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周總理飛赴長沙見毛主席，因何事主席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

1974年12月23日清晨，北京的寒氣透骨，專機螺旋槳剛剛預熱，薄霧順著跑道被卷起。樓梯口，周恩來抓著扶手站了兩秒，他的右手輕微顫抖，醫護人員離他一步之距，卻什么也沒說。

這一趟目的地是長沙。文件袋里裝著厚厚三套四屆人大的人事方案，總理堅持要親手向毛主席說明。這不只是流程，更是多年默契：大事，面對面商量。

外界只知道“周總理外出辦公”，連隨行機組都被臨時抽調。真正清楚內情的只有葉劍英和那支五人醫療小組——心內科、泌尿科、兩名護士，再加保健醫生張佐良。藥箱塞滿了止血針、速效救心丸，還有四袋備用血漿。

長沙白天十三度。飛機落地后，周恩來在警衛攙扶下緩步下舷，衣領立得很高，遮住了顏色異常的面孔。毛主席當晚住在橘子洲對岸的韶山沖招待所，兩位老戰友深夜相見，燈光偏暗，他們都沒提各自的病，只談籌備工作。

周恩來先遞上名單。毛澤東邊聽邊記，忽然抬頭：“錢學森、侯寶林有沒有？”周回答：“可以補上。”主席把筆擱在桌邊，“好，人材難。別漏了。”這一句，記錄員原原本本寫進會議紀要。

人事排布談妥后，周恩來提出：葉劍英兼國防部長，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澤東稍作停頓：“小平干脆兼軍委副主席，重些。”周點頭稱是。毛澤東笑著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一句話，既是肯定，也透著不舍。

短暫的夜談結束，已是24日凌晨兩點。周恩來回到住處，護士扶他坐下測脈，心率每分鐘一百一十跳，仍舊偏快。輸液架立好，血液順著細管滴入。他閉眼休息不到一小時，又摸黑整理白天要呈交的補充材料。

時間線往前推三年。1971年下半年，周恩來小便潛血首次被發現；1972年春，經京津滬專家會診，明確膀胱腫瘤可能性極大。其時總理本人并不知情，醫生只說“泌尿道炎癥”。同年11月，中南海門診部第一次組織心臟科會診，心絞痛與頻發室早并存，結論是立即減壓。可第二天，周恩來仍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外事活動至深夜。

1973年3月，毛澤東獲悉總理病情后，以“周要活”三個字批示，葉劍英隨即組建專門醫療組。周恩來在玉泉山接受兩周系統檢查，但剛回中南海就進入基辛格第五次訪華接待流程，連續六十小時不下辦公室椅子。

同樣的晚年病痛也纏住了毛澤東。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集政治局成員，提出“請假外出”想法，一半因眼疾，一半想去長江看看水情。周恩來得知后，把自己多年佩戴的近視鏡寄去，并寫紙條：“度數合不合適，請告。”這樣的相互照應，貫穿了兩位老人最后的歲月。

再回長沙。24日至26日，兩人白天集中研究大會程序，晚上單獨交談。25日晚，毛澤東突然提議在四屆人大之前召開十屆二中全會，“補選小平為副主席”。周恩來現場記錄，一字不漏。道別時，毛澤東壓低聲音：“你身體不好，人大后要靜養，國務院工作可讓小平頂。”周笑而未答。

26日深夜，毛澤東生日。沒有慶生儀式，只有燈下小談。主席念了一句舊體詩：“坐地日行八萬里。”周接上：“巡天遙看一千河。”倆人對視，無需多言。

27日上午，專機返京。路上，周恩來總共輸液三袋，心電監護始終不敢撤。落地瞬間，他對張佐良說：“把名單直接送葉帥，我到301先換藥。”聲音微弱卻清晰。

12月到翌年1月，四屆人大緊鑼密鼓。1月8日十屆二中全會閉幕，鄧小平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月17日，人大一次會議上，朱德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典禮后，周恩來對國務院工作人員道：“以后，一切向小平同志匯報。”說罷略作停頓，“重要文件拿給我看看。”他仍放心不下。

直到1975年6月，周恩來體內再次大面積出血，醫生不敢拖延，進行多次輸血，總量八十九次。鄧小平前后探望六十余次，許多調研材料直接搬到病房。年底，周恩來體重降至四六公斤，卻仍簽批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1976年1月8日，清晨的中南海格外安靜。周恩來五時許病逝。葉劍英在病歷后頁寫下一句話：“凡周恩來之志，必繼而遂之。”

回想長沙那間燈光昏暗的會客室，毛澤東說的那句“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沒有被風吹散。歷史檔案靜靜存放，記錄下那年冬季兩位老人最后的并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