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臺灣特工被捕記事本三字暴露吳石身份致其犧牲

1947年4月，一個陽光燦爛的中午，上海華懋公寓，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書記劉曉正在靜靜地等候著一個人的到來。

不久，一位操著福建口音的中年男子如約而至。負責安排這次會見的，是著名民主人士何遂和他的兒子、中共地下黨員何康。按照隱蔽戰線工作要求，何遂父子在介紹完雙方后，便悄然退席。大約一個小時的光景，劉曉等人陪同中年男子走出飯店，微笑告別。

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特殊會見。從此，那位中年男子的命運便與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此人就是吳石。

吳石，字虞薰，1894年出生，福建省閩侯縣螺洲鄉人，一個“累世寒儒”的家庭出身。他從小就從父輩那里了解到國家、民族的屈辱歷史，小小心田滋生了心憂天下的家國情懷。

少年吳石，投筆從戎，立志研軍習武，精忠報國。他成績優異，每次都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1916年8月10日，吳石作為全校成績第一的畢業生，代表800多畢業生致答謝詞。從此，“吳狀元”的頭銜和綽號，便伴隨了他的一生。

在日留學期間，他敏銳地觀察國際風云，用心研究國際軍事問題。回國后，他用3年時間，撰寫了10余部軍事著作，內容涵蓋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事情報，這讓他成為了國民黨高官公認的“日本通”。

在上海八一三事變中，侵華日軍的兵力番號、兵力部署以及用兵方向，基本上與吳石的研究判斷相吻合。一時間，吳石名聲大振。1937年12月，他參與“保衛武漢作戰計劃”的制定，蔣介石對他非常倚重，“每周必召見咨詢一次，深為嘉許”。

好景不長。隨著蔣、桂派系斗爭的矛盾激化，吳石因為受到白崇禧的賞識，被視為“與桂系過從甚密”的人，被限制了手中的權力。吳石滿腔熱血、滿腹經綸，最后卻落得個被猜忌、排擠的尷尬境地。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轉向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國民黨“前方吃緊，后方緊吃”，腐敗叢生。這讓吳石對國民黨的統治大為失望，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憂心忡忡，在好友面前吐露心聲，他甚至發出了“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的喟嘆。

吳石內心的掙扎，為好友何遂明察。何遂與吳石同為福建人，在護法運動時有生死之交。他從參加辛亥革命到參加抗日斗爭，從不滿蔣介石到反對蔣介石，從同情共產黨到直接為共產黨工作，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烙印。

何遂本人雖然沒有加入共產黨，但兒子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兒何嘉，兒媳繆希霞，都是中共地下黨員，被譽為“情報世家”。

早在1937年5月，何遂就把吳石介紹給了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人。1938年8月，吳石主持武漢珞珈山“戰地情報參謀訓練班”，周恩來、葉劍英受吳石邀請，曾為訓練班的學員授課。也就是從此時起，吳石開始接觸、了解中國共產黨人。

一切水到渠成。華懋公寓的特別會見，讓吳石的人生有了新的選擇，對共產黨的信任日益加深。

1947年至1948年，是中國革命發生重要轉折的時期，各大戰場對于國民黨的政治、軍事情報的需求越來越突出。吳石主持的“國防部史料局”的主要任務，就是收集整理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戰例、戰史，這為他收集國民黨軍、政情報帶來了極大便利。他還曾供職于直系、桂系等軍隊，開展革命工作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

2009年秋，《無名豐碑》專題展覽在河北西柏坡陳展，一塊展板上寫著“決戰淮海前的重要情報”，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寫道：淮海戰役前，潘漢年領導的我秘密黨員吳仲禧以國民黨國防部中將部員身份被派往“徐州剿總”視察工作。其間，他利用參觀機要作戰室的機會，憑記憶寫出“徐州剿總情況”上報黨中央。

這是淮海戰役前，我軍獲得的最早又較為全面的情報，對全面部署淮海戰役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份決戰淮海前的重要情報，獲取人是地下黨員吳仲禧，而其背后的重要推手正是吳石。

