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桂,自2017年投身新聞行業(yè)以來,從《Vista看天下》雜志、新京報深度報道部,到如今的南方周末時政新聞部,經(jīng)歷了一條獨特的新聞轉型之路。
從“跑現(xiàn)場”的社會新聞領域出發(fā),李桂奔走在突發(fā)第一線,直面復雜多變的新聞環(huán)境,與不同背景的采訪對象打交道。一次次扎實的歷練,不僅教會了她行業(yè)規(guī)則,更塑造了李桂的職業(yè)素養(yǎng)。
如果說社會新聞是李桂接觸新聞的起點,時政新聞則成為她深耕的初步發(fā)展方向。
從微觀的社會基層治理,到宏觀的國家時政環(huán)境,時政新聞涉及社會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常人看來晦澀的政策內容,對李桂來說卻并不枯燥。她以好奇心為動力,在一次次采寫實踐中,將政策拆解成大眾易理解的語言。
在經(jīng)驗的積累中,李桂對時政新聞有了更多的理解,也正在摸索自己的一套采寫方法論。如何做出一篇好的時政報道?這位從社會新聞領域歷練而來的時政記者,有初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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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與時政新聞的“不解之緣”起于一次偶然。2018年春天,李桂正在《Vista看天下》跟著褚朝新做稿子。褚朝新,這位資深的時政新聞記者不吝嗇分享經(jīng)驗,領著李桂在實踐中一點點摸清社會系統(tǒng)的運作方式,為她打開一扇全新的門——“原來弄懂整個系統(tǒng)是如何運行的,還蠻有趣”。再往后,李桂進入新京報,也做了時政相關的報道。
2022年,李桂入職南方周末時政新聞部,工作這四年,她積累起數(shù)十萬字稿件。李桂發(fā)現(xiàn),時政領域不是只有會議類等“命題作文”,還有圍繞政策作深度剖析的解釋性報道,其探索空間很大。“去解釋這個東西是什么、為什么,它到底是怎么運行的,它的效果怎么樣。當這些都解釋清楚了,一篇稿件也就做成了。”
而在這些需要厘清的問題中,有些問題尤為關鍵,比如:這項政策為何會在此時出臺?又為何落地于這個地區(qū)?
首先,時政新聞中的“時”強調新聞的當下性、時效性與時代關聯(lián)性——每一項政策的落地、每一個改革的實施,都發(fā)生在某個“天時地利人和”的時間節(jié)點。記者需要時刻對“時間”保持敏感,為什么該政策在某個時間點頒布,又在某個時間點修改細節(jié)?選題的可能性潛藏在與時間的關聯(lián)中,李桂從這些細節(jié)里,敏銳地捕捉到政策的變化。
在《》一文中,李桂就“多地地方兩會延期”這一現(xiàn)象,緊緊抓住時間的特殊性:兩會,作為嚴肅、常規(guī)的政治會議,會期基本固定,為何多地突然在同一個時間段都延期了呢?通過對比疫情前后的延期頻率,李桂判斷該現(xiàn)象存在異常成因,啟動了這個選題。
問題的答案在報道中得以呈現(xiàn)。2021年3月,全國人大組織法和全國人大議事規(guī)則修訂后明確,如遇特殊情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可決定適當提前或推遲召開會議。隨后的2022年3月,地方組織法也迎來了同樣的修訂——這是地方兩會存在延期可能的重要政策依據(jù)。而現(xiàn)實中,由于地方委員會常有人事、時間等突發(fā)變動,為與之適配,兩會召開時間提前或延期也屬情理之中。
除了對時間的關注,在政策落實上,“地方”的特殊性也需要被認真考慮。在《》中,哪怕是民眾耳熟能詳?shù)拿撠氄撸Y合涼山布拖縣復雜的文化背景,也能挖掘出更深刻的“新東西”。
布拖縣坐落在距離海岸線兩千多公里外的綿延山脈內,大部分家庭靠傳統(tǒng)農業(yè)為生。2015年,在家務農的林勇為了“振奮精神”,在懵懂中花錢買來了“藥”——實則那是海洛因。在類似或其他不同的境遇下,越來越多的村民染上了毒癮,布拖縣成為“全國毒品問題重點關注地區(qū)”,毒品更進一步加劇了涼山地區(qū)的貧困。因此,治毒成為當?shù)刂呜毜闹匾疤帷?/p>
疑問,還需要指向更深的地方:這個政策發(fā)生在此時此地,然后呢?在《》這篇報道中,她從樸素的好奇出發(fā),進一步追問:落實的效果如何?存在什么局限性?
