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800元到8800萬：博物院院長、文物店與拍賣行的文物“套現”鏈

一幅古畫在24年間價格暴漲1.3萬倍，暴利背后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國寶循環變現”游戲。

國家文物局工作組已進駐南京，對“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圖卷現身拍賣市場”等事件展開調查。南博退休員工郭禮典實名舉報前院長徐湖平將館藏真品鑒定為“贗品”，低價調撥給其兼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總店。

而這些文物隨后出現在拍賣市場上，徐湖平之子徐湘江控制的藝術品公司及關聯拍賣公司，被舉報成為這些文物的承接方。

01 天價畫作

明代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圖卷，原本靜靜地躺在南京博物院的庫房中。1959年，它和其他136件“虛齋舊藏”由龐家無償捐獻給國家。

這卷古畫有著清晰的遞藏記錄，在明清兩代由江南私人收藏家遞藏，近代被兩大頂級收藏家“過云樓”和“虛齋”收藏。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回憶，1949年曾祖父去世后，家人已聯系好軍車準備將藏品運往臺灣，但最終決定“留在祖國內地”。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幅有著數百年流傳史的古畫，在1997年5月8日被標注為“偽作”，從南京博物院館藏中剔除。在“調撥機關負責人”一欄，簽著“徐湖平”三個字。

02 院長疑云

郭禮典的實名舉報直指南博前院長徐湖平。舉報信詳細描述：徐湖平在1980年代擅自撕毀南京朝天宮庫房2211箱故宮南遷文物的抗戰封條。

這些文物在抗日戰爭時期歷經艱辛遷至南京，包含著約10萬件故宮國寶。

據舉報，徐湖平指揮專家將真跡標為“贗品”，以“調劑處理”名義低價撥給他兼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商店。

徐湖平退休后對此的回應是：“我82歲了，有糖尿病，沒參與，等上級調查。” 但當被問到1997年撥交文件上的親筆簽名時，他似乎忘了當年的白紙黑字。

更諷刺的是，2025年10月徐湖平出席公開活動的視頻中，這位八旬老人看上去精神矍鑠、聲音洪亮。

03 商業版圖

舉報材料指出的另一關鍵人物是徐湖平之子徐湘江。2004年，徐湘江在上海成立藝術品拍賣公司。

徐湘江在藝術品交易領域深耕多年，旗下控制著多家企業，構建了一個從鑒定、收藏到交易的商業網絡。

其中一家由其持股并擔任執行董事的“南京某鳳凰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曾因訴訟糾紛被法院采取強制執行措施。

更為關鍵的關聯在于“江蘇某濤拍賣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唯一股東，正是徐湖平曾擔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總店。

徐湘江在其中擔任董事，這使得徐氏家族的商業觸角，通過股權紐帶，直接嵌入了其父主管的國有文物流通主渠道之中。

04 變現流水線

根據舉報內容與可查證的商業關聯，一條可能的“變現流水線”逐漸清晰。

起點是權威“鑒定”。徐湖平被指利用其作為院長和鑒定環節負責人的權威，將館藏真品重新定性。文物被降級為“贗品”或“處理品”，為出庫掃清了制度障礙。

通道是指向性“劃撥”。這些被降級的文物，以“處理”為名，從國家庫房低價劃撥至其主管的江蘇省文物總店。那個被承認的簽名，正是這一關鍵環節的“蓋章”。

終端是市場“變現”。文物進入市場后，通過徐湘江控制的藝術品公司及關聯的拍賣公司，被“洗白”身份并以市場價格成交。

這個過程并非天衣無縫，警報早已拉響卻屢被忽視。舉報材料顯示，針對徐湖平的類似舉報在2008年、2014年就曾出現，甚至有過媒體內參，但最終均石沉大海。

自2008年起，南京博物院內部包括退休職工在內的多名人員，就曾聯名舉報過相關問題。舉報人稱曾向多部門反映，但長期未獲有效反饋。

05 藝術品洗錢

這些文物操作之所以能順利變現，與藝術品交易的特殊性密切相關。

現金交易在藝術品市場中較為常見，使用大量現金不會引起過多懷疑。同時藝術品流動性強，體積小、便于攜帶，成為理想的跨境洗錢工具。

藝術品市場價格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受藝術家知名度、經濟情況、宣傳推廣等多種因素影響，天價出售的例子時有發生。

這為犯罪分子低買高賣的洗錢行為提供了掩護。藝術品交易市場不透明，交易雙方的社會關系難以明確，使洗錢行為更容易偽裝成合法交易。

新修訂并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洗錢法》擴大了反洗錢義務主體范圍，將特定非金融機構納入其中。

但長期以來，像畫廊、美術館、拍賣公司這類藝術品交易機構并沒有法定的反洗錢義務，為不法操作留下了空間。

06 系統隱患

南博事件暴露的不僅是個人行為問題，更揭示了文博系統深層的結構性隱患。

鑒定環節的權力過于集中。館長同時是鑒定專家、處置決策人，甚至關聯企業法人，形成了“三權合一”的局面。在這種絕對權力下，腐敗幾乎成為必然。

專業壟斷加劇了信息不對稱。文博圈實行著類似中世紀行會制的規則：鑒定靠師徒相傳，標準靠口口相授，權力靠人情維系。這種封閉性使得外界難以有效監督。

捐贈制度存在明顯漏洞。博物院收到捐贈后，可以單方面鑒定為贗品，可以不通知捐贈人，可以“合法”處置。

龐家捐贈137件，5件“被消失”，連后代都要靠打官司才能進庫房查驗。

監督機制形同虛設。內部舉報能被壓17年，民主黨派公函能被“轉交處理”后無下文，媒體曝光后官方回應總是“正在調查”。

當文物從公共寶庫變為私人財產時，這套系統顯示出了驚人的“效率”。

龐家后人龐叔令在法庭上要求南博說明五幅畫去向時，南博退休員工郭禮典手持工號牌實名舉報時，他們捍衛的不僅是個人的權益，更是公眾對文化傳承機制的信任。

那些被撕毀的故宮南遷文物抗戰封條，曾經封存著一代人“文化不滅，中國不亡”的信念。如今撕毀這份信念的，不再是外來侵略者的炮火，而可能是系統內部的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