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如何在一個亢奮的時代里保持清醒——讀李普曼《輿論》

“輿論”一詞，在我們的社會生活里占據著重要且崇高的地位。重要是因為輿論即民意，它代表著一種對于制度應當如何改進的民主性的意見。崇高則源于輿論的結構所承載的規范性力量，在很多時候甚至與法律和道德擁有同等乃至更強大的約束力。

然而，李普曼在這本一百多年前問世的書里，援引英國保守黨創始人羅伯特·皮爾的話，為輿論下了一個不光彩的定義：所謂輿論，就是“匯集了愚蠢、軟弱、偏見、錯誤的感受、準確的感受、固執的觀點和報紙文章的大雜燴”。至此，讀者們應當已經完全清醒了過來：這部被詹姆斯·凱瑞盛贊為“現代新聞業的奠基之作”“美國媒介研究的奠基之作”的經典論著，絕不是一本“輿論學導論”或“輿論入門”，而是一本以輿論為切口，對人類行為、人類社會關系乃至人性本身進行冷酷審視的批判力作。

01

如何對《輿論》進行癥候式閱讀

一百多年前的李普曼對輿論的理解與當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想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本人早已被固定在傳媒精英主義的立場上。大體而言，我們可以將本書的基本觀點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輿論不是客觀存在的“對象”，而是人為制造的“建構”（這倒是與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媒介社會學的觀點不謀而合）；第二，輿論的運行機制表明操縱才是代議制民主的本質；第三，輿論的存在源于結構性力量對人性弱點（尤其是怠惰和盲從）的利用；第四，唯有制度化的專業主義精英才能承擔起對大眾社會進行救贖的使命。

上述歸納看上去清晰易懂，但真正讀起原著來，會發現李普曼的論述方式遠為復雜，也遠為精巧。對于《輿論》這樣文本層次豐富、修辭力量豐沛的作品，我們需要用癥候式閱讀的方式來把握，即在閱讀中超越字詞間顯而易見、可感知、可理解的內容，而致力于尋找顯表意義背后的潛在意義。質言之，不僅要關注作者說了什么，還要思索作者刻意省略了什么、留了怎樣的空白。

對《輿論》進行癥候式閱讀，最難把握的就是它極富特色的文風。總體而言，《輿論》屬于政論體，可以算是洋洋灑灑、汪洋恣肆（人們常將李普曼與梁啟超并提是有道理的），其內在結構與一般社會科學理論著作的線性或系統性結構有顯著的不同。此外，李普曼作為兩獲普利策新聞獎的著名媒體人，觀念資源儲備極為厚重，這使得《輿論》全書包含大量豐富且細膩的文化指涉，若讀者對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時期的全球政治史缺少充分的了解，讀來肯定是極其吃力的（正因如此，我們在翻譯本書時嘗試通過添加譯者注來提升當代讀者的閱讀體驗）。

再者，李普曼作為對現代英語修辭做出巨大貢獻的文匠，絲毫不吝惜自己堪稱卓越的英文語言才華，致令全書金句頻出——這也是《輿論》一書盡管非學術著作，卻時常為學者引用的一個重要原因。

癥候式閱讀的另一項關鍵工作，是將作者本人的思想傳統與生命軌跡融入對文本意義的解讀。李普曼是新聞史上的傳奇，他的生平和履歷我們并不陌生。此處，只強調兩點對于我本人而言極有幫助的身份標簽：第一，李普曼出生于紐約的德裔猶太人家庭，從哈佛大學畢業后進入新聞業并將一生奉獻于此；第二，李普曼擁有典型的共和黨家族背景，卻在成年后主要歸屬民主黨陣營，擔任過威爾遜總統的顧問，卻激烈批評過羅斯福新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人的思想觀念在很大程度上由其階級和文化身份決定，那么我們大概可以認為李普曼屬于典型的自由派精英，即在今天美國的政治光譜中長期占據一席之地的東海岸自由派的前身。這樣的身份決定了李普曼對代議制民主天然的懷疑態度，以及對超黨派的歐陸思辨傳統的信奉。

