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搞政治有多費錢？田中角榮靠賣地上位，百億富翁從政敗光家產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60年代以后，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斗爭如火如荼，自民黨政權動蕩不安。為了維護保守政權，懇談會大幅度增加對自民黨的捐款。

當然，它攤派給各企業的捐款份額也隨之增加。但是，捐款用途并不明確，反而激化了黨內派閥抗爭。同時，由懇談會統一歸口捐款，并沒有解決各企業“分頭獻佛”的問題，各派閥和企業之間仍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金錢流通渠道。

另外，由懇談會明目張膽地給自民黨捐款，難免有公然相互勾結之嫌，常常受到輿論的攻擊，鑒于以上理由，財界出現經濟再建懇談會應予解散的主張。

日本經濟四團體之一的經濟同友會首先提出解散經濟再建懇談會的主張，以“政治問題研究會”的名義，于1962年1月27日發表了《關于政治刷新的中間見解》，力主解散懇談會，另行建立新的機構，改革自民黨的選舉制度，以形成所謂名副其實的議會政治。

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中山素平和同友會常任干事山下靜一也提出類似看法。他們認為，目前社會黨發展很快，自民黨只熱衷于角逐政權，派閥抗爭越來越激烈，選舉時花錢越來越多，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日本信越化學公司總經理小坂德三郎說得更明確：“我們并不是跟再建懇談會對著干，但像這種有害無益的懇談會最好不要。為自民黨花錢雖然不值得，但若社會黨上臺更危險。對財界來說，政治就像一個火柴盒，太精心保護似乎劃不來，但太粗心大意又很危險”。

自民黨得知上述動向，纈感不安，擔心財源被切斷。于是研究對策，準備制定一個“永久、穩定的財政計劃”，另成立一個新的集資機構。1960年4月成立自民黨財務委員會，首相池田勇人親自擔任委員長，委員都是自民黨核心人物及派閥領袖。

自民黨外圍組織“國民協會”成立。成立的理由是，由自民黨財務委員會單獨收集捐款，有產生腐敗的危險，應另成立一個專門負責捐款的機構。具體分工是，黨員（包括國會議員、地方議員和其他黨員)的黨費由財務委員會辦理，黨友、參贊等個人和法人的贊助費、捐款由國民協會收集，直接交黨總部經理局。

國民協會于1960年7月15日成立，目的是“對以自由民主為宗旨、為實現健全的議會政治的政黨給以資金上的合作”。當時的募資計劃是，法人會員分為5000日元、1萬日元、5萬日元和10萬日元四種，個人會員分為每月100日元、500日元、1000日元和1萬日元四種。當初曾估計，國民協會的法人會員和個人會員向自民黨的捐款數額，每月將近1.5億日元，全年可達十六七億日元。

但是，實際情況卻不盡人意。有些財界人士私露微詞：“與其給自民黨交這點不太名正言順的小費，還不如把錢捐獻給派閥更有利可圖。”

有的國會議員也認為，這種集資辦法反而會影響選票，不如不搞。個人會員也不肯出錢，說什么“讓我入會可以，但每月交100日元會費，只發給一個價值80日元的小冊子劃不來”。

所以，國民協會成立半年以后，雖然個人會員發展到1.5萬余人，法人會員發展到近千個，但實際集資只有1億多日元，還不足原來設想的十分之一，這對自民黨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

國民協會剛成立時曾提出四大目標：

在這四大目標中，前三項顯然是冠冕堂皇的口號，是為第四項服務的。但是，自民黨的財源歸根到底還要依靠財界，其他人加入國民協會只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而財界為自民黨出錢，壓根就不是“清白”的，所以國民協會“掛牌”之初，籌款指標遠遠沒有達到。

但是，國民協會成立的真正目的還是為自民黨開辟一條聚錢渠道。因為自民黨需要錢，又不能重走單獨捐款的老路，總得以新的形式統一歸口，因此，擴大國民協會在“集資”方面的作用，成為自民黨的當務之急。

1962年7月，參議院選舉在即，財界急需為自民黨籌集一筆巨款。這個任務便落在國民協會身上。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一位號稱“捐款部長”的花村仁八郎。

花村根據某財界首腦的指示，將總數為80億日元的捐款數額作為“臨時會費”分配給該財團所屬的各公司。花村擬定了一個繳納臨時會費的行業團體和行業名單，按企業的資金多少進行攤派，將來企業獲取好處時，也按攤派捐款多少取得“收益”，盡量在各企業之間公平交易、論功行賞，避免了很多麻煩。

