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魯迅弟弟寫信到中央，希望得到關照，毛主席知道后是這樣回應

1951年深秋的一個午后，北京圖書館新到一批名家譯稿，管理員無意間翻到一份希臘語手稿，落款竟是“周作人”。那熟悉的名字把人拉回數年前的烽火亂世——許多人還記得，這位曾與魯迅并肩倡導新文化的譯者，在抗戰末期卻因出任日偽教育督辦而淪為文化漢奸。更少人知道，他能坐在燈下翻譯《伊索寓言》，與1949年春天遞出的一封自辯信有直接關聯。

戰爭的陰影得從1945年說起。那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北平街頭爆竹聲與討逆標語交織；而在舊王府井胡同的宅子里，周作人躲在窗后，心里卻是另一番景象——他清楚，自己在“更生文化建設座談會”上的身影早被錄入黑名單。押往南京老虎橋監獄、被判十四年，就是對他“緩兵之計”說辭的第一聲回擊。

1947年，蔣夢麟等學界舊友出面作證，刑期被減到十年。但天翻地覆的局面很快到來。1949年新年伊始，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李宗仁宣布特赦部分政治犯，周作人得以離開牢門。自由來得倉皇，外界已換了旗幟，舊日朋友圈或去了香港，或南渡臺灣，他在南京雨花臺車站徘徊，決定返回北平碰碰運氣。

這時的北平已是“北平和平解放”前夜。街口能聽到解放軍宣傳隊用大喇叭播報新政策：寬大為懷，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周作人聽得出來，這番表述里有生機，也有懸念。為了家人，也為了活命，他寫下那封六千余字的長信，經熟人輾轉送往中共中央北平接管委員會。

信里前一半滿是頌詞：“貴黨嚴明軍紀，親附民眾，實為民族之福。”有人嘲笑他“見風使舵”，但知情者知道，他素來筆耕勤懇，修辭鋪陳只是本能。真正的重點在后半截——他承認自己在偽政權中任職的事實，卻辯稱“不得已而為之”，并懇請保全一家老小，最好還能保住那處祖宅，“以便潛心譯介，償還過愆”。

北平剛解放不久，中央機關百事待舉，文件浩如煙海。這封自辯信遞到香山雙清別墅時，工作人員有些拿不準。“主席，這封信怎么處理？”警衛員輕聲問。毛澤東放下手中文件，只說了一句：“先把人養起來，他懂希臘文，可以用來譯書。”一句話，既非赦免，也非放縱，卻為周作人留足一條翻身路。

短短幾周后，新聞出版總署同意中國人民出版社聘其為編外譯者，月稿費二百元。別小看這數字，當時機關干部平均工資不過數十元。1960年，稿費漲到六百元，他大半收入都化作紙張與工具書。住處仍在老北平的磚木小院，窗前貼著他親手剪的“慎獨”二字，不再招搖，也不敢懈怠。

1950年代，學術界冷暖參半。有人對他當年“以華制華”耿耿于懷，也有人念舊情，私下向他借閱早年筆記。周作人不再談“人的文學”，卻默默編訂《希臘神話》《日本俳句選》。北京大學的年輕教師偶爾登門，他只遞上熱茶，自嘲“老之將至，惟有字紙為伴”。這樣的低調，讓外界漸漸淡忘了昔日那幕尷尬的家國對立。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心里對毛澤東那句“把他養起來”始終感念。在朋友回憶錄里，他偶有提及：“若無那一念之慈，我或早已朽于監牢。”然而，他并未公開為自己翻案。翻譯，是贖罪，也是逃遁。他曾說，譯書如舀水止渴，不能盡救，但總比空耗好。

歲月滑向1966年，“大批判”風聲漸緊，昔日漢奸之名再次被翻出。周作人選擇閉門不出，日記里寫道：“世途多艱，茍活而已。”1967年5月6日清晨，他獨坐榻上看稿，忽覺胸悶，倒身不起。傍晚兒媳放學歸來，才發現老人已僵臥半晌，終年八十二歲。

回到1951年的那張手稿，圖書館管理員撫摸著紙頁，輕聲念出譯文里的一句古希臘箴言：“人之為人，在于自省。”或許，這正是周作人晚年暗自咀嚼的味道——文字能療傷，卻也會留下記錄，昭示著一個人曾如何在時代激流中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