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同樣是大國，為何國際上擔心中國而非印度？

丁學良，1984年赴美國留學，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曾就職於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

為什么這些年來國際上對有關中國話題的爭議越來越大，越來越激烈？當然其中有一部分人來自政治團體，對中國一直不友好，但大部分屬于其他原因。

一、國際上擔心的是中國“再崛起”后的復仇

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年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綜合國力”的上升。

“綜合國力”里經濟的、技術的因素，很快就會演變成軍事的。大家知道現在南海、東海動不動就軍事演習。中國是“第三世界”中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但為什么有些同樣規模很大、發展很快的國家，在國際上引起的爭議不像中國那么強烈呢？

比如印度。印度人口比我們少了一點點，但若干年后肯定會超過我們（印度沒有計劃生育）。印度這些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很快，很多技術（譬如軟件和制藥）后來居上。李光耀在去世前不久接受的一次訪問中提到一個問題——為什么國際上對中國的崛起有那么多擔心，對印度的崛起擔心的程度卻沒那么大？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技術高速發展和國力高速增長是所謂的“中國崛起”？其實中國是“再崛起”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國家“崛起”“再崛起”的含義非常不一樣。為什么這么說？如果是很小的國家，發展再怎么快也不在乎。比如新加坡經濟發展很快，so what？

英語中講“大國”或者“強國”時，不是用“big country”，而是“great power”。為什么不用“big country”？因為人類歷史上很多國家規模很大但沒有實力。而中國的問題在于：中國在歷史上有相當長的時間要么是世界上的頭號（大國），要么是綜合國力居前三位的強國。

2000年前，中國GDP總產值占當時全球的1/4；1000年前（宋朝），中國的GDP仍然接近當時世界的1/4；到了1820年時，中國人口因為玉米和馬鈴薯的引入，增長非常快，中國GDP上升到全球將近1/3的水平，即32%左右。遺憾的是后來發生了兩件事導致地球上巨大的不平衡。

哪兩件事？一件是歐洲突然有了工業革命，到現在為止人們仍然在爭論：為什么當年歐洲的條件那么差，有了工業革命；而中國的條件那么好，卻沒有工業革命？歐洲有了工業革命以后，才把中國給比下來。

到了1950年，中國的GDP只占全球的5%。從最高峰的30%降到5%，這是非常巨大的一次相對衰落。這個“衰落”不是因為中國做錯了什么事，而是因為中國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做經濟、做政府、做法律、做教育、做科學、做技術、做商業、做貿易……而歐洲找到了一系列新辦法來做這些事。我們沒有犯錯誤，只不過按照以前老的方法在走，歐洲就上來了。

中國GDP曾較長時間居世界之首

這不僅僅體現在GDP的總量上，從人均上也能看到中國后來的運氣為什么那么差。在兩千年前，中國人均收入就達到了450美元/年（1990年的世界價格），但是到了1950年時，中國人均年收入水平跟兩千年以前相比還下降了一點點，到了439美元/年。

現代中國的運氣是從19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開始的，中國終于明白了：既然老辦法不管用，就得改變自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做到了歐洲工業革命時的那種猛然醒悟。

我們知道有兩種不同的算法，一種算法是嚴格地按照貨幣比值，另外一種是按照貨幣的購買力，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算的話，去年中國GDP占到全球的14-15%，這跟1820年相比差遠了，但三十多年中從占全球5%到占全球的15%，這才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關注（按IMF最新測算，中國占比已達19.63%——編者注）。

這不僅僅體現在數字上，而且跟人的心態有關系，這是后面我要講的幾個關鍵概念的緣起，為什么？你在歷史上有1000-1200年是頭號強國，沒有人敢欺負你，之后老被欺負了，現在國力上升了，會不會報復？這才是國外擔心的事情，也是為什么國際上理解中國所有的問題好像多了一種有色眼鏡的原因。就如李光耀講的，人家對印度的快速發展沒有那么擔心，但對中國擔心，重要的是人家怕我們復仇。

二、“中國夢”講好了，世界對中國的擔心會大大縮小

我們知道“美國夢”是什么夢——普通人的夢，要多賺錢，過開心生活，住大房子，要自由、獨立，這跟個人生活方式有關系。

那“中國夢”呢？“中國夢”一講都是整體怎么樣、集體怎么樣、國家怎么樣、實力怎么樣，于是很擔心。“中國夢”變成了我們小時候的通用糧票，全國都能用。“中國夢”與世界好多國家的民族美好夢想有非常相通的共同要素，這太好了。

那為什么從2013年6月8日以后，國內主要媒體不把這個故事講下去？我不知道，我感到很納悶，如果國內各種媒體都能夠把這個故事講下來，那么世界上對中國的擔心會大大地縮小或減弱。

蔣介石與胡適

我的老鄉胡適先生當過北大校長，他的家鄉跟我家隔了18公里。（臺）“中央研究院”請胡適當院長時，蔣介石也來了，蔣介石致辭以后，胡適作為現任“中研院”院長講話：“剛才蔣先生講的很多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蔣先生，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的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有的。你要想在這個世界上突出中華文明的偉大地方，要突出跟其他人類文明共享的偉大要素。”

50年代初講的，講的多好！蔣介石回去以后寫了一篇日記，太生動了：“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到的一次侮辱，被外國人侮辱的。而今天在中研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辯的侮辱，可以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添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仍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于人世為慮也。因胡事終日抑郁，服藥后方可安眠。” 還好，蔣介石沒有任何報復，沒有任何打擊。

我舉這個例子想說明什么？真正對中華文明抱著一種血肉感情的人，一方面要突出你文明中的優秀成分，同時也得看到你的文明中最好的東西是人類共有的。胡適對文明根基的了解不能說不深，不可謂不厚實。

還有一個講話，即今年（2016年）5月2日，德國第一批孔子學院成立十周年紀念會。因為孔子學院在國際上引起很多誤解和爭議，中國方面對這一次德國孔子學院成立十周年很重視。慶典活動來了很多文化教育界、藝術界的貴賓，中方一位姓徐的女士代表中方講了一番話，這個話講得太好了，“孔子不僅僅是中國的，孔子是屬于世界的，其思想需要我們共同反思。”孔子講的“有教無類”“待人以仁”，這是人類共有的，不是只有中華文明才有。

為什么突出中國文明中好的要素是全人類共有這么重要？因為國際上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花了錢在外面做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好像居心叵測。但如果我們突出的是孔子學院當中的要素是人類共有的，我想在國際上的效果會非常不一樣。遺憾的是，到現在為止，全球三百多所孔子學院，這是唯一一次中方的負責人到外國講孔子不僅僅是中國的，孔子是全球、全人類的，我希望看到更多。

（文本據“熊貓望遠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