這樣，80億日元通過給國民協會交納臨時會費的方式為自民黨提供了參議院選舉時的“追加費用”。

國民協會作為自民黨的外圍組織，在財界的支持下逐漸壯大起來。各府縣紛紛成立支部。到1964年底，除熊本縣外，全國46個都道府縣都成立了支部，由國民協會為自民黨募集的政治資金也年年增加。由1961年剛成立時的1億日元，迅速增加為1962年的6.3億日元，1963年的18億日元和1964年的27億日元。即三年之后，便超過了原來的計劃目標。

自民黨和財界是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關系，國民協會則是聯結這二者的窗口和紐帶。1969年大選時，“經團聯”向下屬各企業攤派了總額40億日元的“大選對策費”。自民黨為了維護“安保體制”，對付預計1970年可能出現的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斗爭，又要求30家大企業再捐款16億日元作為“70年安保對策費”。這樣，合計捐款56億日元，相當于1967年大選時的3倍。為此，各企業紛紛發出怨言。

于是，經團聯首腦便對下屬企業發出如下威懾之言：

56億日元捐款就這樣湊齊了。據說，在這次大選中，各企業捐給自民黨各派及政治家個人的資金也不少于56億日元，所以自民黨在這次大選中估計花了100多億日元。

進入70年代，國民協會有了較大發展。1970年7月，會員總數達8.5萬余人，其中8000為法人會員。資金的絕大部分來自法人會員，也就是財界。據統計，自民黨1969年度總收入為52.9億日元，其中35.9億日元為國民協會捐款，約占68%。其余收入為，由國庫支付的“立法事務費”2.4億日元，黨費7800萬日元，銀行借款12.7億日元。

1972年田中角榮上臺以后，更加明目張膽地推行金權政治。在1974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據說自民黨共花去500至1000億日元，是一次公認的“金權選舉”。這次選舉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自民黨和財界首腦一起動員大企業總出動，自民黨干事長親自給2000家大中型企業寫信要求贊助，財界首腦標榜“為保衛自由社會”，各企業必須“傾巢出動”支持這次選舉。

三菱集團動員下屬27家公司的董事長、正副總經理一級人物107人聯名加入后援會，成立5萬個后援會支部，每個支部長負責發展20名后授會會員，總共發展了100萬名后援會會員。盡管如此，自民黨在這次選舉中仍然慘遭失敗。

這次企業總動員式的選舉，道到社會輿論和在野黨的強刻譴責，自民黨也因此而四分五裂。財界看到自民黨大敗和分崩離析的局面，對這個“不肖之子”頗感不滿和失望。經團聯、東京電力總公司以及銀行、鋼鐵業界等紛紛表態今后不再給自民黨出錢。

隨后財界出面成立“議會政治現代化委員會”，要求自民黨解散派閥，革新政治。這樣，以募集政治資金為己任的國民協會一度陷入形同虛設的境地。

但是，從根本上講，自民黨和財界的關系是“相依為命”，互為依存的關系，誰也離不開誰。1975年3月，國民協會改組，改頭換面為“國民政治協會”。3月20日，新日本制鐵公司正式決定恢復向國民協會繳納一度停止的會費，隨后其他大企業也陸續恢復對自民黨的政治捐款。

7月17日，自民黨干事長中曾根康弘與經團聯、日本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等財界首腦商定，正式恢復對自民黨的政治捐款。年末，財界向國民政治協會提供50億日元，以抵償自民黨的銀行貸款。

據自治省正式統計，自民黨在1966-1975年的10年間，共得政治捐款880余億日元。但實際上這只是“冰山之一角”。因為自民黨的政治捐款“透明度”（公開數字在捐款總額中的比重）一向很低。例如1975年自民黨的公開透明度為77%，但據說實際上的透明度只有0.1%。究竟“透明度”多大，說法不一。一般認為，公開數字約占捐款總數的10%左右。7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財界通過各種渠道向自民黨提供的政治活動資金約在1000億日元以上。

自民黨的政治活動資金，除了通過上述懇談會、國民協會和國民政治協會的渠道直接流入黨總部之外，還以派閥資金的形式裝入政治家個人的腰包。

企業界為什么要給政治家個人或某個派閥出錢，不外有以下幾個原因：

派閥所集資金的用途，主要是派閥領袖向下屬議員提供活動經費，以此為誘餌，派閥才能維持下去。因為個人后援會、培養地盤和選舉等都需要大批經費，如果派閥領袖沒有籌集資金的能力，那么他的派閥也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資金是派閥存在的最重要前提，資金的多寡是決定派閥盛衰的首要條件。正因為如此，派閥資金在自民黨政治資金中所占比重最大，而且透明度也最低。在自民黨金權政治中，派閥資金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無底洞。