在后續(xù)的采訪中,她發(fā)現(xiàn)公開電話政策在執(zhí)行中的復雜面貌,既有官員24小時開機解決民生難題的暖心場景,也有號碼隨人事調動失效的尷尬現(xiàn)實。當政策從簡單文本落地為實際實踐時,困惑便在真實中得到解答。這也印證了李桂的感慨:“解決了你和讀者好奇心的稿子才是完整的稿子。”
解答完前兩個層面的困惑后,新的難題隨即出現(xiàn):自己懂了還不夠,怎么才能讓讀者也看明白?李桂的法寶是“翻譯”。
她總在引用政策原文后跟上“簡單來說”“也就意味著”等語句,用通俗的語言為讀者解釋。碰上繞口的專業(yè)術語,她先“吃透”專家的解讀,再用大眾能聽懂的話重新表達。實在碰到“隔行如隔山”的陌生領域,就干脆用一整篇稿子,把一件事掰開揉碎、講得明明白白。
在一次次追問“為什么是此時此地”的過程中,李桂漸漸觸摸到時政新聞的重要價值——它從來不是對政策文本的簡單搬運,而是幫助人們讀懂中國社會運行的一把鑰匙。李桂要做的,就是讓這把鑰匙更快、更精準地送到每個讀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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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轉型做時政新聞時,李桂最頭疼的事就是找人。
她將采訪對象分為開放型和封閉型,尋找后者是時政新聞的常態(tài)。不少話題需要特定的人提供核心信息,只能找固定的這幾個人聊。“如果找不到,那就做不下去。”
她確定采訪對象的方法也很簡單,“看這件事跟誰相關”。在一個與文明城市有關的選題中,李桂了解到,“文明城市”這一稱號在城市表彰中級別很高,“級別高,你就要去講評選到底是怎么評的”,即了解規(guī)則是怎么制定的,又是如何執(zhí)行的。
全國文明城市評選規(guī)則的制定者是中央文明辦,李桂難以直接觸達,于是她轉向熟悉規(guī)則的專家顧問。厘清規(guī)則后,她會把流程中所能想到的相關方都采一遍。如仍有疑點,再向已聯(lián)系的受訪者請教,由對方推薦更合適的人。
李桂將找采訪對象的過程比喻成“乞討”,即向她認識的人發(fā)消息,打聽對方是否有某人的聯(lián)系方式。“我會給一些記者老師發(fā)消息:老師,我又來乞討了。”
涉及到監(jiān)督類的稿子,往往出現(xiàn)找到了事件相關者,對方卻不愿意透露信息的情況。有時候,李桂會在對方的辦公室留下一份采訪提綱,并附上聯(lián)系方式,告知對方如果當日不方便回復,可以后續(xù)與她聯(lián)系。
“打出一個電話,對方接不接、怎么接、說了什么,都可以成為稿子里的內容。”這是她經(jīng)常跟實習生說的話。
不同于大多數(shù)充滿細節(jié)的特稿,時政新聞會被打上“令人費解”“不好看”的標簽。當報道一個政策時,作者一不小心就容易落入名詞堆砌的陷阱。
政策文件是冰冷的,但執(zhí)行政策的人是有溫度的。李桂認為,如果要讓時政報道看起來生動、有人情味,就要透過宏大又空洞的系統(tǒng),看到具體的人。“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間環(huán)節(jié)有很多人在推動執(zhí)行。”
2020年,作為全國首個試點人口小縣大部制改革的省份,山西省引起了外省市的關注。據(jù)公開報道,至2024年,人口小縣大部制改革已在9個省份啟動試點,山西作為先行省份,其探索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具有很大參考意義。
《》聚焦此改革,李桂“幾乎找了山西每一個參與改革的縣,但回復的人寥寥無幾”。好在她通過熟人要到某試點縣縣長和組織部部長的聯(lián)系方式,對方作為推進改革的主政官員,向她坦誠講述了地方改革的難處,也讓文章內容更扎實,完成度更高。
山西在第二批改革中遇到過“阻力”——原本選定的12個試點縣,最終僅有4個接受意見并推進改革。大部制改革,涉及機構的整合和合并。編制有限,領導職位也有限,當可以分的蛋糕變得越來越小,利益沖突成為改革的最大障礙。對不少地方政府決策者而言,“不調整”是回避沖突的最簡單選擇。但該試點縣的改革以穩(wěn)定為主,部分局長調整后繼續(xù)主持原來的日常工作,對于沒有合適崗位的,則適當晉升職級后安排其他工作,盡可能維護了每個人的利益。