吳仲禧是吳石的好友，早在1937年7月就成為中共特別黨員。1946年4月，吳仲禧從廣州來到上海，向黨組織匯報工作，表達了想去延安的心愿。

上海情報系統負責人潘漢年對吳仲禧說：內戰爆發在即，我們現在急需國民黨的軍事情報，而這項工作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希望你能夠想辦法，爭取去“國防部”內部找個實職。

吳仲禧領受任務后，立即到南京找好友吳石幫忙。吳仲僖回憶：“吳石知道我正在進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動為我提供條件，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9月，在吳石的多方周旋下，吳仲禧終于謀得“國防部監察局中將首席監察官”一職。這個職位，雖不直接掌握軍事機密，但憑著“首席監察官”的牌子，他可以到各地軍營巡查、視察。

1948年6月，吳仲禧被派往“徐州剿總”視察工作。“徐州剿總”的司令是劉峙，副司令是杜聿明，參謀長是李樹正，而李樹正恰好是吳石的學生。

吳仲禧在柳州時與他見過一次面。視察徐州前，吳仲禧專程來到吳石家中，請吳石給李樹正寫封親筆信，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石自然心領神會。

吳仲禧到達“徐州剿總”司令部時，正好劉峙、杜聿明在前線，李樹正看過吳石親筆信后，對老師的朋友禮遇有加，還親自陪同他視察了機要作戰室。吳仲禧看到大幅軍用地圖上，詳細標示了從商丘到海州全線國共雙方部隊的番號、兵種、駐地。

他把這些重要信息，全部默記心中。第三天，他假借身體不適，提前離開徐州直奔上海，將這份重要情報機智送出。

自1949年初開始，吳石就經常乘坐火車，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間，給解放軍雪中送炭。為了保證情報傳遞中的安全，黨組織與他約定，每次都由吳石親自把情報送至上海儉德坊何遂的住處。特殊情況下，吳石親自把情報封好，寫明何遂親啟，派可靠的副官聶曦前往。

1949年3月的一天，吳石來到儉德坊，鄭重地把一組絕密情報親手交到何康手中。尤其令何康驚訝的是，其中一張比較大的地圖，是國民黨軍隊的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且圖上標明的部隊番號，細致到了團一級。何康迅速采取措施，通過秘密渠道，將情報轉到了蘇北解放區，轉到了第三野戰軍。

在國民黨撤往臺灣前，類似這樣的重要情報，吳石還提供過好幾次。他用自己的冒險行動，為解放全中國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渡江戰役中，爭取國民黨海軍海防第二艦隊起義，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一大杰作。

1948年冬，隨著國民黨軍隊在長江以北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國民黨將海防第二艦隊調入長江，擔任從江陰到安慶的江防任務，企圖阻止解放軍渡江。為突破國民黨自吹為“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黨組織開展了爭取國民黨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起義的工作。

林遵，1905年出生，福建福州人，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國民黨海軍中思想進步的軍官。他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侄孫，其父參加過甲午海戰，受祖、父輩的影響。

從青年時代起，林遵就懷抱振興中國海軍、洗雪甲午之恥的雄心壯志。他先后到英國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到德國學習潛艇技術。抗日戰爭期間，他率領第五游擊布雷大隊與日軍作戰。日本投降后，他率“太平”“中業”兩艦接收南沙群島，將南沙兩座主要島嶼命名為“太平島”“中業島”，兩個島名沿用至今。

這些任務的完成，為林遵在國民黨海軍中贏得了較高的聲望。但同樣是由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林遵受到了蔣介石的親信桂永清的排擠。林遵心里明白，渡江戰役前夕，桂永清把長江防務推給海防第二艦隊，目的就是讓他打內戰、當炮灰，而桂永清自己已經做好隨時逃往臺灣的準備。

爭取林遵起義，時間急、任務重，黨組織從多條渠道同時展開。黨組織派人與吳石聯系，希望他能在策動林遵起義中發揮重要作用。

1948年12月的一個晚上，林遵造訪吳石。兩位軍界朋友、同鄉，在書房推心置腹，徹夜長談到天亮。

吳石給林遵指出了上、中、下三策，供他參考。

吳石說：“先講下策。你可以乘此機會，隨波逐流，替桂永清、蔣介石賣命，圖得個加官晉爵，封妻蔭子。”