除一般意義上的派閥資金之外，自民黨的政治家還有一個獨特的財源，那就是倒賣土地和股票，這方面的“行家里手”當屬田中角榮。田中的財源，雖然也靠接受捐款，但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資金后盾——“田中家族”。

早在戰后初期，以土建為主的“田中家族”就已顯露雛形，但是田中家族的“幽靈企業”（即有名無實的“皮包公司”）為田中提供巨額不義之財的體制，還是60年代以后形成的。“幽靈公司”一直以田中或田中家族的名義從事倒賣股票和土地的活動。關于股票交易與金權政治的關系，“幽靈公司”從事股票交易時，往往以低于面額的價格買入，以當時的上市價格售出。

由于面額和時價差距很大，所以上億日元的不義之財往往唾手可得。土地更是如此，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一倒手便是上億日元的利潤。另外，有名無實的“幽靈公司”可以把所得暴利分散，以各種公司經費的名義將收益轉為虧捐，以逃避納稅。

倒賣土地牟取暴利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倒賣千葉縣富津炮臺山的一個舊陸軍營地。1964年中東產業公司以7200萬日元的價格把這塊約26.4萬平方米的國有地買到手。1973年4月11日上午，中東產業公司以9.8億日元賣給富津物產公司。兩小時后，富津物產又以12億日元的價格賣給輝伸興產公司。幾分鐘以后，輝伸興產又以15.7億日元賣給田中角榮的“幽靈公司”新星企業公司。

這樣，一塊地皮一天之內四次易手，價格由9.8億日元上升到15.7億日元。那么，田中的新星企業公司是否吃虧了呢？否！據當時行家估價，這塊地原封不動再賣出去，每平米可作價6000-9000日元，總共可賣16-24億日元。這-一帶是有名的風景區，如果近期內列為別墅風景區，這塊地的總價可達50億日元。

可見，田中只此一樁買賣就可獲得數億乃至數十億日元。田中的財源還有一個特殊的渠道，那就是來自土建業界的捐款。據向自治省的申報材料，1972年度田中共得捐款20億日元，其中50%來自土建業界。所以有人譏諷說，“田中是用搞土木建筑的方法來搞政治”。田中的錢來之于土建行業，也用之于土建行業。田中內閣時實行的日本列島改造計劃，使土建行業大發其財，田中又用土建行業的捐款供養著“田中軍團”的政治家，使政界“土建業化”。登上權力頂峰的田中角榮，也把日本的金權政治推上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一般來說，日本的政治家在從事政治活動時，是只花別人的錢。不掏自己腰包的。但也有例外，自民黨議員藤山愛一郎就是只花自己的錢，以至在從政的數年間，把父輩遺留的家產都消耗殆盡。

藤山愛一郎是財界首腦人物藤山雷太的長子，早年繼承父業，擔任大日本制糖公司總經理，在戰前戰后都是日本財界的頭面人物之一。1957年他立志從政，辭去財界200余個職務，曾任岸信介內閣外相。60年代以后，他多次競選自民黨總裁，為此賣掉幾乎所有股票、土地和繪畫等巨額財產。據說他為政治耗費的家產高達50億日元，結果屢遭失敗，終未如愿。眼看資金耗盡，出山無望，1975年退出政界，被稱為“敗家子政治家”。

藤山愛一郎的事例說明，在日本，像他這種“把絲綢手帕當抹布用”的政治家是行不通的。

他在回憶錄中曾寫道：

藤山愛一郎是一位較為正直的政治家，生前長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業，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也許因為他出身于財界，深知財界為政治捐款的苦衷，加上自身為人正直，所以試圖以實際行動在政治和金錢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

但是，從他上述這段回憶錄中不難看出，他承認失敗了。事實正是如此，恰恰是這位以自己的私產競選總裁的人，反而屢道失敗，最后落得“賠了夫人又折兵”。唯一的收獲是，最后悟出了一個道理：在日本，政治和金錢是永遠分不開的，不管錢從哪里來，用途是一樣的，殊途而同歸！藤山這段發自內心的獨白，既是對他自身仕途的反思，也是他對日本金權政治的“徹悟”，這段用幾十億日元換來的“真言”，耐人尋味！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