在南方周末時政新聞部,李桂常聽到這樣的工作準則:做政策類報道,一定要去采推行政策的主政官員。大家的站位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自然存在差異。誰主導制定了這項政策?核心目標是什么?為什么要在特定階段推進?這些問題,有助于理解政策的本質。
宏觀政策的制定,與普通人存在一定距離。李桂強調,微觀細節(jié)可以拉近這種距離,幫助公眾感知政策與自己的關聯(lián)。她以一篇關于全國文明城市評選的報道為例,綠化率是文明城市評選的重要指標之一,有采訪對象提出疑問,自家周邊新建了不少口袋公園,但不清楚這些公園是否與文明城市評選有關。
“這其實是一個考核指標。”李桂解釋,政策到了執(zhí)行層面,會轉化為具體的城市建設行動,最終細化為改善民眾的生活環(huán)境。這種宏觀與微觀的結合,是讓報道更完整、更有溫度的關鍵——這也是南香紅老師曾反復強調的寫作經(jīng)驗。“最忌諱的是報道既沒有宏觀背景的延伸,也缺乏微觀的細節(jié),顯得空洞虛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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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體現(xiàn)一篇時政報道的價值?李桂脫口而出:發(fā)出來,不做大刪減地發(fā)出來。讓報道完整抵達受眾,是實現(xiàn)價值的第一步。
“新聞是階段性的,真相也是。”李桂直言,“今天寫的東西,三、五年后不一定成立。如果一篇稿子能解答你對這件事的困惑,你關于這個稿子的大部分想法能實現(xiàn),那就可以了。”這種對“階段價值”的看重,讓她的報道始終聚焦于解決當下的核心問題。而要捕捉這種階段真相,關鍵在于看見“具體的人”。
“具體的人”帶來的,是多元視角的呈現(xiàn),也是“真問題”所在。如果所有人對一件事都呈現(xiàn)一致的態(tài)度,稿子就會變得像樣板戲一樣無趣,甚至可能意味著“你被一群人騙了”。正因如此,稿子發(fā)出后得到中肯的評價,直接相關當事人能接受報道中呈現(xiàn)的正反兩面時,李桂都會格外珍視。這意味著她所捕捉的階段真相,得到了多方現(xiàn)實的印證。
要具備這種捕捉階段真相的能力,并非一蹴而就。在李桂看來,政策敏感度與系統(tǒng)思維的培養(yǎng),需要“多看多學”。看得足夠多,才能迅速地做出判斷。同時,時政新聞要和體制內老練的人打交道,也需要具備一定的處理問題能力、跟人打交道的能力,甚至包括識別對方是否在說謊的能力。
這種能力也延伸到與采訪對象的相處中。談及采訪官員的注意點,李桂強調,要明確雙方都是“為了工作”,不要把對方當朋友,也不要視為敵人。要珍惜別人的善意,“對方不是我的工具人”,但絕不能讓人情干擾判斷。
能力的培養(yǎng)并非一朝一夕。因此,她勸年輕記者不要一上來就做時政新聞,而是先在社會新聞領域探索自己到底喜歡什么,并在此過程中接觸更多鮮活的現(xiàn)場、鮮活的人,積累自己的能力。“有了這些積累之后,再來做這一行是更好的。”
回溯選擇記者職業(yè)的初心,李桂提到自己喜歡“短暫地進入一些人的生活,然后又離開”的狀態(tài)。而這份對人的關注與好奇,最終成為她在新聞領域的堅守,也成為她所理解的“時政新聞的魅力”。
記者節(jié)統(tǒng)籌 | 葉沛琪 黃柏涵 陳書揚
潘奕忻 陳欣怡 何芊曼
系列統(tǒng)籌 | 吳葦菁 張欣悅
作者 | 黃秋玥 李思敏
編輯 | 甘煜敏
值班編輯 | 駱錦錦
編委|黃柏涵 陳書揚
運營總監(jiān) | 葉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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