林遵回答：“我們是讀書明理之人，豈肯干這喪盡良心之事。何況，現在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縱然我們一時能贏得榮華富貴，終究也必為歷史所唾棄。”

吳石說：“那好，再講中、上策。你記得辛亥革命時海軍的一段歷史吧，武昌起義后，當時的海軍提督，巡洋、長江兩艦隊統制薩鎮冰，奉命率艦隊去武昌鎮壓革命。薩老是向來不走極端的人。他看到各艦官兵大多同情革命，因而既不想為清廷效力鎮壓革命軍，又不敢舉義歸附革命，只好告病離開艦隊，掛冠而去，將艦隊交給‘海籌’艦艦長黃鐘瑛指揮。第二天，黃鐘瑛等人就率領‘海籌’‘海容’‘海深’三艘軍艦，在九江宣布起義。薩鎮冰的做法是中策，而黃鐘瑛才是上策。依我看，你效法黃鐘瑛才是出路。”

聽了吳石入情入理的“三策之論”，林遵心里豁然開朗。之后，黨組織正式派出林亨元同林遵見面談話，給他指明了當前的形勢和出路，堅定了林遵起義的決心。

1949年4月23日，林遵在長江下游笆斗山江面宣布起義，率領所屬艦艇30艘、官兵1271名，加入了華東軍區海軍。

5月18日，毛澤東和朱德給起義官兵發出賀電，指出：“慶祝你們在南京江面上的壯舉……中國人民建設自己的海軍和海防的偉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動殘余所能阻止的。”這次起義，不但加速了國民黨長江防線的崩潰，而且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創建具有重大意義。

1949年8月16日清晨，吳石偕夫人王碧奎和他最小的一雙兒女乘坐軍用飛機，從福州飛往臺灣。

離開福州前，吳石的心情是愉悅的。這次他執行的使命任務是無上光榮的：“配合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做好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

來到臺灣，吳石獲得了一個“國防部”參謀次長的身份。在他看來，這個身份不但可以讓他進入最高決策層，便于獲取情報，而且能夠為他增加幾分安全系數，便于繼續潛伏。

當然，吳石也十分清楚，隨國民黨殘余部隊進入臺灣，前方的路將是什么，作為潛伏者個人需要承擔什么。事實上，好友吳仲禧早就與他討論過這個敏感問題。

1949年6月下旬，吳仲禧聽說吳石要去臺灣，曾關切地問他：“你可要認真考慮，到臺灣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畢竟你已經為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吳石當即表示：“我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么。”

看到好友還在擔心自己，吳石補充道：“為了避免嫌疑，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孩會跟我一同去臺灣。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將留在大陸，已經做好了安排。”

1949年底，國民黨殘余力量陸續退守臺灣，一時“仇共反共”的氛圍彌漫全島。特務機構眼線遍布，臺北街頭隨處可見槍斃者名單布告。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吳石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發展隊伍、開展工作，主動與島內的共產黨組織接上關系。在他的精心運作下，一張秘密情報網絡很快在臺灣島內鋪開。

吳石是一位極度忠誠的情報員，他以參謀人員的立場，研判解放臺灣時人民解放軍急需的情報內容。他懂得情報的價值，尤其注意數字、圖表的收集、制作。

1949年底，黨組織經過謹慎考慮，決定選派富有斗爭經驗的女地下黨員朱楓，以探親名義赴臺，做吳石的聯絡員。朱楓到達臺灣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點，都會準時去吳公館，將吳石準備好的情報取走，然后按照預定方案，通過秘密交通傳回大陸。

1950年3月1日晚，吳石被捕入獄。獄中，他被反復審訊，遭受各種酷刑，一只眼睛還因此失明，但他為了崇高的信仰，為了保護他人，始終沉著應對，堅貞不屈。

他留下一首絕筆詩：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時30分，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在臺灣英勇就義。

201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在北京西山建成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專門致敬和緬懷我黨隱蔽戰線上犧牲在臺灣的英烈。廣場氣勢宏偉，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4位英烈的漢白玉雕塑迎風傲立，象征著他們赤膽忠魂。烈士遠去，但他們的功績永世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