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是“兔死狗烹”還是“自作自受”？

商鞅，一個讓秦國上下畏懼的“商君”，在逃亡之夜，被自己親手制定的律法擋在客棧門外，以謀反之罪被殺，最終落得車裂族滅的下場。這不僅是權力的坍塌，更是一種終極諷刺——他成了自己完美制度里祭品。

上學時課本里的商鞅，是 “果敢的改革先驅”，是推動秦國從 “夷狄小國” 變身 “諸侯畏懼強國” 的功臣，我曾一直為他的結局惋惜。可讀了《資治通鑒》《史記》和《商君書》，才發現他的悲劇根本不是 “兔死狗烹”，而是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說句實在的，真不算冤，甚至可以說該有此果。

商鞅的一生

商鞅本是衛國庶出的國君后裔，原名衛鞅，早年投身魏國國相公叔痤門下做門客。公叔痤非常欣賞他的曠世之才，彌留之際勸魏惠王：“衛鞅有經天緯地之能，要么重用他執掌國政，要么務必殺之，若讓他投奔他國，必成魏國心腹大患。”可魏惠王只當老臣病糊涂了，完全沒有在意。

那個時候的秦國還只是一個小國，地處雍州偏僻之地，被中原諸侯視作夷狄，連會盟都無緣參與。秦孝公一心圖強，下求賢令：“能獻奇計強秦者，封高官、分土地”，誠意滿滿。衛鞅聽聞后，西入秦國，經過寵臣景監三次引薦，終于見到孝公。他先獻上帝道、王道，孝公聽得昏昏欲睡；直到拋出富國強兵的霸道之策，孝公才精神大振，膝行向前，跟衛鞅暢談數日不厭，隨后決定重用他推行變法。

變法之初，舊貴族群起反對，甘龍等人以“循舊俗則民安” 為由阻撓。衛鞅力排眾議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夏商周三代禮制不同卻皆稱王，春秋五霸法度各異卻均稱霸，堅定了秦孝公變法的決心。為了取信于民，他在國都南門立了一根三丈的木頭，許諾誰能搬到北門賞十金，百姓們都很遲疑，他又加價到五十金。一個人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把木頭搬過去，衛鞅當場兌現賞金，瞬間樹立起法令的權威。

可變法推行后，衛鞅的冷血刻薄盡顯無遺。他制定腰斬、連坐等嚴酷刑罰，焚燒儒家經典、禁止私學，嚴控思想，直言“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將百姓馴化為只知耕戰的“工具”。太子觸犯新法，他無法懲處太子，便直接拿太子的老師開刀：將公子虔處以劓刑（割去鼻子），在公孫賈臉上刺字，全程沒有半分通融。哪怕公子虔是宗室重臣，他也絕不留情，只為震懾舉國上下，讓法令 “無人敢違”。

變法十年，秦國雖“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但整個國家變成了一臺高效運轉的戰爭機器，社會失去活力，人情消亡。當最初抱怨新法的人轉而稱贊時，商鞅卻說他們是“亂化之民”，將其全部流放。在他眼中，民眾沒有議論的資格，只有服從的義務。

為了打贏魏國，他以會盟為由欺騙曾經的同僚公子卬，趁機俘虜了公子卬，大敗魏軍，魏惠王被迫割讓河西之地求和，遷都大梁時悔恨不已：“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 而衛鞅對此毫無愧疚，反而因戰功受封商地，從此改稱“商君，商鞅”。

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駟即位為秦惠文王，被他處罰過的公子虔等人立刻聯合舊貴族告發商鞅謀反。他逃亡途中想住旅店，店主直言“商君之法，無憑證留宿者連坐”，斷然拒絕了他。逃奔魏國時，魏人記恨他昔日的欺詐之仇，不僅拒不接納，還將他遣返秦國。走投無路的商鞅起兵反抗，最終在黽池被殺，尸體被車裂示眾，全族覆滅。

司馬光的評價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肯定了“徙木立信”，因為“信”是君主的“大寶”。但他尖銳指出，商鞅的“信”是工具化的，其根本目的是“畜民”以供驅使，而非“保民”以安天下。商鞅的一切手段，嚴刑峻法、禁錮言論、背棄盟約都是“霸術”。這套方法在“戰攻之世”可收奇效，讓秦國迅速強大，但它摧毀社會信任、積累深層矛盾，制造恐懼，而非培養忠誠；榨取民力，而非贏得民心。所以司馬光說，商君尤稱刻薄，自作自受。

商鞅的“刻薄寡恩”是“治道之失”，眾叛親離，被君主追捕，被國家處決，被天下唾棄，是他“舍德任法”的必然結局。商鞅的悲劇不是個人命運的不公，而是錯誤治國哲學的結果。他的經歷警示后世統治者，長治久安，必須“德禮為本，法制為輔”，仁政與法治并濟，方能真正守住江山。

拋開宏大的歷史敘事，商鞅的一生也提醒我們普通人，做事切忌做絕，留有余地，不僅是給別人臺階，也是給自己留扇窗。無論在職場還是生活中，再完美的制度，若完全無視人性的溫暖與復雜，終將反噬。管理團隊也好、與人合作也好，讓人“心服”遠比讓人“畏懼”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