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在中國拜完抗日英雄，李在明扭臉去日本，談日韓友好，我方回應

1月7日，在訪華行程最后一天，韓國總統李在明趕赴中國上海，專門到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參觀，紀念韓國抗日英雄金九誕辰150周年，強調中韓合作抗擊日本侵略歷史。

不過，就在李在明回國當天，韓國對外公開確認，總統即將不久后訪問日本，談日韓友好，此舉引起關注。

這并不是一次隨心所欲的旅行，而是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政治博弈。

1月13日至14日，兩天一夜，看似緊湊的行程背后，隱藏著從北京到東京，再到首爾的三方暗戰。

尤其是當行程表上的地點從東京延伸到高市早苗的老家“奈良”時，這場外交大戲的味道就變得愈發微妙起來。

李在明這看似匆忙的轉身背后，到底藏著什么不為人知的無奈與算計？北京方面在那場著名的記者會上，又究竟在話縫里埋下了怎樣的伏筆？

若要看懂李在明這一連串讓人眼花繚亂的操作，我們得先把目光聚焦在那個充滿了政治暗示的地點選擇上。

按常理，一國元首出訪，東京的永田町才是正舞臺。

但這一次，日本方面特意把重頭戲安排在了高市早苗的家鄉——奈良。這一招，可謂是高市早苗手里打出的一張“親情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張企圖“捆綁”的政治牌。

把外交場合私人化、故鄉化，往往是政客為了展示特殊親密關系的一種手段。

高市早苗的小心思并不難猜：在當前中日關系因為臺灣問題等原則性分歧而陷入冰點的時候，她急需向外界，尤其是向北京展示一種姿態——日韓同盟“牢不可破”，韓國是站在日本這一邊的。

把李在明請到奈良，就是在刻意營造一種“私交甚篤”的假象，試圖借此拉來一個能夠分擔來自中國壓力的擋箭牌。

李在明真的愿意做這塊擋箭牌嗎？答案顯然沒那么簡單。

如果你回看他在上海的行程，就會發現一種強烈的反差。1月7日，在即將結束訪華行程的最后時刻，李在明特意造訪了位于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紀念抗日英雄金九誕辰150周年。

他在那里談歷史、談抗戰合作，每一個字都在喚醒那段共同對抗侵略的記憶。這種在前往日本前夕特意展示的“歷史立場”，實際上就是李在明為了平衡接下來訪日行程而提前打下的一劑“預防針”。

他在告訴所有人，無論我去不去奈良，無論高市早苗如何拉攏，韓國在歷史大義上的底色是不會變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李在明本人心態的劇變，這種變化不僅僅體現在行程安排上，更直接流露在他的言語之間。

僅僅在一個月前的“緊急戒嚴事件”一周年講話中，他還信誓旦旦地談論韓國要在中日之間扮演“調解者”和“協調人”的角色，不選邊站，力求左右逢源。

那時候的他，似乎對韓國充當地區平衡手充滿了信心。

但短短三十多天后，當1月7日他在上海再次面對媒體，被問及是否愿意為中日矛盾“斡旋”時，他的口風突然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他坦言韓方“作用有限”，并把皮球踢了回去，希望中日早日自行化解分歧。

從躊躇滿志的“和事佬”到如今的“有心無力”，讓李在明低下頭顱承認現實的，不僅僅是外交上的成熟，更是這趟訪華之旅讓他看清了“規矩”。

這個規矩，北京方面在1月9日說得很委婉，但也極有分量。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的那番話，值得每一個試圖在東北亞玩平衡術的政客反復琢磨。

表面上，對于李在明訪日，中方淡淡一句“這是韓日內政，不便評論”，給足了韓國面子。但緊接著那句“國與國之間交往，應有利于促進地區、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才是真正的雷霆之音。

這里的邏輯很清晰：中日之間目前的核心矛盾——特別是高市早苗此前在涉臺問題上的挑釁言論——涉及的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在這樣的紅線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也不存在第三方“和稀泥”的空間。

中國不需要任何國家來做這個“調解人”，唯一解決問題的路徑是肇事者認錯糾錯。

李在明是個極其務實的現實主義者，他顯然聽懂了弦外之音。

如果強行要在中日核心沖突中插手，不僅兩頭不討好，反而會引火燒身，讓韓國自身陷入尷尬境地。

承認“作用有限”，其實是一種極為精明的政治止損。

而且，就在李在明宣布訪日的當口，另一個無法忽視的背景板是：中方剛剛對日本祭出了一記重拳——禁止對日出口軍民兩用物項，甚至干脆利落地駁回了日方的交涉。

這一記“殷鑒”，就明晃晃地擺在首爾面前。它像是一個無聲的警告：任何試圖觸碰底線、或者協助觸碰底線的行為，都將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

高市早苗企圖借李在明的訪問在反制問題上獲得輿論支持，這盤棋，在李在明表態“放棄斡旋”的那一刻，實際上就已經輸了一半。

當然，李在明既然選擇在這個節骨眼上“頂風”去日本，自然也有他不得不去的苦衷和算盤。

這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一場遲來的兌現。

早在2025年10月的亞太經合會議上，他就曾對高市早苗許下承諾，要在2026年初實現互訪，后續兩國外長更是在12月把這件事釘在了日程表上。這既是外交信用的履行，也是現實利益的驅動。

畢竟，韓國雖然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但作為美國同盟框架下的一員，同時也與日本有著高達772億美元的貿易往來，李在明無法做到與日本徹底切割。

要在這種夾縫中求生存、求利益最大化，他就必須像走鋼絲一樣：一邊在中國談歷史合作，鞏固最大的貿易伙伴關系。另一邊又得跑到日本談政經交流，維系同盟體系的運轉。這也就是為什么他要在上海高調紀念金九，轉頭又去東京討論“全球局勢”。

但是，如果在會晤后的對外公報中，因為受日本裹挾而出現了針對中國的消極內容，或者涉及臺海等敏感議題的錯誤表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這即將到來的兩天一夜，對于李在明來說，絕不是什么輕松的奈良觀光之旅。

他面臨著極高難度的操作：如何在高市早苗的熱情攻勢下保持清醒？如何在討論雙邊經貿時，巧妙地避開那些日方可能設下的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陷阱？如何確保最后的聯合聲明不踩到北京畫下的紅線？

高市早苗想唱“同盟戲”，李在明只想談“生意經”，而北京在一旁冷眼旁觀，手里還握著剛收拾完日本軍工企業的“戒尺”。

這場即將在奈良上演的大戲，主角雖然只有兩個，但劇本的走向，卻早已不在他們的完全掌控之中。

對于首爾而言，最好的結果或許就是把這次訪問嚴格限定在“雙邊關系”和“經貿往來”的框架內，至于那些超出能力的“和平使者”幻想，早已隨著上海的那場冷雨，留在了黃浦江畔。

在絕對的實力和原則面前，哪怕是想做和事佬，也是需要資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