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警察廳長助毛主席脫險，68歲請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同意

1923年的那個深冬，湖南省長趙恒惕把桌子拍得震天響，吼出的那幾個字讓聽的人心都涼了半截：“把毛澤東給我抓起來，要快！”

拿著這道密令的人叫劉策成，剛上任的長沙警察廳廳長。

在趙恒惕看來，這是自己人，去抓個“激進分子”也就是分分鐘的事。

但他做夢也想不到，這位看似唯唯諾諾的廳長，此時后背的襯衫早就濕透了。

這哪是抓人啊，簡直就是送命題。

劉策成心里跟明鏡似的，他要抓的這個人，不僅僅是讓他頭疼的“造反派”，更是他幾年前掏空家底去資助的“合伙人”，還是他最得意的學生。

這層關系要是捅破了，當天晚上得去菜市口排隊砍頭的，恐怕就不止毛澤東一個人了。

這事兒吧，真不能順著時間線看。

咱們得站在劉策成那個嚇死人的晚上來琢磨：一個舊軍閥體制下的高級警官，憑什么要冒著滿門抄斬的風險，去救一個一心想推翻這個體制的人？

那個晚上，長沙城的空氣都跟凝固了一樣。

趙恒惕已經徹底沒耐心了，特務們的情報準得嚇人——毛澤東就在清水塘那一帶活動。

擺在劉策成面前的路就兩條：要么執行命令，親手掐死自己最欣賞的學生，順便納個投名狀；要么抗命，然后把自己剛戴熱乎的烏紗帽連帶腦袋一起扔了。

劉策成這人，那是相當的雞賊——這里是褒義詞哈。

他太懂官場上那套“陽奉陰違”的玩法了。

散會出來，他壓根沒調動大部隊搞什么全城搜捕，而是把心腹王建屏叫到了密室。

這王建屏是長沙警察署的頭頭，也是個聰明人。

接下來的操作，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放水”。

劉策成一方面讓王建屏大張旗鼓地封鎖街道，警笛拉得震天響，制造出一種“蒼蠅都飛不出去”的恐怖氣氛，這戲全是演給趙恒惕的眼線看的；另一方面，他壓低聲音交代，必須在包圍圈合攏之前，派個不起眼的便衣，火速趕往清水塘和工團聯合會送信。

這種時候，比的是誰的戲做得真，賭的是誰的心更狠。

那天晚上，毛澤東收到這封“救命信”的時候，估計也是一身冷汗。

等到第二天早上，王建屏帶著一幫警察“氣喘吁吁”地撞開大門時，屋里連張紙片都沒剩下。

劉策成回頭就去向趙恒惕匯報，一臉的愧疚：“卑職無能，去晚了一步。”

趙恒惕氣得暴跳如雷，可是看著滿大街跑斷腿的警察，愣是找不出劉策成通匪的證據，最后只能罵幾句娘作罷。

很多人肯定會嘀咕，就為了個師生情誼，至于拿命去賭嗎？

那個年代，為了利益父子反目、師生互捅刀子的事兒多了去了。

劉策成之所以敢這么干，是因為他早在幾年前，就對這位學生下了一筆驚天動地的“天使投資”。

搞創業最缺啥？

錢啊。

毛澤東四處化緣，碰了一鼻子灰，最后想到了在一師教過自己歷史的老師劉策成。

那時候劉策成在衡山當縣長，收到學生的求助信，二話沒說，直接寄去了三百大洋。

各位，那時候的三百大洋是個什么概念？

這差不多是普通人家好幾年的口糧，是劉策成大半輩子的積蓄。

這不就是把棺材本都拿出來了嗎？

但他不僅給了，還甘愿做一個默默無聞的股東。

早在1916年的一師課堂上，劉策成講課從來不帶書，引經據典，那時候他就發現坐在臺下的毛澤東目光如炬，見解獨到。

這三百大洋，投的壓根不是什么書社，而是他對這個年輕人未來的無限信任。

那次驚險的“捉放曹”之后，劉策成算是徹底看透了。

這官場烏煙瘴氣的，再混下去早晚得把自己搭進去。

1925年，他干脆辭官不做，躲進書齋去鉆研他最愛的《莊子》。

在他看來，既然改不了這渾濁的世道，不如像莊子一樣逍遙快活。

這招“急流勇退”，簡直絕了。

它不僅讓劉策成避開了后來國民黨內部那些更殘酷的絞肉機，也為他晚年的命運埋下了伏筆。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一眨眼就到了1949年。

天翻地覆了。

曾經的“逃犯”成了國家的領袖，而當年的“廳長”卻成了舊時代的遺老。

68歲的劉策成這時候日子很難過：當過國民黨的官，成分復雜，沒收入來源，家里的地也要被改革。

按照那會兒的劇本，這種人基本上就是等著被清算的命。

但在1950年，走投無路的劉策成試探性地給北京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再次驗證了那句老話：好人有好報。

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看到老師的來信，當年的那些往事瞬間就涌上心頭。

都知道毛澤東是個原則性極強的人，親戚求官一律回絕，但對于這位有救命之恩、又有真才實學的老師，他不僅沒嫌棄，反而格外關照。

大手一揮，親自批示，安排劉策成在湖南省政府當參事。

他在湖南干了一段時間，覺得資料太少，搞學術不方便，竟然又向學生提要求，想去北京。

換做旁人，這叫“得寸進尺”，不懂規矩。

但毛澤東讀懂了老師的“莊子情結”。

這就是真正的格局，記恩不記仇，看才不看身。

在北京的最后六年，是劉策成一生中最安寧的時光。

他不再過問政治，每天埋首于故紙堆中，校勘古籍。

1953年，他傾注畢生心血的《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出版。

這本書，糾正了清代大儒王先謙的一堆錯誤，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這不僅是一位老學者的學術絕唱，更是一段跨越30年歷史恩情的最好注腳。

如今回頭看，劉策成這一輩子，真的像是在走鋼絲。

在那幾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上，他都做出了看似最冒險、其實最正確的選擇。

在那個誰都不敢信誰的亂世，他沒當權力的狗腿子，而是守住了當老師的良知；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他沒因為成分問題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而是因為當年的善因得到了善果。

說白了，歷史這東西，不光是那些冷冰冰的政策和打打殺殺，更是人與人之間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溫情。

當年那三百大洋和那一晚的通風報信，換來的不光是個人的安穩晚年，更是給中國歷史留了個火種。

1957年，劉策成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那個當年冒死放走學生的警察廳長，最后是以莊子研究專家的身份離開的。

這結局，挺好。

參考資料：

盧志丹，《毛澤東的恩師劉策成》，黨史博覽，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