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jiān)守自盜，扣點績效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入夜）

乾隆三十九年，夏天，準確說是夏夜。

京師悶熱難耐，北京夏天有多熱，那就甭說了。

已經到了深夜，但是京師四庫全書館內卻是燈火通明，一眾翰林院的編修還在加班。

加班干嘛呢？他們正忙著從一套巨大的古籍中輯錄摘抄失傳的文獻。

這套古籍那太有名氣了，正是明成祖時期編撰的《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牽頭修的一套書，負責具體工作的是解縉和姚廣孝，這是一套非常牛的類書，全書22877卷，11095冊，字數(shù)有3.7億之巨，收集了從先秦一直到明朝的各種書籍也得有七八千種。

書修完之后，就放在宮里，到嘉靖年間，又抄錄了一個副本，也就是說永樂大典有兩套，但是從明中期開始就陸陸續(xù)續(xù)的丟失損毀，明末天災人禍，戰(zhàn)亂不斷，又丟了不少，后來正本徹底丟了，到清朝乾隆年間，永樂大典只剩下八九千冊左右。

編修們干嘛大晚上不下班，要輯錄永樂大典呢？很簡單，因為乾隆皇帝要修另外一套書，叫《四庫全書》，編修們奉了皇帝的命令，要把永樂大典里的一些書籍，摘抄收錄到四庫全書中。

這些編修里，有一個叫做黃壽齡的，他分包的工作是，從大典中摘抄出《考古質疑》和《坦齋通編》兩部書。

這兩部書，原文記載于大典的六冊之中。

黃壽齡白天抄了不少，但是這個工作量實在是大，因為考坦二書，成書于宋代，而且是宋代比較大部頭的書了，字很多，黃壽齡怕抄不完，他在宮里抄到半夜，后半夜回家，他直接就把這六冊大典帶在身上，想要在家里也趕一下工作進度。

黃壽齡的家在京師何處，那不太清楚，但是可以知道的是，他從宮里出來之后，途經米市胡同，就是現(xiàn)在北京中信沁園那一塊，他突然肚子痛，他趕緊叫車夫停車，自己下車找了個隱秘的地方解了手，這才松了口氣。

從壞肚子到解決完回來，也就十來分鐘，但是等到黃壽齡回來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自己車上的包袱沒了。

包袱里，是筆墨紙硯，那不貴，丟了也無所謂，但是糟糕的是，自己把那六冊的永樂大典也裝進包袱里了，這東西弄丟了，那是殺頭的罪過，是滔天大禍。

這把黃壽齡給嚇的，趕緊四處尋找，他問車夫，問路人，問來問去一無所獲，他就返回原路尋找，直找的天都亮了，六冊大典卻是毫無蹤影。

很顯然，東西叫人給偷走了。

案發(fā)之后，得知丟書的乾隆皇帝是勃然大怒。

（乾隆皇帝）

皇帝是怎么知道這個事情的呢？很有意思，黃壽齡丟書之后，馬上他就報告了負責修書的單位四庫館，但是四庫館過了很長時間，才把情況匯報給皇帝。

黃壽齡是當月十三日丟的書，到當月二十五日，皇帝才知道書丟了。

您想想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過了倆星期才告訴皇帝，四庫館明顯是在幫襯黃壽齡。

給他倆星期時間，書找回來了，相安無事，虛驚一場，實在找不回來，再報告皇帝也不遲。

皇帝呢，他非常的生氣，早一點晚一天告訴自己，那都無所謂，主要是啊，宮里的這些大典，很多都是朝廷從民間搜集來的，當時搜集到宮里的時候，朝廷也跟老百姓說了，說修完四庫全書，大典就還給你們，結果現(xiàn)在還沒修完，你就把人家的書給弄丟了好幾套，你這也太不像話了。

你這導致朝廷威儀掃地，信譽也沒有了。

最后皇帝還說：

《清高宗實錄·卷九百六十一》：永樂大典為世間未有之書，本不應聽纂修等攜帶外出。況每日備有桌飯，各員飽食辦公，盡一日之長，在館校勘，已可不誤課程，原無藉復事焚膏繼晷。

這單位都有飯有菜有伙食，還不夠你們吃的，你們加班就加班，在單位加班就行了，干嘛還要回家熬夜呢？而且你們憑啥把永樂大典這種千古奇書帶回家？真是好大的膽子。

皇帝痛罵了黃壽齡一頓，馬上叫步軍統(tǒng)領英廉立案偵查。

皇帝要查，那就查唄。

但是怎么查，是個難事兒，因為案發(fā)是半夜，沒有目擊證人，那時候也沒監(jiān)控，什么線索都沒有，這可把英廉給急壞了，皇帝是要求限期破案的，就給自己個把月時間，到時候偷書的抓不到，六冊大典找不回來，自己肯定是要挨收拾。

