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在臺灣問題上交鋒后,中日第二輪爭端正式開打。近日,我國商務部宣布加強對日本軍民兩用產品出口管制,緊接著,又對原產于日本的進口二氯二氫硅發起反傾銷立案調查。我國采取的這兩項措施就是對日本涉華挑釁的堅決反制。與此同時,另有媒體放風稱,我國正在考慮進一步收緊對日本出口的中重稀土相關物項許可審查。這一下,高市內閣真的坐不住了,急忙派人赴美“求援”。
先是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11號赴美訪問,之后是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計劃15號赴美與美國防長赫格塞思舉行會談。在赴美訪問前,片山皋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日本應該與美國和歐洲合作建立稀土供應鏈,并宣稱要“剝奪中國‘武器化’稀土的能力”,打造一個由所謂“正常民主國家和市場經濟體”組成的稀土市場。換句話說就是,先廢掉中國手中王炸——“稀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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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日本方面這么著急的“求援”,是因為我國的這兩手反制直接對日本軍工形成精準打擊,可以說讓日本軍工面臨“截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供應鏈斷裂與生產停擺。日本軍工對中國戰略材料的依賴呈現“全面且關鍵”的特征,例如,鎵、鍺依賴度分別超85%與近100%,鎢制品等導彈、戰機核心材料進口量占中國出口總量近三成。在管制措施實施后,日本軍工17項重點項目面臨斷供風險,F-15J 升級與高超音速導彈部署推遲至少兩年,F-35交付也因稀土永磁短缺持續延遲。再加上我國“穿透式管制”禁止第三方轉售,徹底堵死日本繞道獲取的可能。
其次,成本飆升與預算低效。由于我國掌控全球92%的稀土加工產能,在冶煉分離、磁材制造等環節的規模與技術優勢無可替代,日本若轉向第三國采購,不僅價格上漲3-5倍,且面臨質量不穩定、運輸周期長等問題。這就導致日本大量防衛預算被額外成本擠占,進一步削弱擴武實際效能。另外,日本企業出現恐慌性囤貨,去年11月中國對日本稀土磁鐵出口量環比暴漲34.7%,但這種短期庫存依舊難以掩蓋長期供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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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發節奏打亂與技術受限。我們要明白,先進武器研發首先是需要穩定的材料供應支撐的,而在我國管制措施實施后,日本被迫調整裝備設計、驗證替代方案,這就導致高超音速導彈、六代機等項目研發周期拉長。雖然日本在實驗室層面實現部分稀土元素提純,但重稀土精煉技術未突破,而且缺乏規模化生產能力,無法滿足軍工研發的穩定性與量產需求。同時,日本與美國的軍事技術協同也因供應鏈問題受阻,其所謂“軍售元年”計劃也因裝備產能不足落空,技術迭代節奏被明顯打亂。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才會急于向美國“求救”,尋求與美國以及其盟友合作,構建所謂“非中稀土供應鏈”,一方面擺脫中國對日本軍工與高端制造的材料制約,為其擴武與軍事自主松綁;另一方面借美日同盟強化自身政治影響力,轉移國內經濟衰退壓力。那日本的這一目的能達成嗎?就目前情況來看,顯然是不可行的,原因有四:其一,我國全產業鏈與規則壁壘雙重鎖定。我國不僅掌控稀土開采—冶煉—深加工全鏈條,更是通過2025年新規構建嚴密監管:含0.1%以上中國稀土或采用中國技術的產品出口都需要咱們許可,并且禁止為境外稀土相關產業提供技術支持與服務。日本即便找到替代礦產,也難以規避中國技術與規則的約束,而我國在稀土領域的專利數量遠超美國,技術壁壘短期內無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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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經濟與產業代價超出承受范圍。日本汽車、電子等支柱產業與軍工共享稀土供應鏈,如果與中國徹底切割,日本汽車產業將面臨巨額虧損,企業與其國內輿論難以承受。另外,日本勞動力短缺問題凸顯,制造業相關專業就業率下降,也制約了替代產業鏈的建設速度。
其三,美日澳聯盟結構性短板無法彌補。美國傳統盟友澳大利亞國內的稀土儲量雖大,但環保審批周期長、加工依賴中國技術;而日本自身的提純技術產量低、純度不足;美國分離廠建設滯后、成本高企,唯一的稀土礦80%產量仍需要送往中國加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想要在短期內擺脫對中國稀土供應鏈的依賴,顯然是不可能的。
其四,國際規則與現實利益制約。我國加強對日本軍民兩用產品出口管制及稀土管控,這完全符合《出口管制法》與防擴散義務,美日難以在多邊框架內否定我國合法性;而美國自身軍工也依賴中國稀土相關供應鏈,不會為日本利益犧牲自身核心利益,所謂“稀土聯盟”更多是政治表態,實際合作進展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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