終其一生，李普曼都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新聞人，他從未完全擁抱過美國新聞業的客觀主義傳統，更對新聞工作的具體任務（如社會調查）不感興趣。他的作品，無論是較為中性的《輿論》還是更加直白的《幻影公眾》，甚至風靡全美的辛迪加專欄“今天與明天”，都不關心新聞業本身的問題，而是借新聞之殼廣泛且尖銳地反思民主本身。事實上，我們完全無法在《輿論》中找到有關輿論生成機制的任何科學證據，輿論的結構和規律是作為一個完整的、既存的認知對象被李普曼把握的，他的目標始終在于探討民主政府的功能與角色。在李普曼看來，輿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政府與大眾社會的連接點，因此輿論究竟是怎樣形成的遠不及它會在日常運作中發揮什么作用來得重要。這種思維方式，將李普曼與同時代的很多更為“美國”的思想家區分開來。

《輿論》對代議制民主的不信任態度，不僅與李普曼的身份有關，而且與整個西方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所經受的文明創傷緊密相關。在歐洲，戰爭本身毫無正義性，卻對啟蒙主義的觀念遺產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令知識界陷入廣泛的懷疑主義乃至犬儒主義思潮。在美國，進步主義運動已是強弩之末，整個社會呈現出某種極為矛盾的心態：一邊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呼喚直接民主，另一邊則是清教禁欲主義的盛行。與此同時，深為歐美自由派精英所推崇的國際主義卻在李普曼的國家遭遇重創。威爾遜總統因提出國聯方案和“十四點和平計劃”而在國際社會聲名鵲起，卻在國內因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的反對而無法參與建構國際秩序，這在某種程度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李普曼正是“十四點和平計劃”的一位積極鼓吹者，他也因此對美國式的分權產生質疑。因此，假設自己是1920年的李普曼，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文明日益衰微、政治改革失敗、大眾社會崛起和理想主義破滅的世界。知識界深知下一場戰爭并不遙遠，卻對業已高度固化的政治文化格局無能為力。理解這一點，對于我們把握《輿論》的思想和修辭力量，也是至關重要的。

02

有關民主的不可知論

當然，《輿論》的內容并不是坐而論道的高調，李普曼還是嘗試通過創造一些概念，來為自己的悲觀精英主義提供邏輯支撐。這些概念經百余年歷史的淘洗，均已成為傳播學和社會理論中的經典概念，足見李普曼卓越的預見性。此處限于篇幅，僅討論其中最重要的三個。

第一個重要概念，就是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本書在翻譯時采用了這種約定俗成的譯法，但其實更準確的譯法應該就是直接的“偽環境”，即人造的、非自然的、被干預的環境。與傳播學中的狹窄理解不同，李普曼提出的偽環境不僅是媒介和信息的環境，而且是經濟階層、人際網絡、文化資本協同為大眾社會打造的“結構環境”。李普曼尤其強調階級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一個短暫的時期內，李普曼甚至可以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第二個重要概念，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在李普曼看來，刻板印象之所以會產生，主要源于人性的怠惰。由于世界無限大，而人的行動能力極為有限，因此人總是傾向于用簡單化和還原論的方式構建自己的世界觀。對此，李普曼可謂極盡嘲諷之能事。但與此同時，李普曼并未放過對結構性力量的批評，因為人性固然不值得信任，但對人性弱點的肆意利用是更深層次的惡。他認為，刻板印象之所以能夠維系，主要的原因是當權者對于節約治理成本的考量。

第三個重要概念，是“公意”（common will）。這個概念并非李普曼原創，卻在他筆下獲得了新的歷史價值。在李普曼看來，公意必須形成，否則社會就會分崩離析。這不僅是權力精英的利益訴求，也是大眾的心理訴求。然而，民主并不是公意形成過程中的必然程序，在公民素養參差不齊的情況下，權威型政治領袖，甚至超驗的力量，也可以起到凝聚公意的作用。李普曼天然反感直接民主，因此格外重視作為象征符號的民選領袖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大眾需要公意具有一個可感可觸的物質形式，“制造共識的過程完全可以是溫情脈脈的”。