但是說出來您都不信，英廉全城搜捕，一無所獲，他都要絕望了，結果這六冊大典，自己回來了。

就在黃壽齡丟失六冊大典的半個多月后，七月十五，正值中元節(jié)。

中元節(jié)嘛，京師有放河燈祭奠親人的習俗，因此御河橋畔人來人往，河燈點點，非常熱鬧，也是到了半夜，有人在橋邊就發(fā)現(xiàn)了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嗨，正是那丟失的六冊大典，是完好無損，一張紙都沒少。

雖然人沒抓到，但是好在，東西找回來了。

六冊大典找回來之后，乾隆皇帝自己還分析，說這個偷書的人吶，他肯定是拿著贓物去賣來著，但是這種書誰敢收，誰也不敢，他換不了錢，放在身上又怕被查到，所以趁著過節(jié)人多，就把書還回來了。

皇帝這么說，其實是為了挽尊，其實乾隆不是沒有想過，本案有可能是黃壽齡監(jiān)守自盜。

如此國之重寶，民間誰敢下手？誰敢出手？

能得手，而且能讓朝廷追查無果的，多半是內鬼。

早在乾隆初年，朝廷就清點過一次大典的存量，點來點去，發(fā)現(xiàn)怎么比清初的時候還少了一千多冊，這實在是很奇怪。

您要知道清人也把大典視為國寶，對于大典都是嚴格保存的，還有專人看守，丟一冊兩冊還情有可原，怎么能丟這么多呢？

（永樂大典）

乾隆當時就懷疑，說圣祖爺（康熙）在位的時候，非常寵信兩個文臣，一個是王鴻緒，一個是徐乾學，這兩人經常以修書之名借閱大典，搞不好就是他們借了沒還，自己偷偷留下了。

不過乾隆也沒追究，一是這個事情時過境遷，難以倒查，二是因為在清代官場，書籍的地位是很特殊的。

在當今社會我們認為，你偷公家的書和偷公家的錢是一樣的，都是盜竊，但在當時的很多文人看來，偷錢那是盜賊，那很可惡，但是偷書，書是風雅之物嘛，怎么能叫偷呢，只能叫借，而借書不還，頂多算是雅癖，不能算違法犯罪。

包括說《大清律例》中也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清代的法律關于偷竊，主要是錢糧，軍械這些東西，書籍則處于模糊地帶，很不好定罪。

黃壽齡負責修書，這本來就是皇帝指定的重點工程，這個工作很有前途，以后誰也說不上黃壽齡何處高就，英廉也不想要得罪黃壽齡，而且有一個細節(jié)值得注意，那就是英廉不僅在步軍統(tǒng)領衙門上班，他還兼職四庫館的一些職務，他其實是黃壽齡的上司，查來查去這都是自己單位的事情，所以寧肯找不著，也不能往黃壽齡的身上查。

除了大臣們會偷書之外，負責看守的官吏們也會監(jiān)守自盜。

清代的時候，有一部分大典就被放在皇史宬里，這個皇史宬是明清兩代的國家檔案存放處，不僅有大典，很多重要的文獻都在這里放著，很多大臣來這里辦公，順手他就偷走幾本，那也沒人知道。

包括負責看管皇史宬的兵丁，他們也偷東西，只不過他們不偷書，而是偷別的，作者以前寫過一個案子，有幾個在皇史宬里做事的雜役，在皇史宬里偷了好幾年，柜子上的鐵皮，銅環(huán)，建筑主體的金屬裝飾物，甚至是瓦片上的銅釘，都叫他們給偷走了。

黃壽齡案件過去二十年之后，乾隆五十九年，朝廷對大典進行了一次全面的盤點：

遵查《永樂大典》止有一部，現(xiàn)在翰林院衙門收貯，原書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除原缺二千四百四卷，實存二萬四百七十三卷，共九千八百八十一本外，有目錄六十卷，查卷首載永樂原製序文及姚廣孝等原進表文。

就是說，到乾隆末年，大典還剩下九千八百八十一冊，比原本的全書少了約一千二百冊。

其實您看這個數(shù)量還是很多的，但是到咸豐年間，再一盤點，已經丟了一半了，再到光緒年間，只剩下三千多冊，八國聯(lián)軍侵華，大典被搶走不少，被焚毀不少，只剩下六十四冊。

當年一萬多冊大典，如果把它們并排平放，可以鋪滿好幾個足球場，如果摞起來，可以摞一個兩百多層的高樓。

但官吏的私竊，看守的疏懶，戰(zhàn)火的焚掠，外寇的劫奪，每一次動蕩，都在蠶食這部巨著的魂魄，即便是在全世界范圍內，現(xiàn)存的永樂大典數(shù)量，也不過四百余冊，不足原書的百分之五。

所以，當我們在談論永樂大典的流失時，我們不是在談論數(shù)字的減少，數(shù)字畢竟太抽象了，我們其實是在描述一座曾經矗立于人類文明地平線上的，超過無數(shù)的摩天樓的智慧巨塔，消失的過程。

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書。

參考資料：

《清代御批檔案》

《清高宗實錄·卷九百六十一》

黃煌,胡澤匯.藏在《四庫全書》里的文治密碼.湖南日報,2025

張璞.從檔案文獻看乾隆時期裁切《永樂大典》書頁問題.北京檔案,2025