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筍死后，越南做出一項重大決策，為何成為了越南命運的轉折點？

1986年的越南，通貨膨脹率飆升到了令人咋舌的774.7%，物價在一年內翻了近8倍。

普通人拿著甚至還沒捂熱的工資沖進市場，發現手里的錢連一袋大米都買不起。

就在這一年7月，執掌越南最高權力長達26年的鐵腕人物黎筍去世。

他的離去，沒有讓這個國家陷入權力的真空，反而為這個即將崩潰的國家迎來了新的希望。

緊接著，越南高層做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決定——這一決定不僅徹底否定了過去十年的核心戰略，更讓越南轉向了正常國家的軌道。

1975年國家統一后，越南并沒有像外界預期的那樣休養生息。

在黎筍的意志下，這個國家迅速膨脹出一種驚人的地緣政治野心。

憑借著繳獲的美式裝備和蘇聯的強力輸血，黎筍政府號稱擁有“世界第三”的軍事實力。

這并非完全的虛張聲勢，當時越南的正規軍規模高達126萬人。

這種龐大的軍力維持，代價是驚人的。

國家預算的60%甚至70%被直接填進了軍事這個無底洞。

數百萬青壯年勞動力，本該在紅河三角洲種植水稻，或者在西貢的工廠里擰螺絲，卻被死死釘在了柬埔寨的叢林和北部的邊境線上。

黎筍的路線圖很清晰：對外，建立由越南主導的“印支聯邦”，在老撾駐軍，入侵柬埔寨，同時徹底倒向蘇聯，將中國視為“頭號敵人”，甚至將反華寫入憲法；對內，維持僵化的戰時配給制，也就是“統包統配”，買布要票，買肉要票，連買個自行車輪胎都要指標。

這種“窮兵黷武”的模式，在蘇聯每年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下勉強維持了幾年。

到了80年代中期，蘇聯自己都還要面對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的爛攤子，對越援助斷崖式下跌。

輸血管一拔，越南經濟瞬間休克。

1985年，為了挽救危局，越南試圖進行“價格-工資-貨幣”改革。

這場本意良好的改革因為缺乏市場基礎和操作失誤，演變成了一場災難。

新舊貨幣兌換引發了恐慌性搶購，物價飛漲，原本就脆弱的經濟體系徹底崩盤。

到了1986年上半年，越南實際上已經破產。

農村出現了饑荒，政府不得不厚著臉皮向國際社會乞求救濟糧。

一個擁有優越農業條件的國家，竟然讓老百姓吃不飽飯，這本身就是對當時政策最無情的嘲諷。

黎筍的去世，成為了打破僵局的契機。

接替他臨時主持工作的，是元老長征。

長征這個名字在越南歷史上往往與激進的理論聯系在一起，但在國家存亡的關頭，這位老革命家表現出了驚人的務實精神。

他親自下基層調研，看到的不是匯報材料上的鶯歌燕舞，而是民不聊生、工廠停工、田地荒蕪的慘狀。

長征意識到，再不改，越南真的要完了。

1986年12月，河內巴亭會堂，越共“六大”召開。

這次會議的氣氛異常凝重，沒有了以往的歌功頌德，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大會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革新開放。

這個決定的核心，是對國家戰略進行根本性的“大收縮”。

最震撼的一刀砍向了軍隊。

越南決定裁減軍隊40萬人。

這是一個極其痛苦但必須執行的決定。

40萬張嘴，從吃財政飯變成了自食其力，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越南正式放棄了“地區霸權”的迷夢，將國家重心從戰場強行拉回了經濟建設。

越南承諾并開始從柬埔寨撤軍，這不僅是為了甩掉巨大的財政包袱，更是為了向國際社會特別是東盟和中國釋放緩和信號。

經濟上，越南開始“摸著石頭過河”。

雖然土地依然國有，但“包產到戶”讓農民有了種地的動力，多打的糧食歸自己，自由買賣不再是投機倒把。

私有經濟的地位被承認，街頭巷尾的小商小販不再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而是活躍經濟的細胞。

外交政策更是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從“選邊站”變成“愿與所有國家為友”。

越南不再單純依賴那個正在搖搖欲墜的蘇聯，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曾經的對手和周邊的鄰居。

這一系列決策，在當時看來充滿了巨大的政治風險。但在生存面前，所有的教條都必須讓路。

1986年的這次轉折，之所以被稱為越南命運的分水嶺，并不在于它提出了多么高深的理論，而在于它回歸了常識。

常識就是：面子填不飽肚子，霸權換不來大米。

改革的陣痛是劇烈的。

裁減下來的40萬軍人和隨后的退伍兵，面臨著無地可種、無工可做的窘境。

社會治安一度惡化，搶劫、盜竊頻發。

剛剛放開的市場經濟也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沖擊，習慣了“大鍋飯”的人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恐慌。

成果很快顯現。

最先從泥潭里拔出來的是農業。

改革僅僅三年后的1989年，越南就創造了一個奇跡：從一個需要乞求國際糧食援助的饑荒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國。

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土地還是那片土地，人還是那些人，僅僅是因為換了一種活法，飯碗就端穩了。

隨著軍隊撤出柬埔寨，越南外部環境大幅改善。

1991年，中越關系實現正常化，這標志著越南徹底走出了被北方鄰居和國際社會雙重封鎖的死胡同。

隨后，加入東盟、加入APEC，越南一步步融入了全球化浪潮。

從90年代開始，越南經濟進入了快車道，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6%以上。

曾經滿目瘡痍的河內和胡志明市，開始拔地而起高樓大廈，外資工廠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我們必須看到，1986年的轉折，本質上是越南領導層的一次“集體醒悟”。

黎筍時期的越南，陷入了一種“地緣政治狂熱”，試圖用軍事手段去解決國家安全和發展問題，結果不僅透支了國力，更讓自己成為了國際孤兒。

這避免了越南像某些國家一樣，在領導人更替時陷入動蕩，或者在錯誤的道路上一條道走到黑。

越南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中國經驗。

從農業承包制到吸引外資，從設立特區到加入世貿，越南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跟在后面。

但這并不丟人，對于一個處于崩潰邊緣的小國來說，承認錯誤并向成功者學習，是最大的智慧。

如果1986年沒有那次急剎車，沒有那次壯士斷腕般的裁軍和改革，今天的越南會是什么樣？

它極有可能成為東南亞的一個“黑洞”，封閉、貧困、充滿敵意，甚至可能因為內部的饑荒和動亂而分崩離析。

那是幾千萬越南人的噩夢，也是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災難。

越南用十年的彎路和無數人的血淚，換來了一個樸素的真理：發展才是硬道理。

1986年的那個決定，不僅救了越南共產黨，更救了越南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