總而言之，通過對上述概念的討論，李普曼成功地向讀者傳遞了一種有關民主的“不可知論”。他認為，輿論理應成為民主的推動力，但“總有一些深諳輿論之道并善以嫻熟技巧對其加以操縱的人能夠憑自己的這個本事在選舉時占盡風頭”，這使得民主在很多時候更像是一種玄學，導致“在任何一套政治理論中，都存在一些難以考量和驗證的元素，這些元素在該理論體系發展的全盛時期常常被人們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在更糟糕的情況下，民主是一個悖論，甚至是一種操縱性的結構。李普曼更通過對風靡一時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精彩“個案研究”，得出了直接民主不可能實現的結論。

作為一個一生對政治改革興趣濃厚的新聞人，李普曼提出的“拯救民主”的方案在今天看來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在書中，他用“專業化的情報工作”來概括這一方案，我們在今天大致可以將其理解為信息生產、傳播與評估的專業化和獨立性。簡單來說，李普曼主張建立專事信息搜集和處理工作的權力部門，這一部門在財政上獨立于政府，且從業人員的工作是終身制的，而國家應保證該部門對各類資料的接近權被寫入正式法律章程。李普曼尤其強調這種理想化的情報機構要建立科學的象征符號體系，簡言之，就是要盡可能避免不同意識形態對信息形式的影響。說實話，作為李普曼的資深讀者和譯者，我無法準確判斷他提出的這種在現實世界里幾乎沒有任何實現可能的制度設計究竟是他真誠的本意，還是另一種更加隱晦的修辭手段，因為它在邏輯層面矛盾重重。然而，無論如何，李普曼為我們的閱讀體驗創造了一個閉環，在解構民主神話的同時又給人以希望。

03

亢奮與清醒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為這場癥候式閱讀的旅程做一番總結了。

李普曼所處的時代充滿動蕩，知識分子無疑極易亢奮。然而，在這種亢奮狀態下，李普曼選擇了一條與很多同時代知識分子極為不同的思想道路。《輿論》正是這一選擇的集中體現。

李普曼究竟在《輿論》中說出了什么？這很容易歸納：人并不總是能夠準確地認識世界；人們所以為的真相其實只是新聞；輿論并不總是能夠代表完整的民意；應該努力建設專業、獨立的信息管理機構。然而，正如前文所說，更重要的是透過修辭的外殼，看到《輿論》中那些隱而未言、刻意留白，或許也更加殘酷的內容：人性的無力、軟弱和怠惰；民主制度效能的不確定性和不可知性；權力結構的強大與固化；只能倚賴精英實現的社會變革；等等。可以說，正是那些李普曼沒有直接說出的東西，讓一百年后的我們仍然能夠產生一種深刻的無力感。然而，這種無力感又何嘗不是令我們在其他亢奮的時代里保持清醒的建設性力量？

最后，請容許我分享一點作為本書譯者的幸福（和苦惱）。《輿論》是我翻譯過的書中最難的一本，原因在前文已有解釋；但與此同時，這也是一項給我帶來巨大愉悅感和滿足感的工作。在我看來，若要真正理解李普曼，就必須把自己想象成李普曼，讓自己設身處地地站在而立之年意氣風發的他的位置上去審視他所面對的世界，這一點非常重要。書中的很多內容和觀點已是新聞傳播學的常識，李普曼提出的一些“主義”我也并不完全認同，但上述“角色扮演”的體驗帶給我的快感是前所未有的。它促使我努力跳出專業性工作本身，去思考如何做一個知識分子，以及如何把自己的專長與更宏大，也更重要的歷史進程結合起來。在我看來，這才是閱讀的終極意義——它能幫助我們找到并重申某個時常被遮蔽的自我。

（以上內容節選自本書“譯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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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精裝版

﹝美﹞沃爾特·李普曼 著

常江、肖寒譯

ISBN 9787301360637

定價：99.00元

202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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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趙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