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被捕的最高將領：被敵人綁巨石沉入江底，死前大喊5個字

1983年初夏，王震把一行雋秀的楷書寫完，墨跡未干，周圍的人已不自覺地屏住呼吸。那行字只有十二個，卻像沉雷般回蕩在屋子里——“德才兼備，英勇犧牲的楷模”。寫完，王震放下毛筆，凝望良久，眼里閃過難以言說的惋惜。落款后，他輕聲提醒在場的年輕警衛：“他若活到解放后，肩上的星絕不止一顆。”

回憶順著墨香鋪展開來。劉亞生，這位在解放戰爭中被捕的最高級別紅軍干部，在被推向江心時大喊的五個字“共產黨萬歲”，至今仍讓老兵們心頭一顫。

劉亞生出生于江漢平原的一個小鎮，家境并不貧寒。父親替人抄錄家譜，母親愛講古書里的忠義故事。幼年的他經常在昏黃油燈下啃《史記》，練得一手端正小楷。1933年，他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北大的空氣摻雜著激進思潮，他聽到同學們議論“救國”與“民主”，熱血翻涌。一次游行后，他被捕入獄，隨后在地下黨營救中脫身，這段經歷成了他真正靠近革命的引線。三年后，他在西安的一處秘密會議上鄭重寫下入黨誓詞，年僅二十四歲。

1938年，延安窯洞里燈火通明，王震收到一名“北大才子”調抵359旅的電文。那名才子就是劉亞生，被任為旅部秘書。359旅戰士多出身寒門，識字率不高，他便在羊皮燈下給戰士們開“夜校”。郭鵬后來回憶：“他講《三國》，也講《資本論》，大家聽得直瞪眼。”戰士們干脆給他起了綽號“劉瞎子”，因為近視鏡片厚得像底片，可他總笑嘻嘻地接受，一點官氣都沒有。

抗戰勝利后，359旅奉命南下華中掩護主力轉移。1946年6月中原突圍打響，劉亞生已是旅政治部副主任。山路崎嶇、糧草斷絕，戰士們咬牙扛過，可他卻在黑云壓城的秦嶺腹地染上嚴重腸胃病。組織決定讓他和新婚妻子何薇喬裝穿越國統區，走水路轉回延安。送別之夜，雨點砸在油紙傘上。郭鵬低聲囑咐：“兄弟，保重。”劉亞生只是拍拍對方肩膀，沒多說。

不幸的是，穿行到陜南黑山鎮時，他夫婦二人還是落入胡宗南警備部。叛徒認出劉亞生，密報上去。胡宗南得意地說：“拿下這個高級干部，我看延安臉色怎么變。”他親自勸降，軟硬兼施。鞭打、吊拷、煙頭灼燒接連上陣，劉亞生渾身血痂，依舊只回一句：“任何條件，免談。”胡宗南氣急敗壞，把何薇帶進牢房勸說。昏暗燈泡下，何薇淚眼婆娑：“亞生，聽他們的，咱們就能活。”劉亞生沙啞地吐出一句：“背叛理想，我寧死。”隨即寫下一紙離婚書，把筆丟在地上。

1947年9月，他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橋。蔣介石電令：“想盡辦法動搖其意志。”看守奉命天天灌輸“前途”“高官”這些詞，劉亞生只是盤腿背《共產黨宣言》。獄友回憶，監號里常聽到他低聲朗讀：“無產者只有鎖鏈可失。”聲音雖然沙啞，卻像釘子定位墻壁，讓旁邊的新人也慢慢鎮定。

1948年12月，長江夜風割臉。國民黨特務把他五花大綁，石塊纏腰，拖上破舊渡船。江面如墨，濺起冰冷浪花。行刑軍官催促：“有沒最后一句話？”劉亞生抬頭望向北岸，嘶吼：“共產黨萬歲！”聲音在江心翻滾，船板隨即傾斜。黑水吞噬身影，繩索拉出一道沉重漣漪，旋即歸于平靜。

消息送到西北野戰軍指揮部時，王震正帶隊出擊隴東。粗布軍報滿是泥點，他看完報信，沉默半晌，把油燈撥亮了些，才向身邊參謀低聲說：“咱們欠他一支給養槍，可革命會給他更大的勛章。”

解放后，劉亞生的檔案被收入中央軍委烈士名冊，職級欄空著，沒有補寫。知情人解釋：“他雖未親披將星，但已用生命扛起了一支隊伍的精神。”在很多359旅老兵看來，他是在最暗的牢房里打響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斗，那份意志，比鋼槍鋒利得多。

幾十年過去，長江水日夜奔流，江底的石塊或許早已被泥沙覆蓋。然而，在老戰士的記憶里，那晚江面最后的吶喊依然滾燙。正是千千萬萬像劉亞生這樣的人，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才換來后來戰場上的主動與勝勢。王震當年握筆的手之所以顫抖，并不是因為歲月，而是因為記起了那位同窗般的伙伴，用北大才子的睿智、紅軍政工干部的節操，寫完了自己生命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