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大師風范泰然一生——懷念黎國彬先生

黎國彬先生走了，走得泰然也突然。8月28日，我和王黎到總醫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精神很好，正和張偉偉研究即將出版的《南開學報》英文目錄，他入院后一直惦念著他的課程，他說馬上就開學了，快些出院好去上課。講課是他一生最大的興趣。29日做完手術，一切都很順利。詎料30日晚竟與世長辭了。

黎先生是一位知識廣博的學者，是一位執著的愛國主義者，他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南開，獻給了人民的教育事業。我和黎先生相處半個世紀以上，不僅在一個單位工作，住得也近在咫尺。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同住在六里臺屬于醫學院的一棟兩層筒子樓內。住在那里的還有陳舜禮、楊志玖、張鏡潭諸先生。后來又都住在八里臺東村，再后來又搬到北村新六幢樓內，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設的。我們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談生活，談理想，談做人，談學問，相知甚深。

黎先生1942年西南聯大畢業后，即在著名的人類學家陶云逵的邊疆人文研究室任職，他背著行李，穿著草鞋，腳上打著泡，到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調查。他撰寫過頗有影響的文章《云南撒尼與阿細人的體質》。參加調查的還有邢公畹、高華年等先生。

1946年聯大復原，由西南來到天津南大歷史系的教師只有楊志玖和黎國彬。黎先生從那以后在南開園生活工作了整整57個春秋。云南的社會調查，因為路途遙遠，經費無著落，也就終止了。邊疆人文研究所搜集的材料，原文學院院長，后來擔任圖書館館長的馮文潛一直保存得很好，馮老告訴我，邊疆人文調查的中斷，實為一大憾事。

新中國成立前后，一些知識分子由于不了解中共政策或其他原因，跑到海外去了。黎先生也曾南下上海，準備離開。好幾天徘徊于黃埔灘上，反復思索，他想，如果走了，就成了流亡的華人，那種處境，那種滋味是令人難堪的，他望著黃埔上的建筑，望著祖國的大地，望著新升起的五星紅旗，他無論如何也難以下定出洋的決定，想來想去，又回到了南開園。

黎先生認真執教，根據教學需要，開設了許許多多課程，如人類學通史、地質地理學、考古學通論、原始社會史、東南亞史、外國史學史、天文學、測量學等二十余門課程，一個人一生開了這么多課，這是少有的現象，大家因此稱他為“雜家”,即博學之意。

1959年學校決定成立地理系，抽調黎國彬、鮑覺民、何自強三人組建。1961年國民經濟調整，地理系下馬，黎先生又回到歷史系任教。

1962年，印度一再挑起邊境沖突，蠶食中國領土。黎國彬和鄭天挺共同發掘歷史資料，證明印度的非法和無理，為我國外交部準備談判提供了堅實的依據。

黎先生通曉多國文字，特別是英文和法文。他和周基堃是天津兩位著名的翻譯家，則是翻譯界公認的。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決定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接納中國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成員。當時外交部急于翻譯聯合國資料，約二百多萬字，這一任務交給天津，從1972年到1976年勝利地完成了任務并在全國聯合國翻譯工作交流大會上受到了特別的表揚。此時周基堃和黎國彬還擔任翻譯拉丁美洲一些國家歷史資料的重責，他們是一批無名英雄。

整理已故的陳序經搜集的關于匈奴的資料，由曹煥旭承擔，最后也是由黎國彬、楊志玖和謝剛定稿。

黎先生執教英文期間，何止數千人從黎先生那里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歷史系辦了幾年文秘班，主要授課者是黎先生。后來又有專業英語的設置，對象為博士生和碩士生，仍由黎先生主講。黎先生對人對己要求嚴格，一字一句地修改同學的作業。認識或不認識的青年人都向他求學問，一起工作的同仁都向他求教，無不一一得到幫助。學生作業的分數，大都在六七十分，沒有超過八十分的。這在分數貶值的今天是頗值得效法的。

改革開放后，滕維藻校長請黎先生出任圖書館館長，他慨然應允。從1979年到1984年幾年功夫將圖書館整頓得井井有條。他所策劃的圖書館工具書閱覽室是當時華北各校最好的閱覽室，受到各界稱贊。

《南開學報》的英文目錄、提要、關鍵詞一直由黎先生承擔。但他從不接受報酬，他認為這是他的職責。他意識到自己年事已高，學報翻譯必須后繼有人，于是在歷史學院物色了五位外文基礎較好的年輕人，即張偉偉、葉民、王以欣、夏俊霞、鄧麗蘭，施以特別訓練，教授翻譯技巧。6月底，他給這幾位接班人還講了一些梵文翻譯問題，還特別贈予每人一部新出版的漢英詞典，可見其對青年人希望之殷切。

黎先生是一位正直、誠懇、熱情的學者，很討厭那些夸夸其談、自吹自擂的人。在我擔任系主任期間(1972—1985)所召開的多次老教師會議上，他敢于直言，批評有的教師不好的作風，對有的青年人不能掌握外文，引以為憂。他慷慨解囊，將自己積蓄的一部分捐贈給西南聯大校友會及希望小學，一部分給自己的親屬。我記得1969年，我們從完縣南五侯村回校，一位東北籍同學向他借錢，他就將自己的存折拿了出來，讓其到銀行去取，他從不要求歸還和回報。

我應該感激黎先生的是，“文革”中，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有三年時間，特別是運動伊始，人們都和我劃清界限，對我仇視并射出鄙棄的目光，沒有人敢和我講話，1969年八九月間我沿著第一教學樓行走，去接受“勞教”,走著一條不是路的路，比較僻靜。我被剃了陰陽頭，把恥辱埋在心頭，忽然碰見了黎先生，他囑我：“晚上說話小心，屋外有人監視。”說著就走了。處于逆境的我得到這樣的關懷，永世銘記心懷。

我的良師益友走了，他永遠地走了。離開了我們。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師，而其為南開爭光，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黎國彬先生，安息吧！我于悲哀中，略述先生的言行，以益后人。

原載《南開大學報》，2003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