回來后,總理笑著問她:“聽說你去見朋友了,是做什么的?”
張心莉回答道:“是小藥房的。”
總理高興地說:“那好哇!你們倆都做保密工作,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支持,這也有利于工作嘛!”
總理的這句話,成了我們婚后的行為準則。我倆約法三章:在家不許談論各自的工作,也不準詢問對方的工作。
由于張心莉經常隨總理到外地出差,每當出發前,她才打電話通知我:“我出差了。”我也只回答她一個字:“好!”我們只用5個字的電話,談完了所有的內容。直到她出差回來,我才知道她去了哪里。
1982年4月,敬愛的鄧大姐(工作人員都這樣尊稱鄧穎超同志),邀請許奉生和張心莉攜家人,來西花廳觀賞海棠花。許奉生的愛人顧英奇是警衛局保健處處長,1984年被任命為衛生部副部長。張心莉于1968年調到西花廳為總理做護士。總理逝世后,1981年,警衛局任命她為護士長,繼續留在西花廳為鄧大姐服務。
我們兩家人來到西花廳,受到鄧大姐的熱情歡迎與接待。鄧大姐陪同我們觀賞雨花石,給我們講述南京雨花臺烈士的革命故事,隨后帶領我們到院子里觀賞海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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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一顧英奇,左二許奉生,中間鄧穎超,右一周述華,右二張心莉,前排:左顧洪濤,右周京昱
由于我思念總理情切,仰望盛開的海棠花,心里想的卻只有總理。就在我凝神矚目花叢而思念總理之際,見到了總理微笑的面容。這一情景,使我完全沉浸在了幸福的享受之中。直到趙煒秘書長大聲喊我:“小周,快過來和鄧大姐照相!”我這才從幻視中醒來。這一偶然情景,令我有感而發,成就了兩首七絕:
其一
西府海棠又盛開,應邀賞花寄情懷。
仰望枝頭千萬朵,唯見總理周恩來。
其二
燕子銜泥春又到,海棠依舊花枝俏。
唯少總理周恩來,忽見他在叢中笑。
1988年,為紀念周恩來總理誕辰90周年,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了《周恩來手跡選》,收錄了總理各種書體的復印件114幅。鄧大姐在西花廳為工作人員發書時,想到了我,她說:“小周也喜歡書法,送給小周一本。”
我接到書后,晚上秉燈夜讀。當賞閱到總理19歲東渡日本前為友人寫下的詩句“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不由得心潮澎湃,崇敬之情激蕩肺腑。總理雖然只有19歲,卻在詩文中展現了他的博大胸懷與遠大志向。感懷之下,步其詩韻和之:
周恩來與毛澤東,弘揚馬列濟世窮。
推倒三山拯半壁,開創新華萬古雄。
這首詩的書法作品,分別被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和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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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總理書法30年的賞味、學習研究,我領悟到他的書法藝術,風格獨特,自成一家,不但繼承了傳統經典技藝,而且將他的高尚人格美德融入書法點畫之中,從而形成了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神品,將字如其人展現得淋漓盡致。感化之下,遂用駢體文與《周體賦》,完成了《周恩來書法藝術探微》一書。該書是我國唯一全面闡述、論證周恩來書法藝術成長過程與藝術成就的哲學論著,經中央文獻研究室審閱同意后,于2018年11月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
2018年3月5日,是周總理誕辰120周年紀念日。為緬懷、歌頌周總理的豐功偉績,我在北京舉辦了“海棠情深—紀念周恩來誕辰120周年書畫展”,并到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進行了巡展。展覽的62幅書法作品,除4幅是有關領導助展的作品外,其余58幅全部由我自己用楷書、隸書、行書、行草書、草書和榜書書寫。作品內容,也都是我自己創作的詩文、佳句,以此來表達我對總理的崇敬與懷念之情。
周總理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真理、為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與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一生。他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者之一,是中國人民的好總理。
敬愛的周總理雖然離開我們50年了,但是他的豐功偉績與偉大人格,永遠牢記在人民的心里。正如老子所云:“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他是一位永遠不會被人民忘記的長壽者。他在人民的心中,豐碑永駐,與世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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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周述華(別號太液藥翁,天津人,1944年生。1964年參軍,中共黨員。原中央警衛局衛生保健處主任藥師、藥房主任,正師級。2006年退休。酷愛書畫與國學,書法家、書法理論家。著有《書魂》《周恩來書法藝術》《我釋老子》和《眾妙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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