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12月25日,那晚的紅旗落地,不僅砸碎了一個超級大國,也把西伯利亞秋明油田的一位老工人給砸懵了。
他在零下四十度的鉆井平臺上干了大半輩子,腳底下踩著那是蘇聯乃至全世界最值錢的“黑金”,結果那天他去商店,兜里掏空了都湊不齊買一塊黑面包的盧布。
這事兒擱誰身上不破防?
但這真不是他一個人的命苦,這是這片土地幾百年的宿命。
在這片比中國還要大的凍土上,無論你是以前的流放犯,還是現在的石油工人,說白了都只是“燃料”,燒完了就得換。
要搞懂西伯利亞為什么富得流油卻窮得掉渣,咱們得把日歷往前翻,翻到沙皇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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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覺得西伯利亞慘是因為冷,畢竟奧伊米亞康那種地方,冬天白天還不到5個小時,吐口唾沫落地都能成冰釘子。
但說實話,真正冷的是人心。
從一開始,沙皇俄國拿到這塊地,就沒把它當成“本土”看,而是把它當成了一塊巨大的殖民地。
這邏輯跟后來歐洲人去非洲搶東西沒啥區別,唯一的不同是,這塊殖民地跟本土是連著的。
早在一七世紀,俄國人盯著西伯利亞看的不是雪景,是皮草。
那時候的紫貂皮,外號“軟黃金”,那可是硬通貨。
我查了下數據,嚇一跳,這塊業務一度撐起了俄國財政收入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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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什么概念?
相當于現在某個省養活了五分之一個國家。
但這筆巨款,沙皇哪怕拿出一個盧布回饋給西伯利亞修個橋鋪個路嗎?
沒有。
錢全運回了圣彼得堡,變成了冬宮里的金吊燈和葉卡捷琳娜皇冠上的鉆石。
為了把這些資源弄出來,沙皇搞出了一套人類歷史上最省錢的勞動力模式——流放。
這就到了西伯利亞最諷刺的地方:它是一座沒有圍墻的大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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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法律嚴到什么程度?
上班遲到幾次,或者在街上罵句臟話,都可能被判流放。
這哪是懲罰罪犯啊,這分明就是為了湊夠修路的苦力指標。
到了1929年往后,這套系統更是升級成了“古拉格”。
這就是把“抓人”和“搞經濟”徹底綁死在一起了。
后來的二十多年里,兩千多萬人被扔進了這片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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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僅是殘忍,這在經濟賬上其實是個巨大的坑。
當手里有無窮無盡的免費苦力時,誰還會花冤枉錢去搞技術創新升級機器?
這直接導致俄國的工業化看似龐大,實則虛胖,全是靠人命填出來的。
再說那條被吹上天的“西伯利亞大鐵路”。
1891年開工的時候,說是工程奇跡,其實你細看當時的地圖就懂了。
那時候美國鐵路那是網狀的,密密麻麻49000公里,那是為了把各個城鎮連起來做生意;而俄國這條線,孤零零的一條長蛇,才2650公里。
這條路修出來就倆目的:把兵運過去鎮場子,把資源拉回來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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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沿途的老百姓想坐車走親戚?
想運點土特產?
對不起,這血管是單向抽血用的,不負責給你供氧。
這種“路過式開發”,直接導致西伯利亞完美錯過了真正的工業化,只能在賣資源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有人可能會說,蘇聯時期西伯利亞不是挺風光嗎?
新西伯利亞都干成全俄第三大城市了。
這話沒錯,但這里面有個更大的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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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中東那邊打仗搞石油禁運,油價飛漲。
西伯利亞的石油產量跟打了雞血一樣,從100萬噸直接干到了3.82億噸。
這時候蘇聯就患上了嚴重的“荷蘭病”。
也就是除了賣油,啥也不會了。
那時候流行“工廠辦社會”,企業管你吃喝拉撒,連看病都包了。
看著是福利好,其實是把所有人的命都掛在了國際油價這一根褲腰帶上。
這種繁榮就是個溫柔陷阱,把輕工業和農業的落后全給掩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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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80年代末,油價一崩,這個建立在沙灘上的堡壘瞬間就塌了,連個響聲都沒聽見。
所以你也就能理解,為啥1991年之后,西伯利亞會發生那樣慘烈的人口大逃亡。
國家輸血管一拔,原來的國企礦山瞬間被寡頭們瓜分。
這幫人可是真狠,心態就是“船沉之前撈最后一把”,把能賣的設備都賣了,留下一地雞毛。
老百姓怎么辦?
年輕人往莫斯科跑,老年人往歐洲部分挪。
短短二十年,這片地兒跑了快3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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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工業重鎮變成了“鬼城”,窗戶全是黑洞洞的,看著都滲人。
諷刺的是,這邊俄國人拼命逃離,那邊中亞的勞工開始填補空白。
而咱們那位紹伊古部長,前幾年還在那畫大餅,說要遷都西伯利亞,還要建幾座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這話聽聽也就行了,誰信誰天真。
現在的西伯利亞,依然是個巨大的資源倉庫。
只要莫斯科那邊缺錢了,就來這兒挖一鏟子。
這就是個殘酷的死循環:為了皮草驅趕獵人,為了石油驅趕工人,從來沒人問過這片土地疼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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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這種把家里當殖民地開發的思維不改,這片埋著無數寶藏和白骨的土地,哪怕再過三百年,也變不成真正的家園。
那位秋明油田的老工人,后來據說搬到了圖拉的一個小鎮上,靠著微薄的退休金度日。
他死的那天,電視里正播放著天然氣管道簽約的喜訊,那是2012年的冬天。
參考資料:
亞歷山大·埃特金德,《內部殖民:俄國帝國的歷史經驗》,政見CNPolitics,2017年。
菲奧娜·希爾/克利福德·加迪,《西伯利亞詛咒》,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2003年。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夫,《古拉格:一部歷史》,新星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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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1970-1990)》,蘇聯國家統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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